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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静静躺在本部大楼的东南角。新馆被命名为“黑盒”，寓意飞机失事的“黑匣子”，记载真相的容器。它在场地中坍塌、下陷，撕裂，仿佛大地被锋利的手术刀切割开来，形成永不磨灭的伤痕。
从大兴土木到仓皇溃败，从杂乱无序再到重归空旷和平静，这80年都发生了什么？湮灭的证据被重新打捞，埋藏的姓名被重新发现，泣血的砖石被重新树立——1982，对许多人来说，是故事的起点，也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的先声
七十多年前，如果坐上吉林拉法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到了双城的周家站，必须拉上窗帘。过了哈尔滨的孙家站，才能重新拉开。这段铁路线因此被称为“六十里地国境线”。
车厢内有日本宪兵看守，严禁向窗外张望，否则有可能被当作政治嫌疑犯，投入日伪警察署和宪兵队——方圆120平方公里内，未携带特别居住证明者同样如是——等待他们的终点，或许是距离平房站四公里左右一栋四方楼里的特设监狱和手术台，是冻伤实验室和毒气室。
最后，是焚尸炉。
至少3000人在此化为青烟，无望逃离那刺眼的白瓷砖墙。直到1945年8月11日七三一部队开始溃逃，也概不例外。差别仅是，焚尸炉不够用了。他们是未及使用的×××号“马路大”（日语中意为“圆木”，引申意为“实验品”），临死仍无名姓。少年队员们忙活了一天，拖拉硬拽，就地掩埋，或抛掷河中。
突然一声巨响，四方楼塌了，兵器班、动物舍都在燃烧。接连几天，不断有建筑物爆破，东乡村里一片火海。有“汉奸”和普通劳工被杀，有劳工集体大逃亡;也有部队成员及家属，因挤不上逃亡的15班列车，而不得不喝下死亡的毒酒。
全身而退的本部成员约2500人，该部队及关东军骨干成员12人被俘，在苏联和沈阳受审，除一人自杀外，其余最高刑期25年，刑满即释放回国。
1997年中国首次发现“特殊移送”档案以来，录得确切的遇难者1569人;最后一个七三一部队中国劳工在2016年去世，留下证词的共计182位;新世纪初，中方接触到的与七三一部队相关的队员、陆军医院系统医护人员、宪兵、特務、警察，还有约40人，前两年有报道说这些人均已去世，实际已知还活着的还有两人，新的人员线索今天还在涌现，截至目前中日双方共计在日本国内取证80人。
但无论如何，作为这部反人类罪恶史的见证者，72年间，能从各自国度的“失语”中走出的，仍是少数。
日本战败37年后，刚在东京出版《恶魔的饱食》引起举国轰动的著名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专程来到哈尔滨平房访问，继续他的七三一部队调查。那时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还是哈尔滨25中学，一下课孩子们就挤在楼前的空地上欢闹。见到此景，森村诚一按下了手里的相机快门。
直到2015年日本战败70周年之际，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规划范围法定为1.68平方公里，包括四方楼在内的许多埋在地下的断壁残垣，才得到考古发掘，而重见天日。哈尔滨平房的人们，祖辈被日本人强制迁出，现在他们又陆续为遗址保护的大规模拆迁让步。
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的陈列馆新馆“黑盒”，静静躺在本部大楼的东南角。建筑师何镜堂这样介绍他的团队设计作品：寓意飞机失事的“黑匣子”，记载真相的容器。它在场地中坍塌、下陷，撕裂，仿佛大地被锋利的手术刀切割开来，形成永不磨灭的伤痕。
从大兴土木到仓皇溃败，从杂乱无序再到重归空旷和平静，这80年都发生了什么？湮灭的证据被重新打捞，埋藏的姓名被重新发现，泣血的砖石被重新树立——1982，对许多人来说，是故事的起点，也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的先声。
黑暗大门
因为《死器》的写作涉及原子弹爆炸，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七三一部队。文章连载发表后，一位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写信给他，称他所写不完全准确，如有兴趣可以联系。由此，森村诚一投入2000万日元追踪调查，从日本追到美国，再到中国。
一扇遮掩了几十年的黑暗大门向他开启。
