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礼品的价值而论，无论是真金白银、参茸虫草，还是名烟名酒、名表名包，令人震撼的程度似乎都无法与古玩字画相媲美，它们少则几万、十几万，多则数十万甚至百万、千万，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别平常礼品所不具备的“风雅”和“别致”。
　　能够用上如此价值连城的礼物，究竟收礼人和送礼人之间是何等的“情义”？想必已不言自明。
　　送礼
　　即便是在一个被灰霾笼罩的傍晚，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依然人流如织。在这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古玩胜地，牟建平的一位朋友徘徊很久，终于在某画廊里相中了一幅当代名家史国良的画，四平方尺，72万元。
　　牟建平是国内知名的艺术市场研究者。友人买下史国良的画作后，来找他：“是真的吗？”牟建平笃定不是高仿。对方解释说，他们在干一个一千万元的工程——给别人送礼。
　　这些年来，字画市场上行情火爆，不仅造成字画价格的几何级增长，在另一个“世界”里，它们也炙手可热。因为字画的价格浮动大，不出事的时候能保值增值，出了事又可以说它不值一文，所以字画已然取代票子、车子、房子，成为中国当下最流行也最保险的权钱勾兑佳品。
　　检索近十年落马官员的受贿清单，可以发现重庆前司法局局长文强和湖南郴州前市委书记李大伦，原来都是张大千的拥趸。杭州前副市长许迈永的收藏室，简直是个小型书画博物馆，里头不光有齐白石、范曾的画，甚至还有启功、沙孟海的字。
　　“国画比油画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也比瓷器古董更容易保值变现。”牟建平说，“齐白石的画哪怕是赝品，也有人接盘。”
　　但一幅齐白石的画动辄千万元，价格低一些的当代书画家作品，便成为送礼的上乘之选。“有知名度，比美院刚毕业的拿得出手，又有行情，一幅画到市场上至少一两百万。”牟建平估计，范曾的画，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别人买来送礼的。
　　年届七旬的范曾，是当下中国在世画家中最火的一号人物。每年春节，北京荣宝斋都会举办一场范曾新春画展，8年来总共卖了4.5亿元。1995年，有人从范曾那儿批了200幅画，每平方尺才4000元，但2011年的行情是平均每平方尺24万元。
　　知名策展人付晓东回忆有人问他为什么范曾的画价这么贵，他半开玩笑地答道：“内靠贪官，外靠土匪。”仅就公开报道，藏有范曾书画的落马官员就有浙江海宁原副市长马继国、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河北沧州原市委书记薄绍铨。
　　几年前，喜欢字画似乎还是沿海部分官员的专利，但如今，就好像世界艺术品市场上的“拍王”也不再只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山西的煤老板一样，这股风气也在向内陆蔓延。
　　这些年，跟书法家刘正成买字的，不光有北京、山东的，也有甘肃、陕西的。在中国书法界，刘正成曾经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现在是国际书协主席。
　　刘正成透露，除了像启功、于右任这些名家，一些领导最认的就是像刘正成这样头上顶着某某书协主席头衔的。“送礼的也都不太懂行，所以他们只认书协主席。”刘正成说。
　　刘正成的字不便宜，小字一平方尺两万，大字一平方尺也得八千，但登门买字的人却络绎不绝。他记得，出手阔绰的一个老板花了一百多万买字。
　　每写完一幅字，刘正成都被买字的要求合张影。“主要为了向别人证明这是我的真迹。”
　　给领导写什么，这很有讲究。刘正成被要求写得最多的有两类字，一类是名人诗词，比如前段时间，有人请他写两幅《登庐山》，给某银行行长、副行长各一份；一类是跟反腐倡廉、和谐社会相关的，比如“宁静致远”、“惠风和畅”。
　　原阜阳市市长肖作新的涉案物品拍卖会上，一些字画上就写有“廉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字样。一些官员的办公室里，也经常可以看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政书法。实际上，字画这些年已经成为各地纪检系统廉政教育的重要载体。
