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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翻译《共产党宣言》
2013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书中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翻译《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八位译者，其中第二位翻译者就是父亲华岗。
父亲1903年生于浙江龙游，中学时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后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他长期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曾任共青团江浙联合省委宣傳部部长，共青团江浙省委书记。1928年5月，父亲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从莫斯科开会回来，父亲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按照恩格斯校阅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中国第一个完整的《宣言》中文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是陈望道根据日文本翻译的。父亲最早接触到的《宣言》便是这个版本，这本书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父亲负责团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并主持《列宁青年》的出版，工作十分繁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再加上环境险恶、居无定所，因此，翻译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只要条件允许，父亲就坚持继续翻译《宣言》。经过对原著反复地研究和推敲，1930年，他终于完成了《宣言》的翻译工作，并交由华兴书局秘密出版。这是中国翻译出版《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问世到1930年华岗译本出版，其间相隔10年。这期间，中国革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父亲亦从一名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干练的革命者，他以自己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坚实的革命理论，对《宣言》的理解在不断升华，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1999年4月，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金海、胡永钦合写的《解放前〈共产党宣言〉的六个中文译本》文中提到，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相比，“质量有显著提高，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该书“在出版的数年间，曾不断地重印再版，足见它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广泛了”。
父亲翻译的《宣言》，开创了六个第一：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个《宣言》中文全译本；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个由共产党员翻译的《宣言》译本；它是中国第一次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宣言》，采用的是由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该书所附马克思及恩格斯所写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它是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的《宣言》，便于读者对照阅读，准确理解；它第一次将全书的结束语译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响亮的口号。在此之前的《宣言》汉译本中，结束语被译作“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而父亲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反复考虑后，将其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口号，荡气回肠、震撼人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后的各种汉译版本，对《宣言》的结束语均采用了这一译法，只是在“无产阶级”及“无产者”的用语上，有细微的调整。
自1930年至1939年，《宣言》的华岗译本在上海、汉口多次再版，在当时的国统区产生了重要影响。1932年前后，华岗译本辗转传入中央苏区，并于1934年得以在苏区出版，成为苏区军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它是1934年以前，在苏区出版的唯一的《宣言》译本。据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回忆，他们曾带着珍藏的《宣言》（其中就有华岗译本）走上长征之路，这本薄薄的小书成为他们在艰苦征途中重要的精神食粮。
在国统区，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宣言》的译本不得不采取伪装形式出版：有的故意未注明出版时间、印数，有的未署译者真名而采用化名，有的书名只用“宣言”二字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此书印数本来就不多，因此，到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已很少了。加之1955年父亲失去自由后，其著作、译作全部被封存甚至销毁，所以，迄今为止，解放前出版的《宣言》华岗译本只找到七种版本，现分别珍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江西兴国革命纪念馆、北京红展文化传播公司等处。
1955年父亲蒙冤入狱后，其作品完全“消失”，他翻译《宣言》之事也无人敢于提及。直到1980年父亲获平反之后，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中才开始介绍父亲翻译、出版《宣言》的有关史实，这段尘封了多年的往事终得重见天日。
父亲除翻译《宣言》外，还翻译了《1905至1907年俄国革命史》，由上海华兴书局于1929年9月出版。
父亲生前出版的著作有十几种，第一部就是《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以下简称《大革命史》）。这是父亲的成名之作，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由大革命的亲历者记录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著作，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范例。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父亲苦心孤诣搜集资料，完成了该书的创作。该书在鲁迅的帮助下，于1931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曾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发展党员的必读书。
