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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瑞典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问悦然：“莫言得奖你高兴吗？”
悦然说：“高兴。”
我又问：“为什么高兴？”
悦然向来只翻译他自己欣赏的作家，如李锐、曹乃谦、高行健、北岛、杨牧等。悦然不是莫言的译者，他只是接受瑞典学院诺奖提名小组委员会的委托翻译莫言的作品。悦然考察了各种语言的莫言译本，发现其中很少有短篇作品。他明确指出，莫言的作品短篇胜过长篇，《小说九段》中的风景描写有着沈从文一般简洁风景画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环境与内心朴质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动。“他是双脚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孩子。”他回答记者的话第二天刊载于《瑞典日报》头条。
回答“为什么高兴莫言得奖”，悦然说：“我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48年，马悦然到中国调查方言，在四川生活了两年，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并成为一生的好友。初到中国时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马可汉”，那个“汉”字有追随老师高本汉的意思，日后他说到这个名字笑着摇头：“这名字简直不行！”当时四川华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位优雅的学者闻宥教授为他取名“马悦然”，他的瑞典语名字就是“悦然”（G？觟ran），相当于英语的“乔治”，这美丽的中文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马悦然1946年开始追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汉语，一生致力于汉语的研究与翻译，而他的中文写作却推迟得很晚，这是所有汉学家的处境。2000年，以中文写作的法国籍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台湾报刊邀请马悦然撰写散文专栏一年，后集结成书即《另一种乡愁》，我当时负责编辑联合文学出版的繁体字版，李锐将书稿交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还作了序。
我的朋友、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作品的台湾学者施淑女赞叹马悦然一出手写散文，就写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民国优雅白话文体。过了十几年再读《另一种乡愁》，我更加喜爱。这本书尤为珍贵的意义是悦然在写作过程中沉浸于对宁祖的毕生爱恋与怀念之中。2005年，悦然带着老二佩尔、儿媳卡琳与孙儿女一大家人回到成都祭拜宁祖的父母。儿媳与孙儿们都是老外，却如中国人一般磕头跪拜;一家人又陪悦然重登峨眉山，走进报国寺。2007年秋天，四川画家老友吴一峰百年冥诞画展，我随悦然回成都，也去拜访报国寺，寺庙大致维持了当年居住的模样。峨眉山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乡愁就像还愿一样还完了。
马悦然的中文写作来得虽迟，他的创作力量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全方位地爆发出来，明亮而有节奏。首先写作散文集《另一种乡愁》，接着创作俳句集《俳句一百首》，后又写了微型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一部接着一部，最后还翻译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诗作与散文的中文译本）。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霍尔斯·恩达尔是个优秀的散文作家，他也发现马悦然有着运用汉语创作各种文类作品的才华。我认为，马悦然游走于各种文类写作都有着闪闪生辉的魅力，他是他自己的吹笛人，能召唤出往昔无限美好的记忆，传达出他的语言学涵养与经年累月研究汉语文学的哲思。
《另一种乡愁》呈现了一位汉学家研究中国音韵学、古文与现代中文作品的许多心得，马悦然用简朴的文字描述学术上深刻的道理，就像一幅一幅地拓印汉代画像砖，当读者看过之后，连缀起来，就能了解当时的文化生活，也理解了为什么汉学家需要研究中国音韵学。在《关于劳动号子的节奏》一文中，马悦然用诗人曹辛之的笔名“杭约赫”三个字来记录他在四川听到的拉板车的人哼唱劳动号子的节奏。几年之后，他发现两千多年前荀子《成相篇》的节奏跟劳动号子的节奏完全相同。又过了一些年，他发现一个不识字但很有天赋的陕西诗人王老九吟唱的叙事长诗也有相同的节奏，甚至一些弹词与“数来宝”也用这个节奏。马悦然写道：“世界上绝没有一种语言的生命力能够跟汉语相比。”
本书的一些文章将来会成为研究中国文学史未完的线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不同的方法，最常见的是以一个学者的力量写一本当代中国文学史，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因为一个学者只有一个观点。1980—1982年、1986—1988年马悦然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一次在德国召开的汉学会议，大家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方的汉学家有责任记录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这个文学史最大的意义是使许多被历史遗忘的中国作家通过这部文学史的出版而“复活”。