森村诚一在“三部曲”的首部中披露，数千个中国、蒙古、俄国、美国以及混血的俘虏被人为感染上了鼠疫、伤寒、赤痢、瓦斯坏疽、出血性败血热、霍乱、炭疽热、野兔病、天然痘、恙虫病、马鼻疽、梅毒，还有人被注入马血，被长时间照射X光破坏肝脏，被做冷冻实验，被活体解剖，“总之全被强制地活活整死了。”
日本学者松村高夫曾写道：“他们被剥夺了名字，而称之为‘圆木’（日语音译为“马路大”），一根两根地被计数，成为细菌战的研究对象，全部消逝在实验台上。”在森村的书里，这些“实验材料”的消耗速度大概就是两天三个。
而在七三一部队那些医学博士公开发表的论文里，涉及活体实验数据，都以“满洲猴”、“长尾猴”来指代。动物本身也有代名词，比如老鼠叫馅饼，跳蚤叫大米。它们都用于制造大规模细菌战武器。
在“马路大”被投向焚尸炉前，有的逐个脏器被活取，泡在大小不一的专用玻璃容器里，有的剩下整副骨架，挂在研究室的墙上展览。而不远处的总部大楼二楼，却专门有一间安灵室，正面为祭坛，供奉那些在准备、研究和使用细菌战过程中死亡的七三一部队成员遗像。 为写作《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及其助手下里正树历时多年，采访到原七三一部队队员31名，但他们无一例外要求不公开姓名、身份、住址。森村诚一也信守了承诺。
事实上，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溃逃前，下了三条训令：不得讲出自己的部队履历;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得相互联系。意即“把秘密带进坟墓”。但到了80年代，老兵之间还是联系了起来，此前也已成立了一些战友会组织，如“精魂会”（原七三一部队干部组成）、“房友会”（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员组成）和“波空会”（原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队员组成）。
森村诚一在书中写道：1981年9月5日，召开了“关东军满洲七三一部队第一次战友会”。会上，有人赞扬聚会发起者“很有勇气”，而对方直说，“哪里，即使知道我们是七三一部队的人员，也不必提心吊胆，我们只不过为了国家进行了作战而已。”终于也冒出了这样的发言：
七三一部队在平房的设施，后来怎样了呢？我想谁也不会清楚的……那些建筑物都被炸了，而且是用炸药炸的，可以说是彻底炸光了。那个“马路大”小屋又怎样了呢？最后撤退时，有人主张用毒气杀死他们，有人想用水淹死他们，其说不一呀，后来还是用手枪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枪毙了，总之，证据全部被消灭了……
这也促成了1982年9月森村诚一访华。日本舆论对他的质疑声中就包括，“仅靠听说就能写出《恶魔的饱食》吗？”实地调查当然是最可靠的。他在平房呆了兩天，回到住处哈尔滨和平邨宾馆，为将来在中国出版的汉译本《魔鬼的乐园》（《恶魔的饱食》的其中一个译名）写下序言：“本书在贵地进行翻译、出版，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翻译都更有意义”，“将架起一条中日友好的长桥，它如能对殉难志士的忠魂略有所慰，作者则不胜欣喜之至。”
次日他就到了北京，见到时任文化部部长夏衍，并提出保护七三一旧址的一些意见。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都下发了通知，要求把“哈尔滨细菌工厂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11月6日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的复信中写道：“前阅《恶魔的饱食》作者前往哈尔滨日本细菌试验旧址，看到均已盖了工厂，仅存地下实验室遗迹。此事望告黑省委宣传部和文物局着意保护，并作为群众尤其青少年教育场所。”
在此背后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是，1982年日本出现新一轮教科书“改恶”。当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诸如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等修订，引起中方的警觉。
那次访华，森村诚一向中国捐赠了100万日元。至今，日本友人通过各种途径向七三一陈列馆捐款累计两千多万日元。
“我们那时在干什么”
“不得不访问平房这个地方，这是令人产生像圣地耶路撒冷那种乡愁的矛盾心理所促使。这里应该是日本人发誓不再重犯战争罪恶的圣地。”《恶魔的饱食》第三部中，记录了森村诚一访华的全过程和心路。