经董必武推荐，出任《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1932年初，父亲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被派往北平、唐山等地视察指导工作。此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任命华岗担任特委书记，时年他29岁。同年9月，父亲与交通员张永祥一行，去满洲赴任，公开身份是皮货商和伙计。在途经青岛时，他俩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
被捕以后，父亲化名“刘少陵”，自称是贩卖皮货的，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华岗、张永祥仍被判刑5年。11月底，父亲被送到青岛山东省第五监狱服刑。1937年2月7日，父亲和任作民、向明等几十人被押上火车，送往武昌反省院。
1937年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在此之前，父亲已通过可靠的关系送信给董必武，告知他被捕入狱的情况。董必武一到汉口，就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任作民等人。此时，国民党当局才知道被他们关押五年之久的“刘少陵”竟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华岗！迫于形势，反省院不得不于10月16日宣布释放华岗、任作民等人。 当时，云南的民主运动正蓬勃发展，昆明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而父亲代表南方局对龙云成功进行的统战工作，便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龙云部队去越南受降，而蒋介石嫡系部队却逐渐向昆明城内集结。此时，父亲多次劝告龙云：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龙云却有些麻痹大意，对这些劝告未听进去。1945年10月，蒋介石嫡系部队在昆明围困龙云，龙云被解职，并被送到重庆软禁。幸亏在此之前，父亲已早有准备，妥善作了工作交接，将骨干分子提前疏散、隐蔽。父亲于10月5日化装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周恩来称赞父亲在云南的工作时说：“你的工作很有成绩，不愧是孤胆英雄。”1950年，龙云由香港回到北京。
在昆明工作期间，父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昆明的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运动，积极进行指导和协调。同时，父亲深入文化教育界展开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参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他广泛接触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罗隆基、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人，与他们肝胆相照，倾心交谈。父亲坦率真诚，儒雅亲切，知识渊博，胆识过人，使他们心悦诚服。父亲还与尚钺、楚图南等人联系广大青年，开展学生运动，扩大中共的影响。时任云南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后任中组部部长）回忆说：“华岗在云南工作期间与地下党密切配合，统战工作很有成效，群众工作大大开展……总结云南工作，不能不书上华岗一笔。”
除了以上工作外，父亲还兼搞军事方面的联络，以及了解英美人士的动态，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展开直接反击。当年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对他的评价是：“华岗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组织者。”
战斗在上海“周公馆”
1945年8月，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至10月10日，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谈判结束后，中共准备在上海设立工作委员会。年底，父亲被派往上海，负责筹备建立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并担任上海工委书记，办公地点在思南路117号。因上海的工作由周恩来领导，故这一住所被称为“周公馆”，此处的户主登记为“政协顾问华实甫（即华岗）住宅”。母亲谈滨若也被安排到上海工委的妇女组工作，并于1946年2月带着女儿抵沪，住进“周公馆”。与之前以秘密身份开展工作的情况有所不同，父亲这次在国统区的身份是公开的，因而风险更大。
国民党当局虽然表面同意中共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实际上将其视为眼中钉。自“周公馆”挂牌后，特务们便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医院内设立了秘密岗哨，昼夜监视。父亲作为工委书记，多次在敌人的监视下，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在此会见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讨论国内外大事。在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15周年大会上，父亲作为主席团成员发表演说，公开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支持国统区的民主势力。对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恨之入骨，早已将他列入黑名单中。这时，上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每晚在八仙桥的青年会召开碰头会，据与会的范尧峰讲：“华岗同志代表中共代表团几乎每晚必到，听过大家发言后，他就分析形势、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条理分明、口才犀利，简单扼要，使大家信服。”
