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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湖北襄樊老河口督战6年，与日本侵略军浴血搏杀。
1938年武汉沦陷，1939年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他统率的战区司令部，经襄樊抵达老河口。当时形势极为严峻。
日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力图以武力与“谋略”分化、瓦解国共抗日力量，“覆灭”敌后新四军和正面战场部队；国民党五中全会作出积极反共的决定，同时对李宗仁、桂军及其它杂牌军进行监视、掣肘，伺机吞并；后方贫困，民不聊生，面对十分艰难的处境，李宗仁基本坚持了他自己提出的“先国难而后私仇”,与日寇“焦土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打败侵略者、收复大好河山的思想。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力主“西进”，中路经随县、枣阳、襄樊、老河口，由陕入川，威逼陪都重庆。五战区部队（包括新四军五师）此时辖有18个军43个步兵师，部署于武汉外围鄂中、鄂西北大洪山、桐柏山、随、枣、襄樊、老河口和南阳。日军无论是巩固其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还是继续“西进”，五战区部队首当其冲为其严重障碍。而襄东的得失，对全国正面战场战局影响重大。1939年5月，日军纠集第三、十三、十六师团10万之众，企图在襄东一举“覆灭”五战区部队主力。李宗仁在老河口战区司令部作了相应部署。战役展开于大洪、桐柏、随、枣数百里的广阔地区，战斗十分激烈。史志记载：“一七四师在随县与敌激战于襄花公路沿线，日军充分施展机械化优势，坦克开路，轻重机枪排射，中国军队既无平射炮，又无穿甲弹，敌人坦克所过之处，状况惨烈。一七四师牺牲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一七四师与敌拼杀急需友军呼应支援，而拥有10万之众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汤恩伯军团却与敌稍一接触，即擅自放弃阵地，从随阳店一带后撤至南阳，致使李宗仁的全面部署敞开大口，日军无所顾忌地长驱直入，形势急转直下。此时，李宗仁又接到重庆统帅部的电令：“一，令孙连仲部以主力推进至新野、邓县，协调汤军掩护汉中；二，汤集团军尔后可以南阳为后方，联系孙连仲部掩护京西公路；三，张自忠尔后准备以南漳附近山地为游击根据地，孙震部担任襄樊方面之游击。”
李宗仁如执行这个命令，将放弃襄东全部地区，不仅部队、群众伤亡惨重，而且因随、枣、襄樊、老河口被日军攻占，敌人可以东保平汉铁路交通，巩固对武汉三镇的占领；北控信阳，与华北日军相呼应；南掩汉宜公路侧翼；西扼川陕咽喉，形成纵横鄂豫、威逼川陕之势。是时，日军主力已对大洪、桐柏五战区主力构成包围。
在此紧要关头，李宗仁果断严令汤恩伯自豫西南下投入战斗，同时命令原部署的第三十九军、十三军夹击随枣公路之敌，以纵队变横队对敌形成反包围，随县、枣阳的大刀会等民间组织群起配合，向日军发起攻击。1939年5月15日，五战区全线反攻，辽阔的鄂西北战场，狂风怒吼，黄沙蔽日，遍地烽火，敌我尸横沟渠。李宗仁指挥的“随枣之战”如《襄樊史志》所评：“是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敌后作战、人民群众配合作战的一次全面抗战，给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促进了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
在此后的枣宜会战、豫南会战、鄂北会战等战役中，李宗仁坚持背水安营，在老河口坐镇指挥。在华北日军骑兵窜至距老河口20多公里的孟楼镇，老河口市民惶惶不安之时，李宗仁则悠闲地带着养子李志圣骑在马背上逛街。他在老河口焦家营田埂观察敌机轰炸，参谋刚把他拖向掩体，炸弹就在距他所站田埂不足百米的地方爆炸，他镇定自若，还在询问老河口机场扩建问题。1942年五战区反攻日军所占据点随县擂鼓墩，李宗仁由老河口奔赴前线，偕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在一个可以清晰听到枪炮声的火线指挥所督战。史志载：“……战斗在向白热化发展，李宗仁房内电话铃响声不断，战斗非常激烈，官兵们因为李长官和孙总司令亲临前线，战斗情绪非常高昂……李宗仁拿起话筒，通讯兵同时接通总部、军、师部电话，李宗仁下达命令，孙震复述：正面进攻打得很好……全力阻击随县城内增援之敌，争取时间，一举而歼灭之……”战斗胜利结束，李宗仁舒展了严肃的面孔。
在鄂西北老河口6个年头中，李宗仁统率五战区部队在正面战场与战斗在敌后战场的新四军的共同对日作战中保卫了大片国土，使人民免遭日寇蹂躏。