当时整个平房区，谈得上全面了解七三一部队情况的人，只有平房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韩晓。在政府安排他接待森村诚一前10个月，他已通过日中有关人士给森村诚一去信，表示希望在哈尔滨市翻译《恶魔的饱食》，并保存七三一部队的遗迹，以免淡化战争的记忆。因此在森村诚一看来，这次见到韩晓，可谓相见如故。
韩晓出生于1937年，与抗战全面爆发同年。早年他是国营伟建厂（现“哈飞”）的职工，宿舍就是七三一本部大楼。他的小儿子韩建民告诉我，1955年，父亲在本部大楼一楼的新华书店售书部，第一次看到《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对七三一部队产生了兴趣，平时喜欢问问老人过去的事，早在60年代初就在报纸上发表过相关文章。
韩晓第一次参与外事接待是在1978年。一批日本侵华老兵来到了四方楼的断壁残垣前，他们来自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第五次友好访问团。韩晓由此认识了原东安宪兵队长上坪铁一，在书中记下了当时的许多细节。
座谈会上，上坪铁一抢着发言“谢罪”，自称当年“利欲心很强”，为换取上司赏识重用，把抓政治犯当成砝码，仅1944年下半年经他批准被送到平房石井部队的中国爱国者就有22位。“这些无辜的中国百姓虽然惨死在‘细菌屠刀’下，但等于是我杀害的。”说完，他如坐针毡，急于要求到七三一部队“特别监狱”遗址看看。
“东北光复初期，建筑物残迹尚存，如今大部分被夷为平地了。”韩晓在现场向一行人介绍着，上坪铁一听完沉默不语，特意带来一同参访、接受教育的儿子就站在身边。上坪铁一从他手中接过一束白花，随即插在残壁上。来访的日本老兵都站成一排，不约而同地双手合十，为殉难者静默三分钟。上坪铁一口中喃喃，“对不起，中国抗日英雄们！我向你们谢罪来了！”说完放声大哭。
1982年森村诚一访华后不久，哈尔滨市成立平房区文物管理所，由韩晓任所长。次年，黑龙江省将七三一部队旧址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拨付10万元经费用于旧址保护、调查资料、举办展览、树立保护标识等工作。
1983年8月2日，撤销文管所，成立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罪证展览馆，韩晓改任馆长。1985年又更名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2003年馆名改为现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最早时，馆里连馆长韩晓只有三人，直到90年代初才增加到13人。现任馆长金成民回忆，他1990年从中学调到陈列馆时，办公地点就在原七三一本部大楼二楼东侧的石井四郎办公室，是原来平房区电话局腾出来的，“大家都挤在一块。”正对的楼下一间就是陈列室，正式的展览刚刚办了五年，整个加起来不足200平方米。
文物的收集和整理、库房的保管备案登记、陈列馆的展陈还有繁忙的接待，让每个人都身兼数职。那时每年光日本访问团参观人数就可以达到九百多人，每年参观总数则在两万人次。金成民说，当时研究部有三个人，但做七三一问题学术研究的主要就是韩晓和他。 “当时我们在实证的调查取证和研究这块，不如日本方面重视，而且日本的重视还不是国家行为，只是民间个人意志，所有费用都是自费。”金成民后来专门提出过“三多三少”的问题——无论研究机构、人数、成果数，都是“日本多中国少”，“日本是加害国，中国是受害国，但从研究状况来看我们感觉非常被动。”
“如果那时候中国专门研究的人就是韩晓和我的话，日本可能至少有上百人。”金成民感叹，“我们只有一两本研究成果的时候，日本已经铺天盖地。森村诚一的书在81、82年已经畅销日本，我们那时在干什么？”
劳工的证言收集
刚建馆时，韩晓想到的第一步就是去北京，找中央档案馆收集苏联伯力审判和沈阳审判的战犯口供档案。他还记得，1951年办过一个细菌战展览会，结束后展品大部分由卫生部保管，也要取回。这些他都办到了。
不过真正的“宝矿”还在身边。韩晓在日记中回忆，“当时一无所有，只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冒着严寒下乡去搞调查，并征集罪证实物。路途较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乡下又没有吃饭的地方，只好饿着肚子，一跑就是一天。”
原中国七三一部队劳工的证言收集，从1982年就开始了。一张张设计精美的“专题采访记录”稿纸，如今在七三一新馆展览中可以看到，且都经过法律公证。
