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阈下的启蒙——启蒙的第三要义:《判断力批判》中的启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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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启蒙精神的对话,至今仍是思想界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特别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站在古今中西的双重难题之间,既要探索启蒙本身历久弥新的价值,又要尝试回答这种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何在。为了切实推进学界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美国维思里安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邀请两国学者围绕“比较视阈下的启蒙”进行了讨论。本专题精选了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成果,以助力国内相关研究的切实推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指出,理性在今天依然占据首要的地位,然相比于启蒙时代人们对它的展望和憧憬,情形则远没有那么理想和完美。理性没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系,反而更趋多样化,呈现更多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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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后,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主要指原民主德国区域)被迅速边缘化(在原联邦德国区域历来都处于边缘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德国(既包括原民主德国又包括原联邦德国)并未完全沉寂;相反,新世纪以来还出现了“马克思思想复兴”、“马克思热”。可以说,作为马克思故乡的德国,今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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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现代化仍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而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充分说明,世界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故事”,聚焦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发现其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点所在,将为现代化范式的多元建构贡献独特的中国视角。界定现代化、认识现代化的历史,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更多地关注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三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邀请国内外学者对此各抒己见,以比较视野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范式。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便来自此次论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马敏指出,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拘泥于一般思想原则的论辩或在不同的文本之间论争,更不能以形而上学方式构建思辨的知识论体系,而是要面向中国问题,实现中国道路的表达、中国经验的总结以及中国问题的反思,探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之谜。但重新审视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两者的内在关联,从思想史的角度发现马克思把握时代的思想创造的当代意义,依然是重大理论和现实关切的问题。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唐正东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从交换价值批判向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统一性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其他国家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其首要理论思想来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创新。它既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与时俱进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又需要系统准确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然而,纵观当前学界的理论研究,这两方面都既有成就,又存在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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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生理学证据显示,认知加工流畅度会影响对事物的判断或评价,高流畅度带来趋于正面的判断,低流畅度带来趋于负面的判断。通过对大学生被试和法官被试的测试,本研究发现,类似效应在司法裁判中同样存在,高流畅度带来较轻的判决,低流畅度带来较重的判决。研究还发现,外部的竞争激励和职业背景对这种影响具有调节作用。较之学生被试,法官被试对流畅度变化有较强的抵御能力,但在流畅度很低又有外部竞争激励调节的条件下,法官被试也会做出更为严厉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