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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秦以降，济南有两千多年的建邑史（秦设济北郡历下邑）。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地方官员何止千万，政绩卓著者亦不乏其人。如：东汉末年的曹操，中平元年（184年）任济南相，仅数月，便以他的文治武功超凡胆识，肃吏治，除贪官，禁淫祀，易风俗，使上下风气焕然一新;赵孟頫，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始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凡两年余，简政务，慎刑律，兴教助学，使“三十年后济南俊杰之士，号为天下之冠”（元史·赵孟頫传）。然而，这些良吏贤士除了在史册留下一些赞誉之外，竟没有一人能让济南的老百姓为他们建起哪怕一座供后人景仰的纪念祠。只有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独以一座“南丰祠”，让世世代代的济南人永远铭记、怀念。
　　南丰祠坐落在济南大明湖东北岸，是一座集明清两代建筑特征于一体的古建筑群。院落坐东面西，占地约2535平方米，由北大殿、南戏楼、水榭、荷池等古建筑物组成。院内古木森森，古韵悠悠，水香、木香、荷香，沁香隐隐。
　　祠堂设在北殿，门首高悬“南丰祠”匾额，两侧抱柱挂“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两字属先生”的对联。走进祠堂，便见殿堂深阔，墨宝盈壁，一室清雅。先生化作一株家乡江西南丰的千年古樟站立在殿堂中央，清瘦，矍铄，鹅冠，长衫，手捧书卷，正以一双深邃的目光静静地眺望着远方。
　　我曾无数次地站在先生的像前，仰望先生，想透过这双深邃的目光找寻一个答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缘，让淳朴粗犷的济南人为这位文弱的南丰人建起了这座纪念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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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曾巩来到了齐州，任知州，相当于就任现在的济南市市长。当时的齐州境内有两害：一曰盗匪，一曰水患。盗匪者，土匪与禽兽豪门也;水患者，雨水洪涝也。两害久矣，历届州府县衙或庸政，或懒政，或渎职，均对“两害”熟视无睹，致使百姓受害日深。曾鞏一到任，便立即“无忘夙夜，勉尽疲驽”（《宋史·曾巩传》），对这“两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整治。
　　是时，当地有一周姓豪门，其子仗着家里有钱有势“横纵淫乱”，无恶不作。州府县衙或惮其势，或收其贿，抑或就是沆瀣一气，竟装聋作哑不管不问，致使其更加嚣张，以至于“贼杀平民”（《宋史·曾巩传》）。曾巩掌握实情后，立即将其抓捕法办。一时间，齐州上下肃然，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大恶既除，小恶如土匪地痞无赖者皆望风惶恐。曾巩又顺势恩威并行，也将其一并铲除，还了齐州一个清平的世界。此举，费时仅月余，一如风卷残云，可谓大快人心，人心大快。
　　由于齐州地势南高北低，又多泉，加之泄洪河道经年未疏，壅塞不畅，所以每逢雨季，常致城北一带积涝。曾巩在实地考察后，查明了症结所在，立即着手整治，实施疏浚河道，修建北水门，深挖大明湖，筑百花堤（现曾堤）。该项工程不仅彻底解决了肆虐齐州已久的洪涝问题，还使昔日的洪涝灾区变成了今日景色优美的大明湖。工程动用民工万余，用时也仅约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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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这两项举措都是利城利民的好事，尤其是第二项，更是泽被后世的一项无量的功德。然而，当我们今天把它与历史上诸多类似的事例，如与曹操的五色棒、李冰的都江堰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这两项政绩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让我们来看看曹操及李冰的不同政绩：
　　东汉末年，年仅20岁的曹操被授京都洛阳北部尉。洛阳是东汉首都，皇亲国戚达观显贵可谓多如牛毛，随便拎出一个都是吃人的“老虎”。然而，曹操却不畏权贵，坚持依法治城，独设五色棒十余杖于衙门外，对敢犯禁者，一律刑之。当时就有天子宠臣褰硕的叔叔，仗势藐视，违禁夜行，曹操当即将其擒下并依律用五色棒棒杀。现在遥想一下，这在当时那个“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社会该是一件何等轰动的大事呀！说惊天动地也不为过，真乃非胆识魄力可擎天者不敢为也。
　　秦昭王末年，李冰任蜀郡太守，即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地区领导核心。那时的蜀郡非“天府之国”，而是旱涝灾地。旱时，滴雨不下，颗粒难收;涝时，岷江汹涌，一片泽国。李冰到任后决定治理岷江造福百姓，便沿江视察水情，并设计制定了治水方案，然后组织实施。历八年余，凿山挖渠，筚路蓝缕，终于建成了都江堰。都江堰的建立彻底解除了岷江水患，使蜀地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即使是在今天，这一宏伟的水利工程依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上广袤的良田，润泽着这方土地上的万千生灵。