要取得它们，绝非一日之功。五百多个在世劳工的记忆散落在平房及四周乡野。在七三一陈列馆办公室工作了六年的金士成，曾写过论文研究这些劳工的坎坷经历：他们多是平房地区农民，战时农地强征、房屋强拆，被迫无偿提供劳动。吃穿住环境都极为恶劣，从事繁重的工作，常常挨打，整日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恐惧和压抑中。而战后，“其后辈在特殊历史时期因这段经历又遭受不公待遇，并改变生活方式和命运轨迹。”
当韩晓找到他们，请他们“作证”时，他们犹如惊弓之鸟。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两人张朝卿、裴文财，都当过劳工小班长，异口同声说，“我们还戴着在押犯的帽子，还‘坦白’什么？！”
韩晓当然知道，他们有“在押犯”字样的供词还保存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馆，甚至中央档案馆也有他们此类问题的材料。“我看了他们的交待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罪行，而是地地道道的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证言。”
自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1539号命令，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七三一部队周围五公里左右都是特别控制的“无人区”，加上外围一般控制区，特别军事区域共计120平方公里。没有居住证明书不准停留，就连田里劳动的农民，也得随身携带特别居住证明书。因此，劳工成为唯一见证七三一部队情况的中国人，他们的证言对日后遗址区的考古挖掘起了关键作用。
韩晓在未出版的自传中写道，他先后访问了190名当年的劳工，其中三十多名提供了重要证言。他们的记忆里有许多看不懂的怪事：莫名其妙的大木箱，计算人体尺寸数字的“川上班”，用10个老头养虱子，装着血粉的铝箱，还有土陶弹壳……
山边的疑惑
《恶魔的饱食》在日本总销量达300万册，其间命途实则多舛。由于“续集”出现“伪照事件”，混入20张与七三一部队无关的照片（实际是照片提供人的失误），森村诚一开始饱受右翼骚扰恐吓，出门要穿防弹衣，受到警察“朝九晚五”保护。
原本1981年在光文社出版的第一二部书因此绝版，1983年在角川出版社支持下，森村誠一根据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做了修改补充，与记录访华的第三部共同推出。
山边悠喜子于1984年退休后自愿到中国工作学习，她从邮局阅报栏上看到《人民日报》正连载的《恶魔的饱食》，非常好奇。她战争期间跟随父亲到辽宁本溪生活长大，日本战败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做护士，对中国和解放军战士有着深厚情结。可连她都忍不住怀疑，这是真的吗，不会是关于战争的传奇小说吧？当时中文还不够好的她，也不敢向身边的中国人求证。后来回到日本买到日文版原著，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仍将信将疑。
于是在1992年9月，山边以去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的名义，再次回到中国。她开始频繁往七三一陈列馆跑，由此与韩晓、金成民等中国七三一研究者熟识。后来还经常与中国学者一起做考察取证。
据金成民回忆，那时馆里一年办公经费才1500元左右，连科研经费都谈不上。因此好多考察是山边自掏腰包，带着中国学者。“我当时一个月工资一百多元，有次包车去寻访受害者，往返一天就是120元。那时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条件差的不是二三十倍。”
山边其实也不富裕，为了七三一研究事业，她卖了东京文教大区的住宅，租住到偏远郊区。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告诉我，认识山边时她的条件连自己这个穷留学生都不如，有时一天只做一顿饭，其他时候一块面包一杯茶就是一顿。至今不用手机，家里的电话、复印机、电脑，都是友人支援的。
在早期考察记忆里，山边印象最深的，是韩晓带她去参观安达实验场。
这片一望无垠的荒野，曾经做过细菌炸弹投掷、子弹穿透等等实验。被实验的活人都从平房特殊监狱运出，或十几人一组，绑在铁柱上，等待细菌炸弹从50米外或一两百米的高空爆炸;或每10人排成一列纵队，分别穿棉衣、单衣或一丝不挂，在一定距离用三八式步枪射击，检验穿透人体的性能。由于石井四郎的司机越定南的回忆录，这段历史才终被揭示。
山边听了久久说不出话。韩晓问她在想什么。
“他们没有反抗过吗？”她问。