父亲一面与民主人士频繁会谈，广泛接触，加强统战工作；一面出席《文汇报》举行的紧密结合时局的“星期谈座”，利用这一论坛公开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在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据当时的警卫员王德宝回忆：“华岗房间的灯光总是亮到凌晨两三点。有一次，他的女儿病危，夫人谈滨若也病倒了，他仍无暇顾及。邓颖超知道后，立刻派人将她们送到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随着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逐渐暴露，形势日趋紧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驻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除留下少数人外，大部分都转移疏散离开“周公馆”。1946年秋，母亲带着大姐秘密迁往阜石路幸福公寓，父亲则仍留在“周公馆”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2月28日晚，国民党当局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派军警包围了“周公馆”，限令中共人员五日内全部撤离上海。他们切断电话线，不许任何人出入，并从次日开始，没收一切邮件，禁止中外记者采访。对这一突然袭击，中共早有准备，经过抗议和交涉，董必武先带领一批人去南京，留下华岗、许涤新和胡繩三人在沪坚持工作。在这紧张危急的时刻，父亲临危不乱，镇定自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他充分利用这五天时间，指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周密细致地做好撤退的各项工作，不分昼夜地忙碌着，直到同志们全部撤走，在各项工作都安排妥当后，他才与许涤新、胡绳三人最后离开———在国民党军警的押送下乘车赴南京。后来，父亲撤回解放区。
1948年初，根据组织安排，父亲到达香港，协助中共香港工委从事统战工作，争取民主人士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在上海中共一大旧址纪念馆，珍藏着一段影视资料，记录了1946年父亲陪同周恩来亲切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历史场景，这是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的影像资料。
执掌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杂志
1949年8月，父亲奉命从香港乘船，计划途经上海，再赴北平，根据组织安排，到中央统战部担任领导工作。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继续北上。9月2日，父亲抵达青岛。相隔17年，同样是在9月，他再次来到青岛。时任军管会主任的向明来码头迎接，两位老友在胜利后重逢，格外喜悦。谈话中，向明得知他要去北平赴任，便极力挽留。当时，父亲肠溃疡发作，身体虚弱，经中央同意，暂留青岛养病。
受青岛市委和山东大学的邀请，从1950年1月起，父亲以教授身份为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作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11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合并前两所学校的性质不同，矛盾比较突出，需要一位既有革命资历，又有知识、有能力、会办学的专家学者担任校长。中央认为，华岗就是最佳人选，他出任校长，全校师生都能接受。周恩来打电话与父亲交换意见，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1951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此之前，中央已内定父亲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行政级别为三级。他为了留在山大工作，甘愿降低级别、减少收入，只领取一名普通大学校长的工资。有人说他太傻，他却说：“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了培养有用的人才，我甘愿如此。” 要将一所文理工农医科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办出特色，这是任何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校长都要考虑的问题。面对合校初期的复杂情况和五院十八系的庞大规模，父親运筹帷幄，以发展的眼光提出重点学科建设、发展山大特色，规划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宏伟蓝图，坚持民主办学、科学管理，很快把山东大学办成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当时，山东大学的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系云集了大批知名学者、教授，师资力量强，学术风气很浓，为了提倡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引领和推动学校教学与学术的发展，1951年5月，父亲拿出500元作为开办费，自费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它的创刊，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是由于《文史哲》创办，在解放后全国高校中是头一家；二是由于《文史哲》的学术风貌和全新的理念，代表了新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父亲虽工作繁忙，却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并亲自编审稿件，但从不领取稿酬。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教授也自愿放弃稿酬，所有人员都是兼职的。他和编委们的努力，使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的刊物，在中国现代史、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陈毅评价其“开风气之先”。
由于《文史哲》的提倡，一些学术问题经常引起国内相关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父亲经常参加这些会议，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发言，从不强加于人，更不以势压人。父亲曾规定：《文史哲》每期至少有一篇理论的文章，也至少有一篇现实的文章；在学术文章中既有思辨的又有考据的，既有中国的又有外国的，文、史、哲皆有，以期办成特色校刊。同时，每期还要尽可能推出一位新作者，以提携青年学者。他还经常给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老专家出主意、改文章，指导年轻人写作，通过《文史哲》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人才。
山东大学和《文史哲》在国内外的名望日益提高。《文史哲》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提倡学术创新和独到见解，直接介入中国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不仅校内专家多次投稿参加，而且还吸引了校外的大批知名专家学者争鸣讨论，如王亚南、顾颉刚、周谷城、罗尔纲、黄药眠、齐思和、杨宽等，一时以《文史哲》为平台形成了新的学术中心。该刊先后展开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农民战争作用问题”等大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多个国家都来函索购《文史哲》杂志。