通过汉学家们的投票，由马悦然担任总编辑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分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戏剧四卷，邀集一百名汉学家撰写导读书评，为作者立传，阐述作品精华。在这个过程中，总编辑必须跟撰写书评及担任各卷主编的汉学家们不断通信、讨论、辩论甚至争执才能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学史观点。真不容易！
1958年到1979年，马悦然没有机会拜访中国。1979年4月，中国发给悦然、宁祖入境证，往后两三年悦然回北京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朋友，找到了他需要的中国现代作家所写著作的第一版，记得曾在七月的大热天挥汗如雨，在瑞典大使馆一页一页影印了所有的小说诗集读本。后来，这批影印本送进了瑞典远东图书馆，作为他自己研究，以后也成为编选文学指南的参考依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悦然遍访中国的学者作家，搜集研究文学史料的意见。悅然的好友冯至先生提到了一位被遗忘的诗人韦丛芜所写的长诗《君山》，共一百四十页的《君山》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长的情诗。韦丛芜生于1905年，写作《君山》时才十九岁，一生只出版了两本诗集。悦然钦佩冯至先生的文学观点与研究态度，他不以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的姿态对被遗忘的诗人施以偏见，能够秉持谦谨的公正之心看待不同作者的作品。1980年，马悦然推荐冯至先生选进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成为外国院士，而收入了《君山》一诗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至今仍摆放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
马悦然几次提到“被遗忘的诗人”是研究文学史的非常严肃的命题。读者也许奇怪为什么他常能发掘别人所不知道的诗人如杨吉甫、王老九，以及小说家如曹乃谦。悦然说：“那是我偶然发现的。”能使偶然变成必然，需要勤奋阅读，需要手到脚到地做足功课，更需要一颗像冯至那样的谦谨之心。
近年来学界兴起一股风潮，引用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来作为否定汉学家研究的一种依据。我认为“东方主义”是好的学说，但利用此说法来否定汉学家的观点，对真正优秀的汉学家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过来说，要是因此加深了对汉学研究的误解，造成损失，那是西方文明走下坡路的一种象征。书中有一篇《巨人都到哪里去了》，悦然发现在高本汉的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到处都有学术巨人，现在却没有了。我们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
《另一种乡愁》增订版添加了马悦然的三篇新作《林中空地的石头》、《想念林语堂先生》、《真理是美丽的》，附录三篇访问文章为编辑所选。
（[瑞典]马悦然：《另一种乡愁》（增订版），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我问悦然：“莫言得奖你高兴吗？”
悦然说：“高兴。”
我又问：“为什么高兴？”
悦然向来只翻译他自己欣赏的作家，如李锐、曹乃谦、高行健、北岛、杨牧等。悦然不是莫言的译者，他只是接受瑞典学院诺奖提名小组委员会的委托翻译莫言的作品。悦然考察了各种语言的莫言译本，发现其中很少有短篇作品。他明确指出，莫言的作品短篇胜过长篇，《小说九段》中的风景描写有着沈从文一般简洁风景画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环境与内心朴质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动。“他是双脚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孩子。”他回答记者的话第二天刊载于《瑞典日报》头条。
回答“为什么高兴莫言得奖”，悦然说：“我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48年，马悦然到中国调查方言，在四川生活了两年，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并成为一生的好友。初到中国时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马可汉”，那个“汉”字有追随老师高本汉的意思，日后他说到这个名字笑着摇头：“这名字简直不行！”当时四川华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位优雅的学者闻宥教授为他取名“马悦然”，他的瑞典语名字就是“悦然”（G？觟ran），相当于英语的“乔治”，这美丽的中文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马悦然1946年开始追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汉语，一生致力于汉语的研究与翻译，而他的中文写作却推迟得很晚，这是所有汉学家的处境。2000年，以中文写作的法国籍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台湾报刊邀请马悦然撰写散文专栏一年，后集结成书即《另一种乡愁》，我当时负责编辑联合文学出版的繁体字版，李锐将书稿交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还作了序。
我的朋友、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作品的台湾学者施淑女赞叹马悦然一出手写散文，就写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民国优雅白话文体。过了十几年再读《另一种乡愁》，我更加喜爱。这本书尤为珍贵的意义是悦然在写作过程中沉浸于对宁祖的毕生爱恋与怀念之中。2005年，悦然带着老二佩尔、儿媳卡琳与孙儿女一大家人回到成都祭拜宁祖的父母。儿媳与孙儿们都是老外，却如中国人一般磕头跪拜;一家人又陪悦然重登峨眉山，走进报国寺。2007年秋天，四川画家老友吴一峰百年冥诞画展，我随悦然回成都，也去拜访报国寺，寺庙大致维持了当年居住的模样。峨眉山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乡愁就像还愿一样还完了。
