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危机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是对民主制度和政治的信任崩溃。事实上，2012年，爱德曼公关公司名为《信任晴雨表》的调查显示，对政府的信任度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下降。更大的“透明度”—这是公民活动家和越来越多民主国家政府的新政治口号—能扭转这一趋势吗？
　　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公开数据和公民的重新参与能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控制他们的代表。但透明度可以重塑民主国家的公共信任这一观点建立在几个颇有疑问的假设之上，最主要的假设是“只要人们知道，一切都会不同”的思想。
　　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政府不再有秘密，并不意味着公民万事皆知；更多的控制，也不意味着对公共制度的更多信任。
　　在政治上，“知道一切”确实能让事情有所不同，这意味着迫使政府披露信息，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能更好地了解和明白情况。相反，只要政府信息立刻向所有人公开，其作为信息的价值就会下降，而其作为操纵工具的价值则会上升。
　　想想犯罪电影中的黑帮在得知被警察监听时的对话吧。他们一边口齿清楚地扯淡，一边在桌子下面交换纸条。这就是透明时代的政府。
　　米歇尔·福柯在研究古希腊人如何讲真话时指出，讲真话这一行为不能降格为让公民获知他们此前不知道的东西。相反，政治中的真相应是那些众所周知但鲜有人敢于挑明之事。
　　有些事情人们不需要更多的数据就能察觉，比如不平等的加剧或是对移民的歧视。维基解密上的电文并没有带给我们关于美国政府的任何高质量的新东西。
　　对“生活在真相中”的要求不能降格为“可接触所有信息”。真正推动变革的是人们不惜承担个人风险、直面权贵而敢于说出真相，而不是真相本身。
　　此外，信息的传播从来免不了各种解读。面对同样的原始数据，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或埃及的世俗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会以不同的方式将其进行包装，因为决策离不开决策者的利益和价值。正如人类学家让·科马罗夫和约翰·科马罗夫所指出的，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管你身居何处，都在被透明和阴谋同时困扰的时代”。
　　要想了解信任政治的波诡云谲，请看俄罗斯最近的经验。2011年12月，俄罗斯议会选举引爆了公民抗议。数十万人拥向莫斯科和其他各大城市街头，要求公正选举并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拥有真正的选择权。不断发酵的合法性危机迫使政府发明了极具想象力的方法来证明其权力。
　　核心方案可谓独具匠心：克里姆林宫计划通过在所有投票站安装网络摄像头来保证选举的公正；每个公民都可以监控投票过程。正如中国新华社所热情报道的：“从堪察加半岛到加里宁格勒，从车臣到楚科奇，250多万网民注册观看了俄罗斯国土上9.4万多个投票站的至少18.8万个网络摄像头的现场影像。”一位芬兰观察者指出，这是“民主和民主选举史上的里程碑”。
　　但是，在一个普京式的政权中，政府决定了谁可以成为候选人，网络摄像头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不足以让任何人害怕。从西方的观点看，这些摄像头是人们控制政府的工具，它通过让人们观看正在发生什么而做到这一点。但是，从后苏联时代乡村选民的角度看，这些摄像头传递了不同的信息：政府借此知道你怎样投票。
　　普京此举可谓一石二鸟：面对西方，他显得透明；面对大部分俄罗斯公民，他显得令人害怕。网络摄像头的安装便是透明和阴谋的同时发生体。
　　更大的问题是，透明支持者坚持说，开放政府应该与公民隐私兼容。但是，完全透明的政府是否意味着完全透明的公民？作为政治规则，政府监视着人民。当政府变得透明时，与政府对话和被政府监视的公民也变得透明了。
　　与透明支持者的预期相反，政府信息的更多披露并不会让公共空间更多理性、更少偏执。如果说这有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助长了阴谋论（没有什么比宣称绝对透明更令人怀疑的了）。谁能拍胸脯保证公共争论会随着我们的政府变得更透明而变得更多理性、更少偏执？
　　透明度运动无法重建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倒是可能加快民主政治向不信任治理的转变。果真如此的话，你可以想象，代议制民主将被一种限制公民对行政长官管制的政治体制取代。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在否定透明应该作为政府的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因为认定达到这一目标会重塑公民对政治制度的信任而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和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所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索非亚自由战略中心主席，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所终身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