在父亲任山大校长期间，山大形成一个以专家学者为主的行政领导模式，配置的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都是知名教授，两位副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都是父亲提名推荐的民主党派人士，且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父亲不但敬佩他们的学识，也非常尊重他们的职权，学校的重大决策，都与他们共同商量，使全校工作有条不紊。各院院长和系主任也由学有专长的教授担任，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父亲始终重视依靠集体的领导力量，自己除抓全面工作外，还腾出时间，深入师生中进行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山大出现了教学秩序好、工作效率高、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局面，学校的声望越来越高，在全国重大教学科研场所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成为文、史、哲领域学术问题的领军单位和第一阵地。
蒙冤入狱，仍没有停止思考
1955年，52岁的父亲正处在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候，他踌躇满志，把全部精力投入山大的工作中。看到学校的面貌一天天在更新，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陆续走出校门，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心中充满喜悦。就在这一年，胡风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父亲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发，根据对胡风的了解，认为他的问题属于思想批评教育的范围，不属于“反革命”。这些看法，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显然与上面的“定调”不一致，致使某些领导对他产生不满，后成为诬陷他的“罪证”。胡风一案株连上千人，父亲也没能幸免，终被牵连其中。
同年，中央认定“向明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山东又“揪出”了“向明反党集团”，青岛市接连召开批判向明的会议。父亲与向明共事多年，深知他为革命忠心耿耿，不可能有反党行为，所以不愿意说违心的话，落井下石。由于父亲的态度不积极，省委有人找他谈话，要求他“端正态度，认真揭发向明的罪行”，父亲坚定地回答：“我一定会实事求是，有错误就揭发，但我不能捏造事实去陷害自己的同志。”父亲的正确做法，引起一些人的忌恨。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华岗和向明一起坐过牢，解放后又同在青岛工作，关系密切，现在华岗不揭发向明，那就一定是同党”。山东省委的一个大人物下了密令：“把华岗先抓起来再定罪。”对于这些，父亲全然不知。
当时，向明的案件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反党集团”的成员。看到身边的革命同志转瞬变成了“反革命”，父亲感到痛心和不解，但他没有料到，自己也没能幸免。此时，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正向他袭来。8月25日夜，身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父亲华岗突遭逮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在此之前，母亲谈滨若已被隔离在单位“参加运动”，不许回家。父亲被带走后，家中只留下年迈的爷爷和四个年幼的子女，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3岁，那年景杭刚满8岁。
父亲被关押之后，一开始连续三天，在山东大学召开批判大会批判他，会上宣布了他的“十大罪状”。父亲一直沉默不语，最后只说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案组不顾他正在生病，对他进行“车轮式”审讯，逼他交代“反党罪行”，父亲曾绝食以示抗议。
专案组用尽各种手段，也未得到想要的“成果”，在青岛将父亲囚禁两年后，于1957年秋，又将他转押至北京功德林监狱。1960年秦城监狱建成后，又转到秦城监狱。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五年多，因“拒不认罪”的强硬态度而遭受非人的待遇。但在狱中，他仍以超人的毅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锲而不舍，呕心沥血，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撰写出有历史价值的几百万字的手稿。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后的思考。其中有两部，在他获平反后已经出版。
2013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书中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翻译《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八位译者，其中第二位翻译者就是父亲华岗。
父亲1903年生于浙江龙游，中学时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后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他长期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曾任共青团江浙联合省委宣傳部部长，共青团江浙省委书记。1928年5月，父亲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从莫斯科开会回来，父亲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按照恩格斯校阅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中国第一个完整的《宣言》中文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是陈望道根据日文本翻译的。父亲最早接触到的《宣言》便是这个版本，这本书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父亲负责团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并主持《列宁青年》的出版，工作十分繁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再加上环境险恶、居无定所，因此，翻译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只要条件允许，父亲就坚持继续翻译《宣言》。经过对原著反复地研究和推敲，1930年，他终于完成了《宣言》的翻译工作，并交由华兴书局秘密出版。这是中国翻译出版《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问世到1930年华岗译本出版，其间相隔10年。这期间，中国革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父亲亦从一名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干练的革命者，他以自己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坚实的革命理论，对《宣言》的理解在不断升华，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1999年4月，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金海、胡永钦合写的《解放前〈共产党宣言〉的六个中文译本》文中提到，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相比，“质量有显著提高，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该书“在出版的数年间，曾不断地重印再版，足见它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广泛了”。