韩晓说有，而且很激烈，有人挣脱了捆绑，远处准备观察实验的七三一队员还没反应过来，所有人已经四散。但在空旷的原野上，他们无处可藏，逐一丧命于日军车轮的碾压。
从大兴土木到仓皇溃败，从杂乱无序再到重归空旷和平静，这80年都发生了什么？湮灭的证据被重新打捞，埋藏的姓名被重新发现，泣血的砖石被重新树立——1982，对许多人来说，是故事的起点，也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的先声
七十多年前，如果坐上吉林拉法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到了双城的周家站，必须拉上窗帘。过了哈尔滨的孙家站，才能重新拉开。这段铁路线因此被称为“六十里地国境线”。
车厢内有日本宪兵看守，严禁向窗外张望，否则有可能被当作政治嫌疑犯，投入日伪警察署和宪兵队——方圆120平方公里内，未携带特别居住证明者同样如是——等待他们的终点，或许是距离平房站四公里左右一栋四方楼里的特设监狱和手术台，是冻伤实验室和毒气室。
最后，是焚尸炉。
至少3000人在此化为青烟，无望逃离那刺眼的白瓷砖墙。直到1945年8月11日七三一部队开始溃逃，也概不例外。差别仅是，焚尸炉不够用了。他们是未及使用的×××号“马路大”（日语中意为“圆木”，引申意为“实验品”），临死仍无名姓。少年队员们忙活了一天，拖拉硬拽，就地掩埋，或抛掷河中。
突然一声巨响，四方楼塌了，兵器班、动物舍都在燃烧。接连几天，不断有建筑物爆破，东乡村里一片火海。有“汉奸”和普通劳工被杀，有劳工集体大逃亡;也有部队成员及家属，因挤不上逃亡的15班列车，而不得不喝下死亡的毒酒。
全身而退的本部成员约2500人，该部队及关东军骨干成员12人被俘，在苏联和沈阳受审，除一人自杀外，其余最高刑期25年，刑满即释放回国。
1997年中国首次发现“特殊移送”档案以来，录得确切的遇难者1569人;最后一个七三一部队中国劳工在2016年去世，留下证词的共计182位;新世纪初，中方接触到的与七三一部队相关的队员、陆军医院系统医护人员、宪兵、特務、警察，还有约40人，前两年有报道说这些人均已去世，实际已知还活着的还有两人，新的人员线索今天还在涌现，截至目前中日双方共计在日本国内取证80人。
但无论如何，作为这部反人类罪恶史的见证者，72年间，能从各自国度的“失语”中走出的，仍是少数。
日本战败37年后，刚在东京出版《恶魔的饱食》引起举国轰动的著名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专程来到哈尔滨平房访问，继续他的七三一部队调查。那时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还是哈尔滨25中学，一下课孩子们就挤在楼前的空地上欢闹。见到此景，森村诚一按下了手里的相机快门。
直到2015年日本战败70周年之际，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规划范围法定为1.68平方公里，包括四方楼在内的许多埋在地下的断壁残垣，才得到考古发掘，而重见天日。哈尔滨平房的人们，祖辈被日本人强制迁出，现在他们又陆续为遗址保护的大规模拆迁让步。
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的陈列馆新馆“黑盒”，静静躺在本部大楼的东南角。建筑师何镜堂这样介绍他的团队设计作品：寓意飞机失事的“黑匣子”，记载真相的容器。它在场地中坍塌、下陷，撕裂，仿佛大地被锋利的手术刀切割开来，形成永不磨灭的伤痕。
从大兴土木到仓皇溃败，从杂乱无序再到重归空旷和平静，这80年都发生了什么？湮灭的证据被重新打捞，埋藏的姓名被重新发现，泣血的砖石被重新树立——1982，对许多人来说，是故事的起点，也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的先声。
黑暗大门
因为《死器》的写作涉及原子弹爆炸，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七三一部队。文章连载发表后，一位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写信给他，称他所写不完全准确，如有兴趣可以联系。由此，森村诚一投入2000万日元追踪调查，从日本追到美国，再到中国。
一扇遮掩了几十年的黑暗大门向他开启。
森村诚一在“三部曲”的首部中披露，数千个中国、蒙古、俄国、美国以及混血的俘虏被人为感染上了鼠疫、伤寒、赤痢、瓦斯坏疽、出血性败血热、霍乱、炭疽热、野兔病、天然痘、恙虫病、马鼻疽、梅毒，还有人被注入马血，被长时间照射X光破坏肝脏，被做冷冻实验，被活体解剖，“总之全被强制地活活整死了。”