　　不少人在末尾，都会请刘正成写上，“×××先生雅正”，但一次，有个老板偏请刘正成写上老板自己的名字。他解释说，“如果不写名字，被哪个领导看上了，不好意思不给。写了名字就没人敢要了。”
　　但谁知有一天，这个省的一个厅级领导突然造访，看到了这幅字，很喜欢，说这简直就是为他写的啊——他们名字相似，没想到这个老板也很聪明地拒绝了，“我们名字不一样，你是大小的小，我是拂晓的晓。”
　　


　　交易
　　送礼送字画，这交易在外人看来的确相当隐蔽，但这注定是一场比其他礼物风险更小、收益更大的双赢买卖。
　　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收下一幅九位名家合作的牡丹图之后，还给赖昌星的好处是走私上的一路绿灯；商人宋某仅用17万的字画古董，就从浙江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那儿换来了175万的土地出让金免单“奖励”。
　　收礼者得到的回报，也远远不是这些字画本身。在赝品大行其道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某种程度上，字画是可以随时变现的硬通货，至于真假并不重要。
　　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前不久曾公开撰文炮轰，水墨画已经变成官商洗钱的主要途径，某些水墨画价格的涨落，成了权力社会利益的K线图。
　　拍卖会上，业内人士经常看到有买家，以极其离谱的价格拍走一个在收藏家们看来不值几个钱的字画。这个看似神秘的游戏，其实是拍卖行和送礼者一起做的局。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开拍前，送礼者先弄一张权威机构的鉴定书，抬高拍品底价，接着再把拍品产权人定成收礼者。开拍了，找几个熟人一起竞拍，送礼者最后以高价拍下，钱顺利进入收礼者的口袋。而拍品本身可能就是几年前送礼者送的。
　　参与做局的拍卖行几乎是零风险。“拍卖双方都要给12%的佣金，但是拍品真假一概不负责。”《中国文物黑皮书》的作者吴树说，“中国拍卖公司有三十多家，世界之最，有很多拍卖一看就是用来洗钱，但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更有某老板，为了获得国企的大单，特地开了这样一家拍卖行。
　　据吴树了解，一些古玩店本身就是官员开的。“都是请亲戚打理，东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赝品，掩人耳目用的，另一部分是真正受贿来的东西，用来拍卖。”
　　有的甚至通过情妇来做掮客。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的情妇陈某爱收藏字画，她的字画一旦被有求于李堂堂者购得，即可证实李已经答应办事——有批发工程的，也有想加官进爵的。
　　现在的局越做越大。在北京、上海一些高级餐厅里，往往会摆有许多标价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古董字画，还真有人买。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餐厅都有“后台”，而所谓古董可能就是从潘家园淘来的几十块钱的地摊货。
　　古代也有这种现象，跟现在有很大不同。“古代收藏家中官员占大多数，他们是真喜欢，真懂行，送的东西也是实打实的。”收藏家马未都说。
　　曾经的精英收藏，今天在中国变成了全民狂欢。是谁在这一波浪潮中“先富起来”？吴树说，不是文物贩子，也不是普通收藏者，“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像艺术品投机商这样的显性富人，另一类是贪官污吏，为隐性富人。”
　　