1939年，在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军民共御日寇的最关键时候，蒋介石却数次派代表在香港、澳门与日本政府代表秘密和谈。1939年1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溶共”、“限共”、“防共”、“剿共”的符合于日寇诱降和反共的决定，制订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同时向五战区派遣了集“三工”——党工、政工、特工于一身的军统、中统特务张元良和特务机构，残害共产党并监视李宗仁。多次电令李宗仁“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立即撤走，否则第五战区当以武力解决”。还下达了“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和“江北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的命令，任命李宗仁为华中“剿共”最高总司令。
同时，蒋介石默许了山东沈鸿烈提出的“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共口号，在各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之际，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及后方机关，残杀工作人员和亲属。一直支持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遭到“反共派”的多次袭击。蒋介石极力要把李宗仁推向反共最前线，然而，两人当时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李宗仁清楚地知道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支援友军的重大意义，在随枣、枣宜及其它战役战斗中，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司令员率部横渡汉水，分兵两路，攻大洪山、破北兆山，威震武汉，武汉日军被迫戒严3天。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方武装如鄂北抗日游击队等，在不同地区配合正面战场，从敌后、敌侧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牵制、削弱日军的进攻力量。日军档案资料中评述新四军：“这支出没无常的游击军，是对皇军的极大威胁。”李宗仁的部下一二五师师长陈仕浚记述：“如果不是新四军从敌后牵制，削弱了日军大量兵力，拖住敌人，现在正面战场形势更为严峻。”几次战役中日军不敢深入，正是惧怕新四军从大洪、桐柏、大别群山地区出击，直插日军在华中的指挥中心武汉。诚如李宗仁所说“抗战像一道箍，把国共两党紧箍在一起”。
1940年，中共华中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叛变，把在五战区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军队将领和地方人士的情况向李密报。其时，李宗仁对战区共产党的情况，如他的机要秘书尹冰彦所说，“了如指掌”。李宗仁对在抗战中有赫赫战功的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副军长刘汝珍等“不捕不杀”。重庆电李宗仁追查何基沣“通共”，并不顾当时正在枣宜之战前夕，将何押解重庆严厉审讯。战事开始，李宗仁异常焦急，电蒋把何放回。蒋不准。当战役进行激烈，张自忠将军率部与日军奋力拼杀期间，李再电蒋放回何基沣，蒋仍不准，直至张自忠将军牺牲。李宗仁长叹“如果何基沣在，不会有襄河之败，张自忠将军不至于牺牲”。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与陶铸、李先念“关系密切”，陈向新四军第五师赠送子弹、电台、棉背心等，支援五师抗日。中共鄂西北地下组织交通员邱东泉在老河口一次空袭中，丢失了200多名党员的名单，李宗仁将名单经战区调查室中校科长庞郁生经办，交中共鄂西北党组织负责人王翰。对著名的共产党人钱俊瑞、胡绳、曹荻秋、张佐华等，李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予以安排，将钱俊瑞安排在战区干部训练团任政治总教官，张佐华也被安排到干训团；对进步文化人臧克家等“礼送出境”。李宗仁司令部参议刘仲华是中共党员，李宗仁常与刘促膝交谈；由延安派到老河口的使者面见李宗仁，由当时在老河口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马识途接应也受到李的礼遇。在李宗仁的支持下，在其它战区很难立足的文化艺术团体——以共产党员黎韦（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四队和以张兆麟（解放后由中央社会部调湖南省委统战部）等为核心的第五战区艺术宣传队——政治大队，还有朝鲜义勇队、儿童工作队在老河口大力开展活动，演出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阳翰生、田汉、洪深、曹禺的作品，演唱了解放区创作的歌曲《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太阳照红了东方》、《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战歌。
