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被歪曲，被篡改是常见的现象。研究历史，也应该研究“历史的被歪曲（包括被篡改）史”。被歪曲的历史不是真史，但歪曲历史之史却是真史。这就像传说，其内容可能为假，但传说过程即“传说史”却真，如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内容为假，但传说过程为真，反映历史和反映人心为真。假史没有意义，但造出假史之史却有意义，所以研究“历史的被歪曲史”很有用处。
　　胜利者握有历史的书写权，他们有条件歪曲历史，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未必都歪曲历史，也未必都不歪曲历史。史家操史笔，失去史德便会歪曲历史。有史德的史家不畏权势，只忠于史实。“在齐太史简”，太史兄弟不怕杀头，前仆后继，非写上“崔杼弑其君”不可。
　　错误的乃至邪恶的史观、不良的乃至卑劣的需要，才会使有条件歪曲历史的人干出歪曲历史的事。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天下第一，这是他们的邪恶的史观和卑劣的需要所致。封建史书总是把造反者称为“贼寇”，这是具有专制本性的帝王眼里的历史。蒋介石想让陈寅恪把他写成唐太宗式的人物，陈不干，这是权势者想歪曲历史而未遂。《联共（布）党史》由斯大林主编，大量歪曲历史，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列宁和他领导的，列宁已死，实际是想说是他一人领导的。目的是为从肉体上消灭其他十月革命领导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制造根据。（李凌《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赫鲁晓夫曾追随斯大林搞“大清洗”，大量批捕材料上有他的签名，后来他发起“非斯大林化”，便亲自下令将一切能证明自己犯罪行为的档案销毁。（《赫鲁晓夫建议搞“红场公开处决”》，2010年5月4日《文摘报》）斯大林、赫鲁晓夫都是“说历史是啥样就是啥样”的权势人物。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史”、“儒法斗争史”，皆是左倾权势人物杜撰的伪史。江青就为抹去自己的沪上丑史，大施淫威，销毁材料，迫害知情人。
　　“好心”（其心虽好，然情形复杂，故需加引号）也能做出歪曲历史的错事。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原稿中说：“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1961年正式出版时，凡鲁迅认可周作人文章的内容，悉数删去，这实际是在歪曲鲁迅先生的崇实、厚道的品格。丁玲日记原有“毛主席说，茅盾的东西，不忍卒读，看不下去”的话，陈明认为毛语不太严谨，对茅公过苛，便做了适当修改。（陈明《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伟人一言既出，便是历史，不论对错，都应如实记录，岂可擅改？况且那句话一定是在特定语境下说的，极而言之罢了，绝非是对茅公的全面评价。近有某“大事记”写到动乱岁月时，不写苍生厄运，只写卫星上天，取舍之间，历史已经“不真”（借用古董商行话），至少已非全史。
　　历史本身不是那个样子，却非要写成那个样子，为什么？这便是“历史的被歪曲史”要研究的内容。具体些说，歪曲历史都有目的，但每一桩歪曲的目的又不尽相同。说清楚它，就是“历史的被歪曲史”要研究的内容。是谁在歪曲历史，谁参与了，谁主张的，谁写的文章，这些都是“历史的被歪曲史”所要研究的内容。“历史的被歪曲史”在史学史上我看是应该记上一笔的，政治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研究也应将其纳入视野之内，人物史研究也应涉及。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是“历史的被歪曲史”的一个著例，既应该记入史学史（作为伪史学），更应该写入政治史和意识形态史。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是主张写史必须要真实的。1965年，周恩来有一次谈到胡宗南，说他一生中反共是主要方面，但进黄埔前“蛮有点正义感”，后又“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抗过蒋介石”。周恩来由此又说道：要写好这些人物，就要按鲁迅先生总结《红楼梦》的经验办，“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经盛鸿《败退台湾后的胡宗南》，2010年第7期《百年潮》）鲁迅讲的是至理。周恩来引之，也是周对写人物写历史的看法。
　　唯有以此“无讳饰”之法写史，才能避免写假史或半真半假的历史，避免歪曲历史。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日报社理论周刊主任、第九届“韬奋奖”获奖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