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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苇町 著名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2001年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文震动海内外。
苏联解体，千万党员袖手旁观
《同舟共进》：苏联解体时，拥有1000多万党员、曾经强大无比的苏共，为何不堪一击，轻易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人民包括绝大多数苏共党员，在党的生死存亡关头为何冷眼旁观甚至推波助澜？
黄苇町：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讲，就是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苏联人民在苏式社会主义下感觉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当苏共政权面临危机时，群众对它自然没有太多的感情。苏联解体后，苏共的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政治中心、9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及大量银行存款，在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时，没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工人、农民乃至苏共党员都没有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苏共政权。东欧也有类似的情况。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逃亡时，竟无一人施以援手，而当时罗马尼亚每6人中就有1人是罗共党员！苏东剧变是一场悲剧，又是一面明镜。它向世人陈述着亡国之痛，又向我们昭示着治国之道。剧变时人民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危机时的人心向背，实在值得深思。
苏联从1922年诞生到解体，一共经历了69年。这69年，是一个由兴到亡逐渐变化的过程。开始时，苏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紧密的，在苏共领导下，一个曾经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那时，苏联可以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苏联在发展的过程中犯了几个方面的错误。
在经济上，苏联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农业由始至终处于落后状态，城乡差距很大，经济始终是跛脚的。后来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消耗了大量的物力和精力，在竞赛中被拖垮。
在政治上，苏联从来没有很好地发扬党内民主，没有依靠党内民主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保持苏共的先进性。特别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开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破坏。
在干部问题上，苏共领导层日益官僚化。开始时，大量的苏共领导人是从工农群众及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他们经受了十月革命及后来内战的考验。但后来苏共领导层逐渐蜕变，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离群众越来越远。领导者缺乏群众监督，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
在思想上，苏共逐渐走向僵化。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不断地探索并在探索中前进。苏共把革命时代适用的东西，不适当地用于建设年代并极端化。苏共始终没有摸索到经济建设的规律，而将军营式的政治、纪律和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用于经济建设，形成了脱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苏式体制，并成为继续发展的桎梏。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苏式社会主义在群众中逐渐失去说服力；领导阶层与普通群众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群众最敏感和最反感的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问题越积越多，特别是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长期停滞，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共已面临深重的危机。
斯大林时代播下苏联解体的种子
《同舟共进》：有观点认为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民主化改革动摇了苏共的权力基础和执政根基，最终葬送了苏共；也有观点认为大厦将倾，苏共覆亡的命运已无法改变，戈氏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对抗不了潮流的浩浩荡荡。您怎么看？
黄苇町：这两个观点我都不完全赞成。苏联的剧变不能仅仅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个人，他的本意并非要毁掉苏联。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前，苏联的问题已极其严重，苏共也已摇摇欲坠。在与美国的长期竞争中，苏联濒临破产的边缘，与阿富汗的战争更使它千疮百孔。戈尔巴乔夫说过，如果我不改革，这个政权还可能维持一段时间。这是可能的，但戈尔巴乔夫选择了错误的改革路径和方向，使苏联加速走向衰落。他本想推动改革，没想到最后放出了魔鬼。
但当时的历史潮流不能说是苏联必定垮台。摆在苏共面前的，还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道路选择正确，可以克服危机。戈尔巴乔夫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他感觉旧的路已走不下去了，要寻找一条新的路，这是对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找对这条新路。
《同舟共进》：有人指出，苏联之亡，实始于斯大林时代；苏共之亡，实亡于斯大林体制。
黄苇町：应该承认，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实现了工业化。苏联能击败德国法西斯，既依赖苏联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也依靠现代工业形成的巨大物质力量。战争后期，苏联的坦克、大炮、飞机等武器装备已远超希特勒的德国，这些都与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化成就分不开。
斯大林时期苏联形成了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人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普遍的福利。这些福利，即使苏联不复存在，叶利钦仍没取消，现在的普京也没取消。为什么苏联解体后，在如此深重的国家经济灾难面前，在如此长的崩溃期中，俄罗斯还能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没有出现战乱？这与斯大林时代开始形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系。
但说“苏联之亡，实始于斯大林时代；苏共之亡，实亡于斯大林体制”也是对的。苏联最终解体的隐患、创伤和裂痕，源于斯大林时代。
苏共的一些做法，如集中制，不适当地将权力过度集中；任命制，应该选举的干部全都通过任命产生；终身制，主要领导干部始终在岗位上，连退休都没有，这“三制”均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并导致苏共干部队伍停滞腐化，素质下降，埋下了败亡的隐患。
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及阶级斗争扩大化，使苏共大量优秀党员和国家的优秀人才受到迫害，这是苏联人民心中永远的创伤。如果连自己的亲友都可以不明不白地失踪，社会也没有任何法治可言，怎能使群众有安全感？怎能不使人民逐渐与苏共离心离德？“大清洗”清洗了苏联党和军队大量的领导骨干，这也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初期遭遇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
群众不再把党当成依靠，党群关系出现了裂痕。随着裂痕的扩大，苏共一步步走向覆亡。
苏共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同舟共进》：您曾提到过,十月革命初期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然而苏共在执政的中后期，逐渐演变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苏共是怎样滑入败亡的深渊的？
