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的南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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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崇祯十六年(16434年),岁在甲申,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死前曰:“诸臣误朕”,明亡。自此,大顺、满清与南明,三家逐鹿,王战中原。
  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是年,清军三路进攻南明滇黔根据地,如入无人之境,数月之间,贵阳、昆明尽失,南明晋王李定国进退失据,彷徨无措,永历朝廷播迁南窜,进入中缅边界,最后三千随员应缅方要求丢弃武装。永历小朝廷,终于山穷水尽,南明的十六年抗争史,离最终的曲终人散,只在旦夕。
  1661年,永历帝被缅甸出卖,交送给清平西王吴三桂,最终为吴用弓弦勒死。1662年,明末最大的将星李定国病死腾冲,死前,遗教子弟曰“宁死荒外,勿降也”。
  南明,以明末帝殉国始,以大英雄李定国赍志以殁终。二十年,一段历史,金戈铁马,寥落悲壮。二十年,一本大著,这便是顾诚先生的《南明史》。
  持续的战乱与抗争,王朝兴衰沉浮,这是顾诚《南明史》的表层,属于史料层面。历史学的地基,恰恰建筑在众多纷繁复杂的事件之上,后人能否对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判断,必须基于史料之上。据顾诚后来的文章以及弟子的追忆,这部百万言的《南明史》,在史料上,从地方史志至各种遗存珍稀文献,近乎涸泽而渔。
  在史料之上,是史论。之所以有“南明”,至为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清军直入中原。怎么理解李自成之败及其意义?清军入关并统一中国,经过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如何看待?这都是“南明史”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1644年年初,大顺政权已经占据原明王朝黄河流域的全部疆域,兵锋及处,所向披靡。3月19日,李自成军近乎不费吹灰之力攻入北京;4月22日,兵败山海关;4月26日,撤出北京,仓皇西奔;此后仅一年,败亡九宫山。
  大顺政权本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王朝,但不过四十天,就从巅峰急遽坠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对李自成失败的批评,长期以来,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军事与外交策略失败。大顺政权对吴三桂安抚政策不当,导致其降而复叛。由于大顺政权没有注意到满清在东北的兴起,使其将吴三桂事件看成了一次单纯的军事叛乱,低估了山海关及长城一线防御的重要性。
  关于大顺政权军事外交策略的短视,历来为不刊之论。顾诚《南明史》也赞同此论,顾诚认为,大顺政权在夺权中原之际,就应在战略上重视与明王朝数度交锋的满清政权,在夺取北京之后,需集结大批主力部队以抵御清军进犯。而在军事布局上,大顺军恰恰将主力放在了山西、陕西、河南,造成京师与京东地区兵力严重短缺。大顺军虽号称百万,在京畿仅十万部队,除老弱病残之外,能战之军更少,远不如清吴联军的十五万之众。
  其二,“封建”之败。这是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的论点。郭沫若认为,起义军在夺取政权之后,原农民军的上层将领就转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大顺军入京之后,上层迅速腐败,日夜拷饷(即搜刮金银),沉湎于嬉戏淫乐,不思进取,致有失败。
  大顺政权“封建化”这一论断,实际上远不足以回答大顺政权的失败。按照历史五段论的解释,农民起义,终究难逃“封建化”的宿命。那么,如果仅仅因为农民军贪腐变质而无法建立“封建王朝”,何来中国两千年“封建”史?又因为“封建化”使得战斗力下降,如何解释“雄唐盛汉”这些“封建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强劲的军事动员能力?
  针对这一观点,顾诚在书中提出,李自成并未完成“封建”。李自成自1642年开始,在河南等地开始建立地方政权,至1644年夺得中央政权,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军事与官僚机构不断膨胀,但其财政支持,主要仍来源于拷饷,而不是税收。
   大顺政权没有吸纳明王朝残存的封建体制,没有在政治构建起新的运作机制,也就注定了难以实行“封建化”的人事管理与政策实施,在其遭到军事失败之后,注定旋起旋灭。
  以更长时段检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封建”与否,正是农民起义成败的重要原因。以明朝开国而论,明太祖起义之初,即注意吸纳士子,鼓励发展农业并厘定税收,制定严格的军事与官僚管理制度。这些,恰恰正是李自成的起义军所缺失的。
  大顺政权败于未“封建化”,那么,取而代之统一中原的清王朝,又是何种性质的政权?
  满清入关之前,在关外建国称号,已有三十年时间。满清的主要政治架构为八旗制,在籍为民,遇战则兵,即是一种军事贵族主导下的“军—国”体制。八旗制使得满清政权具有极强的军事动员能力。顾诚分析山海关之战兵员比例时也提到,合满清举国之兵员,为十万人,而多尔衮带入山海关战役的,就有八万人。并且满洲兵擅弓马骑射,战力远远高于明军与农民军。除八旗制以外,满清仿效明朝,创立六部内阁为中枢的文官制度,从而保证了中央有效的决策能力。
  如果不单以生产力与产生关系这一角度定义“封建”(即将“封建制”看成是“皇权—地主制”),而是将“封建”看成当时一整套合理化的政治体系,那么,在入关之前,满清即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政治军事体系,或者说,是另一种层面上的“封建制”。由此,在扩张过程中,满清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单纯的满族政权转化为结合多民族政治范畴的封建王朝。
  而事实上降服于满洲的上层士大夫早就意识到了明王朝的政治特性,即通过科举制构建政治上的上下流通,并达到管理国家的目的。范文程曾向皇太极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清顺治二年,南北尚处于交战状态,多尔衮就宣布开科取士。科举,是明王朝“封建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刚刚建立的清王朝通过吸纳与模仿明王朝的“封建体制”,迅速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角色。
   我以为,明清鼎革,两种封建政体之间,存在极强的延续性。
  清之于明,最大的不同,是满洲少数族群主导政治,但这并不能否认清王朝也是一种封建政体,甚至是更为强化的封建政体。
  无论明清,在对抗西方资本主义时,都将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当然,历史不容假设,撞上坚船利炮和资本主义的,正是衰弱中的“封建”清王朝。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现居北京)
  
  本书是明清史专家顾诚先生十多年时间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引用方志达237部,引用书目达579种,几乎遍查南明义军所至的每一州县,可谓“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
  本书基本上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分散、抵销了抗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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