日本学者松村高夫曾写道：“他们被剥夺了名字，而称之为‘圆木’（日语音译为“马路大”），一根两根地被计数，成为细菌战的研究对象，全部消逝在实验台上。”在森村的书里，这些“实验材料”的消耗速度大概就是两天三个。
而在七三一部队那些医学博士公开发表的论文里，涉及活体实验数据，都以“满洲猴”、“长尾猴”来指代。动物本身也有代名词，比如老鼠叫馅饼，跳蚤叫大米。它们都用于制造大规模细菌战武器。
在“马路大”被投向焚尸炉前，有的逐个脏器被活取，泡在大小不一的专用玻璃容器里，有的剩下整副骨架，挂在研究室的墙上展览。而不远处的总部大楼二楼，却专门有一间安灵室，正面为祭坛，供奉那些在准备、研究和使用细菌战过程中死亡的七三一部队成员遗像。 为写作《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及其助手下里正树历时多年，采访到原七三一部队队员31名，但他们无一例外要求不公开姓名、身份、住址。森村诚一也信守了承诺。
事实上，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溃逃前，下了三条训令：不得讲出自己的部队履历;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得相互联系。意即“把秘密带进坟墓”。但到了80年代，老兵之间还是联系了起来，此前也已成立了一些战友会组织，如“精魂会”（原七三一部队干部组成）、“房友会”（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员组成）和“波空会”（原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队员组成）。
森村诚一在书中写道：1981年9月5日，召开了“关东军满洲七三一部队第一次战友会”。会上，有人赞扬聚会发起者“很有勇气”，而对方直说，“哪里，即使知道我们是七三一部队的人员，也不必提心吊胆，我们只不过为了国家进行了作战而已。”终于也冒出了这样的发言：
七三一部队在平房的设施，后来怎样了呢？我想谁也不会清楚的……那些建筑物都被炸了，而且是用炸药炸的，可以说是彻底炸光了。那个“马路大”小屋又怎样了呢？最后撤退时，有人主张用毒气杀死他们，有人想用水淹死他们，其说不一呀，后来还是用手枪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枪毙了，总之，证据全部被消灭了……
这也促成了1982年9月森村诚一访华。日本舆论对他的质疑声中就包括，“仅靠听说就能写出《恶魔的饱食》吗？”实地调查当然是最可靠的。他在平房呆了兩天，回到住处哈尔滨和平邨宾馆，为将来在中国出版的汉译本《魔鬼的乐园》（《恶魔的饱食》的其中一个译名）写下序言：“本书在贵地进行翻译、出版，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翻译都更有意义”，“将架起一条中日友好的长桥，它如能对殉难志士的忠魂略有所慰，作者则不胜欣喜之至。”
次日他就到了北京，见到时任文化部部长夏衍，并提出保护七三一旧址的一些意见。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都下发了通知，要求把“哈尔滨细菌工厂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11月6日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的复信中写道：“前阅《恶魔的饱食》作者前往哈尔滨日本细菌试验旧址，看到均已盖了工厂，仅存地下实验室遗迹。此事望告黑省委宣传部和文物局着意保护，并作为群众尤其青少年教育场所。”
在此背后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是，1982年日本出现新一轮教科书“改恶”。当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诸如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等修订，引起中方的警觉。
那次访华，森村诚一向中国捐赠了100万日元。至今，日本友人通过各种途径向七三一陈列馆捐款累计两千多万日元。
“我们那时在干什么”
“不得不访问平房这个地方，这是令人产生像圣地耶路撒冷那种乡愁的矛盾心理所促使。这里应该是日本人发誓不再重犯战争罪恶的圣地。”《恶魔的饱食》第三部中，记录了森村诚一访华的全过程和心路。
当时整个平房区，谈得上全面了解七三一部队情况的人，只有平房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韩晓。在政府安排他接待森村诚一前10个月，他已通过日中有关人士给森村诚一去信，表示希望在哈尔滨市翻译《恶魔的饱食》，并保存七三一部队的遗迹，以免淡化战争的记忆。因此在森村诚一看来，这次见到韩晓，可谓相见如故。