　　洗钱暗流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今天，晚清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依然被很多人推崇，在《胡雪岩传》中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光绪七年，为了帮助左宗棠西征、开船运局、办洋务，胡雪岩计划向德国、英国的洋商“借洋银”300万两。但是，这一计划若想成行，就必须得到清朝政府的许可。当时的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兼外经贸部部长)宝鋆就是一个必须要争取的人物。
　　但是，胡雪岩并不认识宝鋆，贸然送钱恐怕是会徒劳无功。于是，早已深谙“雅贿”之道的胡雪岩来到琉璃厂，找到一个可信的古董商来作为“送礼”的中间人。
　　宝鋆家中藏有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胡雪岩就让古董商去联络宝鋆，说有买家非常喜欢这幅画，愿意以三万两银子求宝鋆“割爱”。宝鋆自然知道这幅画虽好，但哪里会有这般高价，当下心领神会，告诉古董商愿以君子之德“成人之美”。
　　这笔交易，用今天的话来讲，叫做“洗钱”。
　　鉴于以艺术品形式行贿受贿的现象日益突出，中纪委颁布了新的规定：官员不得收取古玩字画、不得收取润笔费等等。但是，“变通”的方式毕竟太多了。
　　“在近几年我们调查的官员受贿案件中，以价值而论，古董字画等艺术品已经超过房产，成为排名第一的类别，而房产排第二，第三则是各类小件奢侈品。”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位纪检干部表示，“我们已经开始组织纪检干部学习一些关于艺术品和奢侈品的知识。以前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要不是受贿人自己交代，我们很多纪检干部可能并不知道一副眼镜架也有几百万的；一串乌突突的木头珠子穿成的手串会比一块劳力士金表贵得多，因为那是顶级沉香。”
　　“现在官员收礼都相当谨慎，普通的礼品根本看不上眼，冒着风险也值不了什么钱，不如不收。但是，古玩字画就不一样了，有时叫人很难拒绝。”著名书画经纪人郎永说，常有人通过他向书法家求字，很多要写上“赠某某”，这样领导不收也不好，因为写了他的名字总不好再给别人了。
　　虽然官员权贵中爱好古玩书画的不少，但真正懂艺术的毕竟是少数，所以要想礼品的价值被对方充分地“领悟”，选择那些家喻户晓的艺术家或者“有名头”、“有官职”的艺术家会更加事半功倍。
　　“比如书画若出自在美协、书协有头衔或者在艺术院校有职位的书画家之手，那自然是拿得出手的，因为不管你懂不懂，有来头总是感觉错不了。”郎永说，“如果更有实力，那就可以选择如齐白石、范曾的画或者启功、沈鹏的字，这些在艺术市场里都属于硬通货，最受欢迎，价值高、能保值，而且变现也非常容易。”
　　“我在潘家园买了一把破茶壶，然后就说是明朝的，送到拍卖公司拍卖，然后就有人以一百万拍下来。这似乎不触犯任何法律，而且还十分高雅，只能说我眼力好、捡了漏儿，这叫以假为真。”郎永说。“我拿了一件乾隆的花瓶，摆在琉璃厂，你花1万块买了去，其实值100万，这叫以真为假。”
　　在古玩店和拍卖场上演过多少次这样的情节，我们不得而知。“我听到的一个故事是：两企业竞标一个千万的项目，对手送了领导一辆路虎免费试驾。这边企业没那么多钱，于是花几千块钱找人仿了一幅齐白石的作品，拿到拍卖公司自卖自拍了一下，拍了80多个(万)，然后带着拍卖公司的付款凭证送给了领导，反正是一锤子买卖，拿下这个单子就行。”郎永说。
　　如果不是因为东窗事发，文强的那幅张大千的赝品图，说不定现在正静静地躺在另一位官员的收藏室里，等待下一位送礼者做局高价买下。但如今文强的突然倒下，这幅字画的命运也随之被改写。
　　起初，它被重庆物价部门鉴定为364万元，但很快国家文物局就站出来说，那是赝品。“如果是赝品，不能定受贿罪，但很少有贪官只收一件东西，最后定罪顶多把这个赝品减掉。”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
　　等待这幅赝品字画的下场只有一个——通过公开拍卖变现后上缴国库。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一份通知中就已经做出公检法等罚没物品必须拍卖的规定。
　　拍卖一般由当地检察院委托专业拍卖公司来做，流程跟正规拍卖并无二致，有造势，也有预展。2004年4月，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涉案物品拍卖会，就在石家庄一家三星级酒店预展3天，吸引了全国1万多人。
