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与黄自的音乐创作都以声乐创作为主，都注重反映现实、体现时代要求，以抗日救国题材为创作源泉，并且都关心儿童及学生歌曲的创作，注意歌曲中的形象刻画。他们努力寻求可以包容不同人的情感的音乐表达形式，把自己的技法、思想、经历和感情融入音乐，表达他们对音乐的理解，顺理成章地开辟了独具一格的音乐空间。
　　从音乐创作的微观角度来看，聂耳与黄自有不尽相同的创作理念。（1）创作角度方面，黄自用一种平视的角度，体现的是抗日救亡时期深刻的民族矛盾，呼吁救亡，表达沉雄慷慨的爱国情愫。聂耳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发出救亡呐喊，将自己置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位置上，发出反抗的声音。（2）音乐民族化的手法不同，黄自并不以掌握西洋作曲技术为满足，他有意识地探索民族文化新音乐，通过自由模仿对位技术来展开其乐思，呈现了一种清淡素雅的古朴风格。聂耳则擅长于概括当时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富于典型意义的呻吟、愤怒、呐喊等语调的特点，给予艺术处理，形成独特的个性，也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坚强、有力、短促的旋律和节奏。（3）创作体裁方面，黄自以创作能表达中国古韵和内涵的艺术歌曲为主。聂耳则主要创作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4）选词方面，黄自的文学修养极高，偏好中国古典文学，喜欢选择传统诗词。聂耳注重简单质朴、通俗易懂的语言，倾向于贴近人们的生活。（5）在音乐语言的主观选择上，聂耳必有其大致定向，即必须考虑到特定时代氛围和参与对象的审美情感等。黄自则是站在温文尔雅的文化人的角度选择音乐语言，以致受众范围相对较小，传播效率相对较弱。（6）聂耳的音乐简单而朴实，那单一的旋律线条和简洁的曲式结构，以及无变化音的五声或自然七声材料，都显现出浑然天成的璞质和顺其自然的趋势。黄自则是一个高超的装饰艺术家，在他的音乐创作过程中，音乐形象是否鲜明、曲调是否流畅、歌词与曲调的结合是否协调、声乐与伴奏是否能完美结合、创作的构思是否细致、乐曲结构是否严谨都是他的努力方向。
　　再从音乐创作的宏观角度看看他们的灵感的源泉。聂耳一直探求将政治生活与音乐抱负合为一体，代替大众呐喊。他呼吁创造真正能为劳动群众所接受的“新兴音乐”，号召音乐家应投入社会，理解和运用民间音乐及其他各种传统艺术形式。黄自是当时优秀的“海归派”，是怀抱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抱负的音乐教育家。他主张利用西洋音乐的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
　　而在成就和影响方面，聂耳和黄自在不同的音乐领域中平分秋色。毋庸讳言，就聂耳的年纪、主要生活经历来看，他对民间音乐语言的掌握与理解没有达到像黄自十分娴熟与深厚的程度。但他有较深厚的民间音乐底蕴和对音乐的激情，对新音乐形式的接受和感悟更加轻松洒脱，使得他天才的创造力得以自由挥洒，并与特定时代、特定的表现内容和谐共振。他能够深入生活，以敏感的心、更细腻的情感去发现生活中细微之处的美。黄自为中国近现代的专业音乐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来自于对待西方现代派音乐的开明态度以及开阔的音乐眼界。他认识到音乐教育的循序渐进性，认识到音乐接受与理解等条件对音乐观念与创作的制约，这对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创作等实践活动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毕竟，西方现代音乐理论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的创作运用，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能以此认为中国音乐落后于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技法的演变与革新，不仅仅是个音乐技术的问题，无论何种时代亦然。黄自以一个拓荒者的姿态把西方的作曲技术运用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创作中，将发展民族音乐的理想付诸于创作实践，通过创作数量众多的艺术歌曲，为我国的和声民族化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音乐经验。他将西方音乐引入了中国音乐教育之中，构思了一种开放性的音乐教育体系，借鉴国际规范的教学规格，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之上，将国民音乐教育置于开放的国际氛围之中。
　　聂耳与黄自，生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引领着两股不同风格的音乐潮流，开出两朵瑰丽绝艳的音乐双生花，朝着振兴中国这个共同的终极目标奋进。
　　责任编辑 魏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