韩晓出生于1937年，与抗战全面爆发同年。早年他是国营伟建厂（现“哈飞”）的职工，宿舍就是七三一本部大楼。他的小儿子韩建民告诉我，1955年，父亲在本部大楼一楼的新华书店售书部，第一次看到《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对七三一部队产生了兴趣，平时喜欢问问老人过去的事，早在60年代初就在报纸上发表过相关文章。
韩晓第一次参与外事接待是在1978年。一批日本侵华老兵来到了四方楼的断壁残垣前，他们来自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第五次友好访问团。韩晓由此认识了原东安宪兵队长上坪铁一，在书中记下了当时的许多细节。
座谈会上，上坪铁一抢着发言“谢罪”，自称当年“利欲心很强”，为换取上司赏识重用，把抓政治犯当成砝码，仅1944年下半年经他批准被送到平房石井部队的中国爱国者就有22位。“这些无辜的中国百姓虽然惨死在‘细菌屠刀’下，但等于是我杀害的。”说完，他如坐针毡，急于要求到七三一部队“特别监狱”遗址看看。
“东北光复初期，建筑物残迹尚存，如今大部分被夷为平地了。”韩晓在现场向一行人介绍着，上坪铁一听完沉默不语，特意带来一同参访、接受教育的儿子就站在身边。上坪铁一从他手中接过一束白花，随即插在残壁上。来访的日本老兵都站成一排，不约而同地双手合十，为殉难者静默三分钟。上坪铁一口中喃喃，“对不起，中国抗日英雄们！我向你们谢罪来了！”说完放声大哭。
1982年森村诚一访华后不久，哈尔滨市成立平房区文物管理所，由韩晓任所长。次年，黑龙江省将七三一部队旧址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拨付10万元经费用于旧址保护、调查资料、举办展览、树立保护标识等工作。
1983年8月2日，撤销文管所，成立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罪证展览馆，韩晓改任馆长。1985年又更名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2003年馆名改为现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最早时，馆里连馆长韩晓只有三人，直到90年代初才增加到13人。现任馆长金成民回忆，他1990年从中学调到陈列馆时，办公地点就在原七三一本部大楼二楼东侧的石井四郎办公室，是原来平房区电话局腾出来的，“大家都挤在一块。”正对的楼下一间就是陈列室，正式的展览刚刚办了五年，整个加起来不足200平方米。
文物的收集和整理、库房的保管备案登记、陈列馆的展陈还有繁忙的接待，让每个人都身兼数职。那时每年光日本访问团参观人数就可以达到九百多人，每年参观总数则在两万人次。金成民说，当时研究部有三个人，但做七三一问题学术研究的主要就是韩晓和他。 “当时我们在实证的调查取证和研究这块，不如日本方面重视，而且日本的重视还不是国家行为，只是民间个人意志，所有费用都是自费。”金成民后来专门提出过“三多三少”的问题——无论研究机构、人数、成果数，都是“日本多中国少”，“日本是加害国，中国是受害国，但从研究状况来看我们感觉非常被动。”
“如果那时候中国专门研究的人就是韩晓和我的话，日本可能至少有上百人。”金成民感叹，“我们只有一两本研究成果的时候，日本已经铺天盖地。森村诚一的书在81、82年已经畅销日本，我们那时在干什么？”
劳工的证言收集
刚建馆时，韩晓想到的第一步就是去北京，找中央档案馆收集苏联伯力审判和沈阳审判的战犯口供档案。他还记得，1951年办过一个细菌战展览会，结束后展品大部分由卫生部保管，也要取回。这些他都办到了。
不过真正的“宝矿”还在身边。韩晓在日记中回忆，“当时一无所有，只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冒着严寒下乡去搞调查，并征集罪证实物。路途较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乡下又没有吃饭的地方，只好饿着肚子，一跑就是一天。”
原中国七三一部队劳工的证言收集，从1982年就开始了。一张张设计精美的“专题采访记录”稿纸，如今在七三一新馆展览中可以看到，且都经过法律公证。
要取得它们，绝非一日之功。五百多个在世劳工的记忆散落在平房及四周乡野。在七三一陈列馆办公室工作了六年的金士成，曾写过论文研究这些劳工的坎坷经历：他们多是平房地区农民，战时农地强征、房屋强拆，被迫无偿提供劳动。吃穿住环境都极为恶劣，从事繁重的工作，常常挨打，整日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恐惧和压抑中。而战后，“其后辈在特殊历史时期因这段经历又遭受不公待遇，并改变生活方式和命运轨迹。”