但李宗仁向蒋介石所作的五战区“剿共报告”中说：“一年间，桂军第七、第八、第八十四军及游击部队，共发动剿共作战124次，伤死俘获共军6700多人。”
据日本陆军省军务科石井秩大佐的记叙，日军大本营一直认为“支那国共合作是抗日的最大力量……”必须瓦解这个联合。“陆军中央部看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痛感有必要进行‘桐工作’和‘和知工作’，其它谋略可以缓行”。这两项“工作”是日本离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对蒋介石、李宗仁实行诱降，分化瓦解的“谋略”计划。其中“和知工作”是日军第十一军特务机关针对第五战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五战区的敌军，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的反叛，借此使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如能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时机进行工作……引导其丧失战斗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在日本军国政府的谋略下，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仅在1943年以前，就有20多个国民党中央委员、58个国民党将领投敌。
面对日寇的分化、诱降谋略，李宗仁态度鲜明。1939年1月，“李宗仁、白崇禧电请国民党中央明令通缉汪精卫”。3月，上海《申报》发表了李宗仁亲笔题字：“……日军阀不思悔改其侵略之计，必自掘坟墓，凡我国民，只宜团结一致，有中途徘徊妄想妥协求和者，即是甘心屈辱投敌，人人皆得而诛之……”
对受中央军排挤并随时有可能被推上“剿共”和对日作战前线而被消灭掉的杂牌军队将领，李宗仁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民族大义，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对于深受委屈的张自忠，李宗仁更是充满了理解、同情和尊重。张自忠见李宗仁时，李“对张握手让座，温言抚慰，亲如家人”。张更是早闻李为抗日的“热血将军”、当年曾与蒋平起平坐，如今为了抗日而甘作蒋下属一个战区司令，内心甚为敬佩。张说：“像这样的好长官，今后我必矢志矢勇，报国报效知己、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后来张自忠壮烈牺牲，李宗仁“哀痛特甚，为之食不甘味者累日”，挥笔题写了“民族之光”4个大字刊载于战区《阵中日报》上，正如他对川军将领邓锡侯、孙震所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20多年，回想起来，也大无意义，败不足耻，胜亦不足武。现在总算时机到了，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我们都是内战炮火中余生，幸而未死，今后如能死在救国战争里，也是死得其所，希望……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
为巩固后方，增强国民抗战意志，李宗仁积极支持在司令部驻地老河口周边地区办工厂、建学校，并严令少将警备司令苏新民（后名为梁家齐）严肃军纪，认真治理，禁烟禁赌，“军民人等一律执行”。苏新民坚决执行李的命令，与违令赌博的司令部将领黄建平、地头蛇兰震甲等，都曾直接当面交锋，李宗仁本人也婉言规劝部队中有吸鸦片恶习的将领戒掉烟毒。为筹建“平民医院”，李宗仁带头捐款，又把自己的随身保健医生孙荫坤调到这个医院任职。在战争年月，“平民医院”治愈了无数伤、病军民。仙人渡一位雷姓农民的大腿被日机炸成重伤，曾在这个医院免费住院1个多月，直至伤愈出院。
在老河口，人们至今仍记得另一桩事：美国第十四航空队P47机队人员，在机场旁调戏光化中学一名女学生，该女生吓得掉进一条深沟里，伤势严重。李宗仁闻讯后十分气愤，他召来美国P47机队负责人加以申斥，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后由中美双方联合组织军事法庭，调查审讯，最后裁定：将肇事人员开除军籍，10日内由美方押送回国。P47队负责人向光化中学道歉，送受伤学生进医院治疗。中美“备忘录”4份，副本由中国政府寄送美国军部，一份寄往美军在华总部查照。中美空军联队中美军生活待遇高于中国飞行员，他告诫中国飞行员要注重国格、人格，不沾光，生活不足处由战区司令部补充。
当时，五战区境内有两股著名的地方武装势力：一为豫西十三县民团总指挥别廷芳，此人是个“人不离土，枪不离手”的土霸王；另一个是老河口袁冲山区的陈别山，是拥有枪弹武器和“内三保”、“外三保”势力很强的帮伙。李宗仁委派原五路军参谋长张任民、参议刘汉川为代表，专程会见别廷芳，告诫他在国难当头应抗战保国安民；对陈别山也派人去晓以大义。在之后的豫南会战中，别廷芳动员民兵17000多人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作战；陈别山也为抗日做过一些贡献。
