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歌，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偏见”。尽管情感与经验占据了诗歌建构中最重要的位置，然而对于此二者的看法亦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论调。就后者而言，大多数人或许都认为日常经验是建构诗歌的最重要的基础，诗歌就是日常经验的提取和再造。尽管“再造”有高于“日常”的意义，然而亦多是正面的迁移或升华，而少有意想不到的哗变。这其实即是诗歌写作中的正定思维。而实际上，诗人在诗歌写作中并非全是如此，日常的经验也许只是创作的一种“激发”，或者是认知中的“假象”，当然也有可能成为写作主体有意的“假想敌”，于是诗歌便走到了别的方向。青年诗人、批评家李壮在一次采访中曾谈到他对文学的看法，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学本来就是一种异见的声音，它要对抗板结死滞的经验和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它基于日常经验，却自觉地走到了日常经验的侧面甚至反面——这一点在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李壯这样的经验之谈，或来自其对文学的阅读，或来自其对诗歌写作的实践。但无论如何，都流露出一种踏实的心态。其所谓“异见的声音”，我想并非表面上的标新立异，而是要突出经验的独特性，或者在经验择取上持一种别样的观念，把经验中“寥寥无几”的一面呈现出来，并进而打破人们的心理期待。就诗歌而言，这样的写作方式无疑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却于日常中突出“偏知”和“锐见”，攻破了世俗经验中所认为应该坚守的“澄明”与“宽广”，终结了诗歌因传统的直面日常经验而速朽的命运。
　　以《青岛大教堂》为例。这是诗人带有“童年的正午”经验以及多年之后生存想象经验的一首混合性诗篇。尽管诗的经营与“日常经验”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但是作者对于日常的延伸和改造却处处超越出一般的知见思维，让人备感惊诧。比如第一节，诗人超乎想象地将自己置入“死者”的境地，为人们还原出一种生人难以觉察的认知。此外，童年凝视高大建筑物是一个普遍性的经验，然而诗人却敏锐地借助“强光”的刺激，将“黑暗”“死亡”这一系列“邪妄”“神秘”之物驱逐得干干净净，而这一切都源于“我是随身佩带教堂的人/合上眼，就看见天堂之门”。诗歌的第二节从日常经验中的“避雷针”（教堂的塔尖）入题，但是诗人借助这一日常事物所展开的想象却非同寻常。首先，诗人将“教堂的塔尖”比喻为“探出水面的小小石块”，然后诗意地想象闪电经过塔尖时所呈现的状态，以及大教堂“用混淆时间的安全感/催眠万物”之后“我与蚯蚓”“与流泪的石头圣徒们/一同睡去”时合而为一的精神之旅。无疑，这是一种对日常的深度拓展。我们难以想象，如果诗人没有超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和体验力，——当然我们也可以假定是诗人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探寻之后——他何以能够有如此精妙的重新发现日常经验的能力，何以能够有如此精准地捕捉语言并进行经验转换的能力。诗歌的第三节，以“最后一位牧师离世”为切入点，然而紧接着“喜鹊”的出现似乎带来了“愉快”，但紧接着“说一口艰难的青岛话”的“耶稣”的出现又打破了这一格局，使“悲苦”重新降临。如果说对于这些经验的叙述都是根植于所见所闻，是对于“日常”的延伸，那么结尾的延宕则显然呈现出一种反常的“企图”，因为它走向了经验的反面：“他们婚丧，他们嫁娶/他们听不见他的孤独”。耶稣本是以“救世”的身份莅临人间的，向来受人敬畏，然而诗人在最终却以“滑稽”的方式做了一种对文化的“冒险”。那么诗人的用意到底何为？我想首先还是应从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中来寻求阐释的基点。正如李壮所认识的那样：“现代汉语诗歌对应着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它不是一种吟诵的姿势，而是一种自为的呼吸，里面掺杂着现代生活的亢奋和焦灼。”再对比阅读其《望京》《传说中的大暴雨从北京擦身而过》《这个叫李壮的人》《去博鳌》等诗篇，诗人所表现出的对于“现代生活的亢奋和焦灼”就更为直观了。当然，这其中所充斥的“异见的声音”也都带来经验上的“惊喜”。
　　不过，“异见的声音”显然只是对诗歌写作的一个研究性表述，并不具备理论的意义。美学家桑塔耶纳认为文学是一种具备双层结构的艺术：“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这种“异见的声音”或许可结合第二项结构做一个更加深刻的发挥。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