当韩晓找到他们，请他们“作证”时，他们犹如惊弓之鸟。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两人张朝卿、裴文财，都当过劳工小班长，异口同声说，“我们还戴着在押犯的帽子，还‘坦白’什么？！”
韩晓当然知道，他们有“在押犯”字样的供词还保存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馆，甚至中央档案馆也有他们此类问题的材料。“我看了他们的交待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罪行，而是地地道道的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证言。”
自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1539号命令，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七三一部队周围五公里左右都是特别控制的“无人区”，加上外围一般控制区，特别军事区域共计120平方公里。没有居住证明书不准停留，就连田里劳动的农民，也得随身携带特别居住证明书。因此，劳工成为唯一见证七三一部队情况的中国人，他们的证言对日后遗址区的考古挖掘起了关键作用。
韩晓在未出版的自传中写道，他先后访问了190名当年的劳工，其中三十多名提供了重要证言。他们的记忆里有许多看不懂的怪事：莫名其妙的大木箱，计算人体尺寸数字的“川上班”，用10个老头养虱子，装着血粉的铝箱，还有土陶弹壳……
山边的疑惑
《恶魔的饱食》在日本总销量达300万册，其间命途实则多舛。由于“续集”出现“伪照事件”，混入20张与七三一部队无关的照片（实际是照片提供人的失误），森村诚一开始饱受右翼骚扰恐吓，出门要穿防弹衣，受到警察“朝九晚五”保护。
原本1981年在光文社出版的第一二部书因此绝版，1983年在角川出版社支持下，森村誠一根据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做了修改补充，与记录访华的第三部共同推出。
山边悠喜子于1984年退休后自愿到中国工作学习，她从邮局阅报栏上看到《人民日报》正连载的《恶魔的饱食》，非常好奇。她战争期间跟随父亲到辽宁本溪生活长大，日本战败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做护士，对中国和解放军战士有着深厚情结。可连她都忍不住怀疑，这是真的吗，不会是关于战争的传奇小说吧？当时中文还不够好的她，也不敢向身边的中国人求证。后来回到日本买到日文版原著，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仍将信将疑。
于是在1992年9月，山边以去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的名义，再次回到中国。她开始频繁往七三一陈列馆跑，由此与韩晓、金成民等中国七三一研究者熟识。后来还经常与中国学者一起做考察取证。
据金成民回忆，那时馆里一年办公经费才1500元左右，连科研经费都谈不上。因此好多考察是山边自掏腰包，带着中国学者。“我当时一个月工资一百多元，有次包车去寻访受害者，往返一天就是120元。那时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条件差的不是二三十倍。”
山边其实也不富裕，为了七三一研究事业，她卖了东京文教大区的住宅，租住到偏远郊区。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告诉我，认识山边时她的条件连自己这个穷留学生都不如，有时一天只做一顿饭，其他时候一块面包一杯茶就是一顿。至今不用手机，家里的电话、复印机、电脑，都是友人支援的。
在早期考察记忆里，山边印象最深的，是韩晓带她去参观安达实验场。
这片一望无垠的荒野，曾经做过细菌炸弹投掷、子弹穿透等等实验。被实验的活人都从平房特殊监狱运出，或十几人一组，绑在铁柱上，等待细菌炸弹从50米外或一两百米的高空爆炸;或每10人排成一列纵队，分别穿棉衣、单衣或一丝不挂，在一定距离用三八式步枪射击，检验穿透人体的性能。由于石井四郎的司机越定南的回忆录，这段历史才终被揭示。
山边听了久久说不出话。韩晓问她在想什么。
“他们没有反抗过吗？”她问。
韩晓说有，而且很激烈，有人挣脱了捆绑，远处准备观察实验的七三一队员还没反应过来，所有人已经四散。但在空旷的原野上，他们无处可藏，逐一丧命于日军车轮的碾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