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便于发动内战“剿共”，特别是便于进攻华中新四军的需要，同时也为使李宗仁不能“拥兵自重”，改任积极反共的刘峙为五战区司令长官，而任李宗仁为“位尊而无实权”的汉中行营主任。
当1945年2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时，群众夹道簇拥相送，鞭炮由司令部门前鸣响数里直至汉江河边。李宗仁下车步行走过浮桥，频频回首，与送行者依依惜别，离开了他曾驰骋数载，抵抗日军侵略而铭记于心的鄂西北大地。老河口百姓为纪念他抗日的业绩，特地在第五战区司令部门前立下一块上书“李上将军德邻公驻节之地”的石碑。
李宗仁怀念在中华民族遭受空前苦难的悲惨年月与老河口人共同度过的6个年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李宗仁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
1965年7月，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热烈欢迎。李宗仁自认以“待罪之身”归国，却受到中国共产党如此的热诚欢迎，并安排他到祖国多地参观，心里大为感动。此时，他虽十分想念老河口，但他自觉有更多使命，企望逃往香港的旧友和部下早日归国，“从长计议共同奋斗的途径”。他与黄绍竑（字季宽）相约劝在港旧属回京共叙情谊，黄曾为桂系军阀前期“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一，解放战争中逃往香港。
1966年3月，李宗仁给曾是他部下的军需处少将处长何柏林写了一封信，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何柏林又名何福荣，抗日战争时任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军需处少将处长，解放战争中逃至香港。
“柏林兄惠鉴：
仁在桂参观结束后，原定即赴羊城侯兄来晤，不幸德洁所患乳癌突然发展到肺、肝、胃、肠各部，情势甚为严重，特临时改变计划由南宁返京，现德洁已于二十一日凌晨零时卅分因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想吾兄在报上已有所闻，仁经此突然变故一时不能离京，拟请兄伉俪仍依照原定计划于四月八日由港返粤，抵穗晤子女后即乘穗京班机迳飞首都一行，来回旅费由仁负担。兄与子女晤叙已请有关妥为安排，兄到穗时自有负责同志面告一切，又仁经此事变，内心颇受打击，深欲与旧友垂聚一堂相与话旧，并从长计议共同奋斗的途径。如蒙他们惠就于四月底前返国一行倾吐积烟，固所愿也。有信乞将此意婉为转达，毋任企幸。
专此顺颂安祺。
宗仁，三月二十一日
季宽兄亦愿高昌、励方两兄来京一行，来去自由，晤后仍可返港，来去旅费由仁负担。”
原来，李宗仁归国后，正当他和夫人郭德洁兴致盎然地在广西桂林故地重游时，死神却一步步向郭德洁逼近。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乳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老年丧妻，对李宗仁打击很大，他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有时睹物思人，悲情满怀。由上面信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境，此信发出后，李宗仁一直等待着回音。
考虑到李宗仁孑然一身，生活不便，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酝酿着给他再找个伴儿。经过一番查访再加上事有巧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27岁的胡友松走进了李宗仁晚年的生活。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胡友松被李宗仁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所吸引，逐渐产生了对李宗仁的爱慕之情。在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同志的关心下，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举行婚礼，结成了轰动一时的老少配。婚后老夫少妻的生活过得甜蜜美满。不料，此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不仅李宗仁等待的香港复信杳然无音，就连期待的老河口之行也难以如愿了。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临终前，李宗仁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留下一封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