黄苇町：列宁得知瞿鲁巴的事后，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了“疗养食堂”，群众是完全理解的。然而，后来党的中高级干部的福利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从战争年代少数人的特殊待遇，演变成了整个领导阶层的特权，他们百般维护既得利益。官僚的利益向前进一步，人民的利益就会向后退一步。党群关系迅速恶化，苏共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社会的蛀虫，在无形中改变了颜色。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会科学院有过一个调查，被调查者中认为苏共仍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
《同舟共进》：请您用一句话评价苏共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
黄苇町：列宁——作为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他因遇刺而早逝，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斯大林——他的功绩和错误都举世瞩目，但功绩无疑还是第一位的。
赫鲁晓夫——一个有改革勇气，但能力和品德都不足以承担改革重任的改革家。
勃列日涅夫——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所有主要弊病。
戈尔巴乔夫——如果说苏联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他则是一个完全开错了药方的大夫。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同舟共进》：苏共亡党的教训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黄苇町：最重要的启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与时俱进。苏共很大的问题是将战时共产主义延续到经济建设时期，死抱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而没有结合苏联实际，没有根据新的变化了的情况纠正错误。
苏共缺乏党内民主，必然使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党员不敢说真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这样，当问题发生时，党员不会替党想办法，也不会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一个副总理曾向斯大林提出农业方面的意见，说了真话，最后却被处死。即使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只要开罪了斯大林，也会以特务、内奸等罪名被迫害，干部还怎么敢讲真话？1929年斯大林成为苏共领导人之后，基本上没到过基层，完全靠听汇报了解情况，他自己就与生动的社会实践脱节了。如此，怎能推动苏共与时俱进地发展，怎能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当年大胆提出改革开放，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的伟大创新。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既包括苏联东欧国家思想僵化、脱离实际等教训，也包括我们自己曾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走了弯路的教训。
苏共亡党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苏联经过几代人的变化，许多干部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党的优良传统，脱离了群众。干部队伍必须保持理想和信念，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优良作风；必须选拔能干事业的、作风好的干部；干部要为群众做事，令群众满意。
苏东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政变。一些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希望苏联变天，这样他们非法攫取的财富就可以合法化，可以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苏联解体后，一夜之间冒出许多亿万富翁，靠的就是把人民几十年奋斗得来的家底瓜分。对我们来说，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少数人攫取大多数人的利益、剥夺人民财产的路坚决不能走。中国的改革必须是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是能够让全体人民得到利益和福祉的改革。
苏联解体，千万党员袖手旁观
《同舟共进》：苏联解体时，拥有1000多万党员、曾经强大无比的苏共，为何不堪一击，轻易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人民包括绝大多数苏共党员，在党的生死存亡关头为何冷眼旁观甚至推波助澜？
黄苇町：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讲，就是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苏联人民在苏式社会主义下感觉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当苏共政权面临危机时，群众对它自然没有太多的感情。苏联解体后，苏共的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政治中心、9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及大量银行存款，在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时，没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工人、农民乃至苏共党员都没有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苏共政权。东欧也有类似的情况。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逃亡时，竟无一人施以援手，而当时罗马尼亚每6人中就有1人是罗共党员！苏东剧变是一场悲剧，又是一面明镜。它向世人陈述着亡国之痛，又向我们昭示着治国之道。剧变时人民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危机时的人心向背，实在值得深思。
苏联从1922年诞生到解体，一共经历了69年。这69年，是一个由兴到亡逐渐变化的过程。开始时，苏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紧密的，在苏共领导下，一个曾经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那时，苏联可以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苏联在发展的过程中犯了几个方面的错误。
在经济上，苏联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农业由始至终处于落后状态，城乡差距很大，经济始终是跛脚的。后来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消耗了大量的物力和精力，在竞赛中被拖垮。
在政治上，苏联从来没有很好地发扬党内民主，没有依靠党内民主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保持苏共的先进性。特别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开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破坏。
在干部问题上，苏共领导层日益官僚化。开始时，大量的苏共领导人是从工农群众及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他们经受了十月革命及后来内战的考验。但后来苏共领导层逐渐蜕变，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离群众越来越远。领导者缺乏群众监督，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
在思想上，苏共逐渐走向僵化。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不断地探索并在探索中前进。苏共把革命时代适用的东西，不适当地用于建设年代并极端化。苏共始终没有摸索到经济建设的规律，而将军营式的政治、纪律和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用于经济建设，形成了脱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苏式体制，并成为继续发展的桎梏。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苏式社会主义在群众中逐渐失去说服力；领导阶层与普通群众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群众最敏感和最反感的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问题越积越多，特别是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长期停滞，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共已面临深重的危机。