马悦然的中文写作来得虽迟，他的创作力量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全方位地爆发出来，明亮而有节奏。首先写作散文集《另一种乡愁》，接着创作俳句集《俳句一百首》，后又写了微型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一部接着一部，最后还翻译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诗作与散文的中文译本）。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霍尔斯·恩达尔是个优秀的散文作家，他也发现马悦然有着运用汉语创作各种文类作品的才华。我认为，马悦然游走于各种文类写作都有着闪闪生辉的魅力，他是他自己的吹笛人，能召唤出往昔无限美好的记忆，传达出他的语言学涵养与经年累月研究汉语文学的哲思。
《另一种乡愁》呈现了一位汉学家研究中国音韵学、古文与现代中文作品的许多心得，马悦然用简朴的文字描述学术上深刻的道理，就像一幅一幅地拓印汉代画像砖，当读者看过之后，连缀起来，就能了解当时的文化生活，也理解了为什么汉学家需要研究中国音韵学。在《关于劳动号子的节奏》一文中，马悦然用诗人曹辛之的笔名“杭约赫”三个字来记录他在四川听到的拉板车的人哼唱劳动号子的节奏。几年之后，他发现两千多年前荀子《成相篇》的节奏跟劳动号子的节奏完全相同。又过了一些年，他发现一个不识字但很有天赋的陕西诗人王老九吟唱的叙事长诗也有相同的节奏，甚至一些弹词与“数来宝”也用这个节奏。马悦然写道：“世界上绝没有一种语言的生命力能够跟汉语相比。”
本书的一些文章将来会成为研究中国文学史未完的线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不同的方法，最常见的是以一个学者的力量写一本当代中国文学史，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因为一个学者只有一个观点。1980—1982年、1986—1988年马悦然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一次在德国召开的汉学会议，大家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方的汉学家有责任记录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这个文学史最大的意义是使许多被历史遗忘的中国作家通过这部文学史的出版而“复活”。
通过汉学家们的投票，由马悦然担任总编辑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分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戏剧四卷，邀集一百名汉学家撰写导读书评，为作者立传，阐述作品精华。在这个过程中，总编辑必须跟撰写书评及担任各卷主编的汉学家们不断通信、讨论、辩论甚至争执才能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学史观点。真不容易！
1958年到1979年，马悦然没有机会拜访中国。1979年4月，中国发给悦然、宁祖入境证，往后两三年悦然回北京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朋友，找到了他需要的中国现代作家所写著作的第一版，记得曾在七月的大热天挥汗如雨，在瑞典大使馆一页一页影印了所有的小说诗集读本。后来，这批影印本送进了瑞典远东图书馆，作为他自己研究，以后也成为编选文学指南的参考依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悦然遍访中国的学者作家，搜集研究文学史料的意见。悅然的好友冯至先生提到了一位被遗忘的诗人韦丛芜所写的长诗《君山》，共一百四十页的《君山》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长的情诗。韦丛芜生于1905年，写作《君山》时才十九岁，一生只出版了两本诗集。悦然钦佩冯至先生的文学观点与研究态度，他不以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的姿态对被遗忘的诗人施以偏见，能够秉持谦谨的公正之心看待不同作者的作品。1980年，马悦然推荐冯至先生选进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成为外国院士，而收入了《君山》一诗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至今仍摆放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
马悦然几次提到“被遗忘的诗人”是研究文学史的非常严肃的命题。读者也许奇怪为什么他常能发掘别人所不知道的诗人如杨吉甫、王老九，以及小说家如曹乃谦。悦然说：“那是我偶然发现的。”能使偶然变成必然，需要勤奋阅读，需要手到脚到地做足功课，更需要一颗像冯至那样的谦谨之心。
近年来学界兴起一股风潮，引用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来作为否定汉学家研究的一种依据。我认为“东方主义”是好的学说，但利用此说法来否定汉学家的观点，对真正优秀的汉学家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过来说，要是因此加深了对汉学研究的误解，造成损失，那是西方文明走下坡路的一种象征。书中有一篇《巨人都到哪里去了》，悦然发现在高本汉的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到处都有学术巨人，现在却没有了。我们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
《另一种乡愁》增订版添加了马悦然的三篇新作《林中空地的石头》、《想念林语堂先生》、《真理是美丽的》，附录三篇访问文章为编辑所选。
（[瑞典]马悦然：《另一种乡愁》（增订版），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