1938年武汉沦陷，1939年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他统率的战区司令部，经襄樊抵达老河口。当时形势极为严峻。
日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力图以武力与“谋略”分化、瓦解国共抗日力量，“覆灭”敌后新四军和正面战场部队；国民党五中全会作出积极反共的决定，同时对李宗仁、桂军及其它杂牌军进行监视、掣肘，伺机吞并；后方贫困，民不聊生，面对十分艰难的处境，李宗仁基本坚持了他自己提出的“先国难而后私仇”,与日寇“焦土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打败侵略者、收复大好河山的思想。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力主“西进”，中路经随县、枣阳、襄樊、老河口，由陕入川，威逼陪都重庆。五战区部队（包括新四军五师）此时辖有18个军43个步兵师，部署于武汉外围鄂中、鄂西北大洪山、桐柏山、随、枣、襄樊、老河口和南阳。日军无论是巩固其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还是继续“西进”，五战区部队首当其冲为其严重障碍。而襄东的得失，对全国正面战场战局影响重大。1939年5月，日军纠集第三、十三、十六师团10万之众，企图在襄东一举“覆灭”五战区部队主力。李宗仁在老河口战区司令部作了相应部署。战役展开于大洪、桐柏、随、枣数百里的广阔地区，战斗十分激烈。史志记载：“一七四师在随县与敌激战于襄花公路沿线，日军充分施展机械化优势，坦克开路，轻重机枪排射，中国军队既无平射炮，又无穿甲弹，敌人坦克所过之处，状况惨烈。一七四师牺牲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一七四师与敌拼杀急需友军呼应支援，而拥有10万之众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汤恩伯军团却与敌稍一接触，即擅自放弃阵地，从随阳店一带后撤至南阳，致使李宗仁的全面部署敞开大口，日军无所顾忌地长驱直入，形势急转直下。此时，李宗仁又接到重庆统帅部的电令：“一，令孙连仲部以主力推进至新野、邓县，协调汤军掩护汉中；二，汤集团军尔后可以南阳为后方，联系孙连仲部掩护京西公路；三，张自忠尔后准备以南漳附近山地为游击根据地，孙震部担任襄樊方面之游击。”
李宗仁如执行这个命令，将放弃襄东全部地区，不仅部队、群众伤亡惨重，而且因随、枣、襄樊、老河口被日军攻占，敌人可以东保平汉铁路交通，巩固对武汉三镇的占领；北控信阳，与华北日军相呼应；南掩汉宜公路侧翼；西扼川陕咽喉，形成纵横鄂豫、威逼川陕之势。是时，日军主力已对大洪、桐柏五战区主力构成包围。
在此紧要关头，李宗仁果断严令汤恩伯自豫西南下投入战斗，同时命令原部署的第三十九军、十三军夹击随枣公路之敌，以纵队变横队对敌形成反包围，随县、枣阳的大刀会等民间组织群起配合，向日军发起攻击。1939年5月15日，五战区全线反攻，辽阔的鄂西北战场，狂风怒吼，黄沙蔽日，遍地烽火，敌我尸横沟渠。李宗仁指挥的“随枣之战”如《襄樊史志》所评：“是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敌后作战、人民群众配合作战的一次全面抗战，给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促进了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
在此后的枣宜会战、豫南会战、鄂北会战等战役中，李宗仁坚持背水安营，在老河口坐镇指挥。在华北日军骑兵窜至距老河口20多公里的孟楼镇，老河口市民惶惶不安之时，李宗仁则悠闲地带着养子李志圣骑在马背上逛街。他在老河口焦家营田埂观察敌机轰炸，参谋刚把他拖向掩体，炸弹就在距他所站田埂不足百米的地方爆炸，他镇定自若，还在询问老河口机场扩建问题。1942年五战区反攻日军所占据点随县擂鼓墩，李宗仁由老河口奔赴前线，偕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在一个可以清晰听到枪炮声的火线指挥所督战。史志载：“……战斗在向白热化发展，李宗仁房内电话铃响声不断，战斗非常激烈，官兵们因为李长官和孙总司令亲临前线，战斗情绪非常高昂……李宗仁拿起话筒，通讯兵同时接通总部、军、师部电话，李宗仁下达命令，孙震复述：正面进攻打得很好……全力阻击随县城内增援之敌，争取时间，一举而歼灭之……”战斗胜利结束，李宗仁舒展了严肃的面孔。
在鄂西北老河口6个年头中，李宗仁统率五战区部队在正面战场与战斗在敌后战场的新四军的共同对日作战中保卫了大片国土，使人民免遭日寇蹂躏。