　　从后来的拍卖效果看，李真收藏的字画最为抢手。与起拍价相比，字画类拍品的成交价增长率最高，达589%，成交率达85%。黄胄的《驴》，还有徐悲鸿的《神鹰图》，已经确定是赝品，但最终也有人愿意花7000元买下，就连李真的金印也被人拍走了，6400元。
　　但毕竟是涉案物品的拍卖，就算是真品，也无法跟拍卖市场上的行情同日而语。2007年1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7位贪官的涉案物品拍卖会上，一张编号243的字画，起拍价只有两元。未装裱的89幅字画从6750元起拍，最终拍出全场最高价——4万元。
　　负责拍卖的安徽国安拍卖有限公司称，委托方安徽省检察院建议他们，大点的按照评估价的50%起拍，小件可以无底价拍卖。
　　如果碰到国家级文物，连拍都不让拍就直接充公。那次的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吴树也去了。他回忆，拍卖师刚上台就宣布，619件古董中有60件拍品因为可能属于国家级文物，撤拍。“上三级文物名单的都是国家级文物，必须充公。”吴树说。
　　撤拍的物品中有不少名家字画。例如李大范的墨梅图轴，刘墉的十三行真迹。
　　国有博物馆一般会成为这些撤拍品的最后归宿。据学者考证，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最初就是从明代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家抄来的，后来几经流转，还曾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带出紫禁城。
　　2010年全国艺术品春拍将近500亿，创造历史之最，牟建平观察发现，其中至少有300亿由字画支撑。“不出意外的话，2011年正在进行中的秋拍将超过这个数。”
　　但就普通人而言，便宜又实在的贪官涉案物品拍卖会才是他们“捡漏”的好去处。那次王怀忠等人的拍卖会上，有许多人就是冲着王怀忠的名头来的。有个外地人，是受官员朋友委托来的，“感觉他的赃物里应当会有些‘好东西’。”
　　历史上的“雅贿”
　　以艺术品作为礼品并非今人所创，在中国绝对是有悠久历史的，称之为“雅贿”。“雅贿”可追溯至汉代，唐宋渐成风气，至明清则已臻于极致。据说在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是“硬通货”，自然也可以当作礼金的。于是，古玩书画成为官场交际的秘密武器，“雅贿”蔚然成风。
　　古代仕林耻于论及钱财，又好风雅，于是以古玩书画作为媒介，便可两全齐美。明清时期的大贪官个个均非“庸俗”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唐吴道子《南岳图》、王维《圆光小景》、宋徽宗《秋鹰》、宋高宗《题王仲珪梅》、苏东坡《墨竹》都曾是明代大贪官严嵩的藏品。据说严嵩爱棋，因此他所收受的碧玉、白玉围棋和金银象棋各有数百副之多。
　　清乾隆时期的大贪官和珅，同样以喜“雅贿”著称。和珅并非不学无术之人，于书于画也都颇有见地，虽然所收之名作数量只有170余张，但绝对件件精品。乾隆皇帝也同样是爱好书画之人，《石渠宝笈》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和珅也常常以难得的书画去“雅贿”皇上。
　　不幸的是，这一“传统”被很好地保存下来。“艺术品成为贿赂的工具，这对立法、司法以及纪检领域都是一个新课题。”上述纪检干部说，“干部级别越高，收受的贿赂中，艺术品的价值和比例越高。”
　　从赖昌星、文强、马继国，到李大伦、许迈永、刘志祥……近年来落马的高官中，无一不被查出藏有名贵的古玩字画，从齐白石、张大千到陈逸飞、范曾，从瓷器、紫砂到象牙、红木，还有比较前卫的当代艺术品。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他家中所藏的古董和字画简直令很多专业博物馆汗颜。这座“天义博物馆”中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如齐白石《春山图》、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