　　试问：曾巩政绩与此二人相比若何？显然是无法比拟的。前者，曹操打的是“老虎”，曾巩打的是“苍蝇”。而后者，无论是衡量工程量的大小与艰辛程度，还是衡量工程的实际效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都有可谓天壤之别。然而，曾巩却主要以这两项政绩让济南的老百姓自发地建起了这座纪念祠，何因也？
　　本人以为：勤政爱民是根本。一个官员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什么？是心系百姓的情怀。有了这种情怀就会有担当，就会有作为，就会有勤政的自觉。政绩有大小，而心系百姓的情怀无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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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心系百姓，我就会想起屹立在蓬莱阁上的苏公祠。
　　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苏轼任登州（蓬莱）知州。其实，苏轼任职时间很短，才五天。然而，就是这短短的五天，他却心系百姓，在了解到百姓的困苦后，为民请命上书了一道《乞罢登莱榷盐状》，废除了当时桎梏百姓，既不利国也不利民的官盐专卖制度，让百姓在自由贸易中都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好处。为了铭记这份功德，百姓在蓬莱阁上自发地建起了苏公祠，从而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不朽丰碑。
　　或许有人会说，曾巩、苏轼都是唐宋八大家，文章冠天下，在其任所都写下过许多不朽文章，为宣传当地、提升当地的文化品级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百姓爱戴他们的重要原因。
　　是的，的确如此。曾巩在齐州期间曾写下了几十首歌咏齐州风物人情的诗文佳作，并修缮了泺源堂、历山堂，著文《二堂记》，还考证了“舜耕历山”（历山即千佛山）和命名了“趵突泉”，为齐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其人文底蕴的积累、形成、发展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苏轼也为登州写下了十多首诗文，尤其是那首《海市诗》，更是为登州增添了更加瑰丽玄奇的仙境色彩。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如：唐初王勃、北宋范仲淹也都是文学大家。王勃为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写下了《滕王阁序》，范仲淹为湖南岳阳的岳阳楼写下了《岳阳楼记》，这两篇文章也都是传诵千秋。然而，却也未见两地百姓为他们建祠以祀。由此可见：齐州、登州两地百姓建祠纪念曾、苏二公，“盖非以文章祀，实以治绩也”（清代登州盐政碑记）。
　　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南丰祠、苏公祠再一次印证了孟子的这句至理名言。百姓的爱戴不是以你居官职位的高低来衡量的，也不是以你居官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更不是以你文章的水平高低来衡量的，甚至也不是以你政绩的大小来衡量的，而是以你是否关心民间疾苦，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谋福祉来衡量的。那些心怀赤子之心，一心一意为百姓做好事，解决百姓困苦的官，才能最终为老百姓所倾心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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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料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曾巩要走了，转任襄州知州。齐州的百姓闻讯后，纷纷拥至衙门以挽留。挽留不成，便关了城门，拉起吊桥，不放曾巩离去。曾巩只好在一个夜晚，趁百姓熟睡之际，顶着月色，只身悄悄出城，离开了齐州。您看，百姓竟爱戴不舍至此！
　　在他走后的数百年间，世事沧桑，朝代更迭，齐州的百姓总还是忘不了他，忘不了他的恩德。人们在因屡历战火而流离失所，因权贵贪腐而民不聊生，因匪患强逼而生活维艰后，而更加地怀念他，同时也在心底呼唤着像他一样的好官出现，期盼着那个他所治下的短暂而清平的日子能再次来临。于是，明正统年间，人们自发地在舜曾躬耕的历山（千佛山）上修建了“曾公庙”，又在清嘉庆年间移至现址并改称“南丰祠”，用来表达对他的爱戴与深切怀念。
　　如今的南丰祠，香火依旧旺盛，拜谒者络绎不绝。它就像一盏穿越时空的明灯，映照着人们的内心，也映照着天下官员的德行。
　　本栏责任编辑：王玉珏  李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