斯大林时代播下苏联解体的种子
《同舟共进》：有观点认为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民主化改革动摇了苏共的权力基础和执政根基，最终葬送了苏共；也有观点认为大厦将倾，苏共覆亡的命运已无法改变，戈氏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对抗不了潮流的浩浩荡荡。您怎么看？
黄苇町：这两个观点我都不完全赞成。苏联的剧变不能仅仅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个人，他的本意并非要毁掉苏联。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前，苏联的问题已极其严重，苏共也已摇摇欲坠。在与美国的长期竞争中，苏联濒临破产的边缘，与阿富汗的战争更使它千疮百孔。戈尔巴乔夫说过，如果我不改革，这个政权还可能维持一段时间。这是可能的，但戈尔巴乔夫选择了错误的改革路径和方向，使苏联加速走向衰落。他本想推动改革，没想到最后放出了魔鬼。
但当时的历史潮流不能说是苏联必定垮台。摆在苏共面前的，还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道路选择正确，可以克服危机。戈尔巴乔夫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他感觉旧的路已走不下去了，要寻找一条新的路，这是对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找对这条新路。
《同舟共进》：有人指出，苏联之亡，实始于斯大林时代；苏共之亡，实亡于斯大林体制。
黄苇町：应该承认，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实现了工业化。苏联能击败德国法西斯，既依赖苏联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也依靠现代工业形成的巨大物质力量。战争后期，苏联的坦克、大炮、飞机等武器装备已远超希特勒的德国，这些都与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化成就分不开。
斯大林时期苏联形成了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人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普遍的福利。这些福利，即使苏联不复存在，叶利钦仍没取消，现在的普京也没取消。为什么苏联解体后，在如此深重的国家经济灾难面前，在如此长的崩溃期中，俄罗斯还能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没有出现战乱？这与斯大林时代开始形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系。
但说“苏联之亡，实始于斯大林时代；苏共之亡，实亡于斯大林体制”也是对的。苏联最终解体的隐患、创伤和裂痕，源于斯大林时代。
苏共的一些做法，如集中制，不适当地将权力过度集中；任命制，应该选举的干部全都通过任命产生；终身制，主要领导干部始终在岗位上，连退休都没有，这“三制”均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并导致苏共干部队伍停滞腐化，素质下降，埋下了败亡的隐患。
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及阶级斗争扩大化，使苏共大量优秀党员和国家的优秀人才受到迫害，这是苏联人民心中永远的创伤。如果连自己的亲友都可以不明不白地失踪，社会也没有任何法治可言，怎能使群众有安全感？怎能不使人民逐渐与苏共离心离德？“大清洗”清洗了苏联党和军队大量的领导骨干，这也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初期遭遇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
群众不再把党当成依靠，党群关系出现了裂痕。随着裂痕的扩大，苏共一步步走向覆亡。
苏共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同舟共进》：您曾提到过,十月革命初期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然而苏共在执政的中后期，逐渐演变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苏共是怎样滑入败亡的深渊的？
黄苇町：列宁得知瞿鲁巴的事后，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了“疗养食堂”，群众是完全理解的。然而，后来党的中高级干部的福利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从战争年代少数人的特殊待遇，演变成了整个领导阶层的特权，他们百般维护既得利益。官僚的利益向前进一步，人民的利益就会向后退一步。党群关系迅速恶化，苏共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社会的蛀虫，在无形中改变了颜色。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会科学院有过一个调查，被调查者中认为苏共仍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
《同舟共进》：请您用一句话评价苏共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
黄苇町：列宁——作为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他因遇刺而早逝，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斯大林——他的功绩和错误都举世瞩目，但功绩无疑还是第一位的。
赫鲁晓夫——一个有改革勇气，但能力和品德都不足以承担改革重任的改革家。
勃列日涅夫——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所有主要弊病。
戈尔巴乔夫——如果说苏联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他则是一个完全开错了药方的大夫。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同舟共进》：苏共亡党的教训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黄苇町：最重要的启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与时俱进。苏共很大的问题是将战时共产主义延续到经济建设时期，死抱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而没有结合苏联实际，没有根据新的变化了的情况纠正错误。
苏共缺乏党内民主，必然使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党员不敢说真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这样，当问题发生时，党员不会替党想办法，也不会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一个副总理曾向斯大林提出农业方面的意见，说了真话，最后却被处死。即使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只要开罪了斯大林，也会以特务、内奸等罪名被迫害，干部还怎么敢讲真话？1929年斯大林成为苏共领导人之后，基本上没到过基层，完全靠听汇报了解情况，他自己就与生动的社会实践脱节了。如此，怎能推动苏共与时俱进地发展，怎能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当年大胆提出改革开放，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的伟大创新。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既包括苏联东欧国家思想僵化、脱离实际等教训，也包括我们自己曾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走了弯路的教训。
苏共亡党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苏联经过几代人的变化，许多干部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党的优良传统，脱离了群众。干部队伍必须保持理想和信念，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优良作风；必须选拔能干事业的、作风好的干部；干部要为群众做事，令群众满意。
苏东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政变。一些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希望苏联变天，这样他们非法攫取的财富就可以合法化，可以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苏联解体后，一夜之间冒出许多亿万富翁，靠的就是把人民几十年奋斗得来的家底瓜分。对我们来说，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少数人攫取大多数人的利益、剥夺人民财产的路坚决不能走。中国的改革必须是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是能够让全体人民得到利益和福祉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