1939年，在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军民共御日寇的最关键时候，蒋介石却数次派代表在香港、澳门与日本政府代表秘密和谈。1939年1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溶共”、“限共”、“防共”、“剿共”的符合于日寇诱降和反共的决定，制订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同时向五战区派遣了集“三工”——党工、政工、特工于一身的军统、中统特务张元良和特务机构，残害共产党并监视李宗仁。多次电令李宗仁“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立即撤走，否则第五战区当以武力解决”。还下达了“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和“江北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的命令，任命李宗仁为华中“剿共”最高总司令。
同时，蒋介石默许了山东沈鸿烈提出的“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共口号，在各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之际，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及后方机关，残杀工作人员和亲属。一直支持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遭到“反共派”的多次袭击。蒋介石极力要把李宗仁推向反共最前线，然而，两人当时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李宗仁清楚地知道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支援友军的重大意义，在随枣、枣宜及其它战役战斗中，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司令员率部横渡汉水，分兵两路，攻大洪山、破北兆山，威震武汉，武汉日军被迫戒严3天。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方武装如鄂北抗日游击队等，在不同地区配合正面战场，从敌后、敌侧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牵制、削弱日军的进攻力量。日军档案资料中评述新四军：“这支出没无常的游击军，是对皇军的极大威胁。”李宗仁的部下一二五师师长陈仕浚记述：“如果不是新四军从敌后牵制，削弱了日军大量兵力，拖住敌人，现在正面战场形势更为严峻。”几次战役中日军不敢深入，正是惧怕新四军从大洪、桐柏、大别群山地区出击，直插日军在华中的指挥中心武汉。诚如李宗仁所说“抗战像一道箍，把国共两党紧箍在一起”。
1940年，中共华中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叛变，把在五战区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军队将领和地方人士的情况向李密报。其时，李宗仁对战区共产党的情况，如他的机要秘书尹冰彦所说，“了如指掌”。李宗仁对在抗战中有赫赫战功的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副军长刘汝珍等“不捕不杀”。重庆电李宗仁追查何基沣“通共”，并不顾当时正在枣宜之战前夕，将何押解重庆严厉审讯。战事开始，李宗仁异常焦急，电蒋把何放回。蒋不准。当战役进行激烈，张自忠将军率部与日军奋力拼杀期间，李再电蒋放回何基沣，蒋仍不准，直至张自忠将军牺牲。李宗仁长叹“如果何基沣在，不会有襄河之败，张自忠将军不至于牺牲”。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与陶铸、李先念“关系密切”，陈向新四军第五师赠送子弹、电台、棉背心等，支援五师抗日。中共鄂西北地下组织交通员邱东泉在老河口一次空袭中，丢失了200多名党员的名单，李宗仁将名单经战区调查室中校科长庞郁生经办，交中共鄂西北党组织负责人王翰。对著名的共产党人钱俊瑞、胡绳、曹荻秋、张佐华等，李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予以安排，将钱俊瑞安排在战区干部训练团任政治总教官，张佐华也被安排到干训团；对进步文化人臧克家等“礼送出境”。李宗仁司令部参议刘仲华是中共党员，李宗仁常与刘促膝交谈；由延安派到老河口的使者面见李宗仁，由当时在老河口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马识途接应也受到李的礼遇。在李宗仁的支持下，在其它战区很难立足的文化艺术团体——以共产党员黎韦（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四队和以张兆麟（解放后由中央社会部调湖南省委统战部）等为核心的第五战区艺术宣传队——政治大队，还有朝鲜义勇队、儿童工作队在老河口大力开展活动，演出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阳翰生、田汉、洪深、曹禺的作品，演唱了解放区创作的歌曲《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太阳照红了东方》、《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战歌。
但李宗仁向蒋介石所作的五战区“剿共报告”中说：“一年间，桂军第七、第八、第八十四军及游击部队，共发动剿共作战124次，伤死俘获共军6700多人。”
据日本陆军省军务科石井秩大佐的记叙，日军大本营一直认为“支那国共合作是抗日的最大力量……”必须瓦解这个联合。“陆军中央部看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痛感有必要进行‘桐工作’和‘和知工作’，其它谋略可以缓行”。这两项“工作”是日本离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对蒋介石、李宗仁实行诱降，分化瓦解的“谋略”计划。其中“和知工作”是日军第十一军特务机关针对第五战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五战区的敌军，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的反叛，借此使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如能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时机进行工作……引导其丧失战斗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在日本军国政府的谋略下，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仅在1943年以前，就有20多个国民党中央委员、58个国民党将领投敌。
面对日寇的分化、诱降谋略，李宗仁态度鲜明。1939年1月，“李宗仁、白崇禧电请国民党中央明令通缉汪精卫”。3月，上海《申报》发表了李宗仁亲笔题字：“……日军阀不思悔改其侵略之计，必自掘坟墓，凡我国民，只宜团结一致，有中途徘徊妄想妥协求和者，即是甘心屈辱投敌，人人皆得而诛之……”
对受中央军排挤并随时有可能被推上“剿共”和对日作战前线而被消灭掉的杂牌军队将领，李宗仁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民族大义，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对于深受委屈的张自忠，李宗仁更是充满了理解、同情和尊重。张自忠见李宗仁时，李“对张握手让座，温言抚慰，亲如家人”。张更是早闻李为抗日的“热血将军”、当年曾与蒋平起平坐，如今为了抗日而甘作蒋下属一个战区司令，内心甚为敬佩。张说：“像这样的好长官，今后我必矢志矢勇，报国报效知己、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后来张自忠壮烈牺牲，李宗仁“哀痛特甚，为之食不甘味者累日”，挥笔题写了“民族之光”4个大字刊载于战区《阵中日报》上，正如他对川军将领邓锡侯、孙震所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20多年，回想起来，也大无意义，败不足耻，胜亦不足武。现在总算时机到了，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我们都是内战炮火中余生，幸而未死，今后如能死在救国战争里，也是死得其所，希望……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
为巩固后方，增强国民抗战意志，李宗仁积极支持在司令部驻地老河口周边地区办工厂、建学校，并严令少将警备司令苏新民（后名为梁家齐）严肃军纪，认真治理，禁烟禁赌，“军民人等一律执行”。苏新民坚决执行李的命令，与违令赌博的司令部将领黄建平、地头蛇兰震甲等，都曾直接当面交锋，李宗仁本人也婉言规劝部队中有吸鸦片恶习的将领戒掉烟毒。为筹建“平民医院”，李宗仁带头捐款，又把自己的随身保健医生孙荫坤调到这个医院任职。在战争年月，“平民医院”治愈了无数伤、病军民。仙人渡一位雷姓农民的大腿被日机炸成重伤，曾在这个医院免费住院1个多月，直至伤愈出院。
在老河口，人们至今仍记得另一桩事：美国第十四航空队P47机队人员，在机场旁调戏光化中学一名女学生，该女生吓得掉进一条深沟里，伤势严重。李宗仁闻讯后十分气愤，他召来美国P47机队负责人加以申斥，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后由中美双方联合组织军事法庭，调查审讯，最后裁定：将肇事人员开除军籍，10日内由美方押送回国。P47队负责人向光化中学道歉，送受伤学生进医院治疗。中美“备忘录”4份，副本由中国政府寄送美国军部，一份寄往美军在华总部查照。中美空军联队中美军生活待遇高于中国飞行员，他告诫中国飞行员要注重国格、人格，不沾光，生活不足处由战区司令部补充。
当时，五战区境内有两股著名的地方武装势力：一为豫西十三县民团总指挥别廷芳，此人是个“人不离土，枪不离手”的土霸王；另一个是老河口袁冲山区的陈别山，是拥有枪弹武器和“内三保”、“外三保”势力很强的帮伙。李宗仁委派原五路军参谋长张任民、参议刘汉川为代表，专程会见别廷芳，告诫他在国难当头应抗战保国安民；对陈别山也派人去晓以大义。在之后的豫南会战中，别廷芳动员民兵17000多人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作战；陈别山也为抗日做过一些贡献。
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便于发动内战“剿共”，特别是便于进攻华中新四军的需要，同时也为使李宗仁不能“拥兵自重”，改任积极反共的刘峙为五战区司令长官，而任李宗仁为“位尊而无实权”的汉中行营主任。
当1945年2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时，群众夹道簇拥相送，鞭炮由司令部门前鸣响数里直至汉江河边。李宗仁下车步行走过浮桥，频频回首，与送行者依依惜别，离开了他曾驰骋数载，抵抗日军侵略而铭记于心的鄂西北大地。老河口百姓为纪念他抗日的业绩，特地在第五战区司令部门前立下一块上书“李上将军德邻公驻节之地”的石碑。
李宗仁怀念在中华民族遭受空前苦难的悲惨年月与老河口人共同度过的6个年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李宗仁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
1965年7月，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热烈欢迎。李宗仁自认以“待罪之身”归国，却受到中国共产党如此的热诚欢迎，并安排他到祖国多地参观，心里大为感动。此时，他虽十分想念老河口，但他自觉有更多使命，企望逃往香港的旧友和部下早日归国，“从长计议共同奋斗的途径”。他与黄绍竑（字季宽）相约劝在港旧属回京共叙情谊，黄曾为桂系军阀前期“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一，解放战争中逃往香港。
1966年3月，李宗仁给曾是他部下的军需处少将处长何柏林写了一封信，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何柏林又名何福荣，抗日战争时任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军需处少将处长，解放战争中逃至香港。
“柏林兄惠鉴：
仁在桂参观结束后，原定即赴羊城侯兄来晤，不幸德洁所患乳癌突然发展到肺、肝、胃、肠各部，情势甚为严重，特临时改变计划由南宁返京，现德洁已于二十一日凌晨零时卅分因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想吾兄在报上已有所闻，仁经此突然变故一时不能离京，拟请兄伉俪仍依照原定计划于四月八日由港返粤，抵穗晤子女后即乘穗京班机迳飞首都一行，来回旅费由仁负担。兄与子女晤叙已请有关妥为安排，兄到穗时自有负责同志面告一切，又仁经此事变，内心颇受打击，深欲与旧友垂聚一堂相与话旧，并从长计议共同奋斗的途径。如蒙他们惠就于四月底前返国一行倾吐积烟，固所愿也。有信乞将此意婉为转达，毋任企幸。
专此顺颂安祺。
宗仁，三月二十一日
季宽兄亦愿高昌、励方两兄来京一行，来去自由，晤后仍可返港，来去旅费由仁负担。”
原来，李宗仁归国后，正当他和夫人郭德洁兴致盎然地在广西桂林故地重游时，死神却一步步向郭德洁逼近。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乳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老年丧妻，对李宗仁打击很大，他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有时睹物思人，悲情满怀。由上面信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境，此信发出后，李宗仁一直等待着回音。
考虑到李宗仁孑然一身，生活不便，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酝酿着给他再找个伴儿。经过一番查访再加上事有巧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27岁的胡友松走进了李宗仁晚年的生活。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胡友松被李宗仁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所吸引，逐渐产生了对李宗仁的爱慕之情。在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同志的关心下，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举行婚礼，结成了轰动一时的老少配。婚后老夫少妻的生活过得甜蜜美满。不料，此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不仅李宗仁等待的香港复信杳然无音，就连期待的老河口之行也难以如愿了。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临终前，李宗仁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留下一封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