父亲翻译的《宣言》，开创了六个第一：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个《宣言》中文全译本；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个由共产党员翻译的《宣言》译本；它是中国第一次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宣言》，采用的是由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该书所附马克思及恩格斯所写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它是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的《宣言》，便于读者对照阅读，准确理解；它第一次将全书的结束语译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响亮的口号。在此之前的《宣言》汉译本中，结束语被译作“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而父亲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反复考虑后，将其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口号，荡气回肠、震撼人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后的各种汉译版本，对《宣言》的结束语均采用了这一译法，只是在“无产阶级”及“无产者”的用语上，有细微的调整。
自1930年至1939年，《宣言》的华岗译本在上海、汉口多次再版，在当时的国统区产生了重要影响。1932年前后，华岗译本辗转传入中央苏区，并于1934年得以在苏区出版，成为苏区军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它是1934年以前，在苏区出版的唯一的《宣言》译本。据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回忆，他们曾带着珍藏的《宣言》（其中就有华岗译本）走上长征之路，这本薄薄的小书成为他们在艰苦征途中重要的精神食粮。
在国统区，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宣言》的译本不得不采取伪装形式出版：有的故意未注明出版时间、印数，有的未署译者真名而采用化名，有的书名只用“宣言”二字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此书印数本来就不多，因此，到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已很少了。加之1955年父亲失去自由后，其著作、译作全部被封存甚至销毁，所以，迄今为止，解放前出版的《宣言》华岗译本只找到七种版本，现分别珍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江西兴国革命纪念馆、北京红展文化传播公司等处。
1955年父亲蒙冤入狱后，其作品完全“消失”，他翻译《宣言》之事也无人敢于提及。直到1980年父亲获平反之后，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中才开始介绍父亲翻译、出版《宣言》的有关史实，这段尘封了多年的往事终得重见天日。
父亲除翻译《宣言》外，还翻译了《1905至1907年俄国革命史》，由上海华兴书局于1929年9月出版。
父亲生前出版的著作有十几种，第一部就是《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以下简称《大革命史》）。这是父亲的成名之作，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由大革命的亲历者记录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著作，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范例。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父亲苦心孤诣搜集资料，完成了该书的创作。该书在鲁迅的帮助下，于1931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曾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发展党员的必读书。
经董必武推荐，出任《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1932年初，父亲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被派往北平、唐山等地视察指导工作。此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任命华岗担任特委书记，时年他29岁。同年9月，父亲与交通员张永祥一行，去满洲赴任，公开身份是皮货商和伙计。在途经青岛时，他俩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
被捕以后，父亲化名“刘少陵”，自称是贩卖皮货的，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华岗、张永祥仍被判刑5年。11月底，父亲被送到青岛山东省第五监狱服刑。1937年2月7日，父亲和任作民、向明等几十人被押上火车，送往武昌反省院。
1937年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在此之前，父亲已通过可靠的关系送信给董必武，告知他被捕入狱的情况。董必武一到汉口，就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任作民等人。此时，国民党当局才知道被他们关押五年之久的“刘少陵”竟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华岗！迫于形势，反省院不得不于10月16日宣布释放华岗、任作民等人。 当时，云南的民主运动正蓬勃发展，昆明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而父亲代表南方局对龙云成功进行的统战工作，便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龙云部队去越南受降，而蒋介石嫡系部队却逐渐向昆明城内集结。此时，父亲多次劝告龙云：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龙云却有些麻痹大意，对这些劝告未听进去。1945年10月，蒋介石嫡系部队在昆明围困龙云，龙云被解职，并被送到重庆软禁。幸亏在此之前，父亲已早有准备，妥善作了工作交接，将骨干分子提前疏散、隐蔽。父亲于10月5日化装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周恩来称赞父亲在云南的工作时说：“你的工作很有成绩，不愧是孤胆英雄。”1950年，龙云由香港回到北京。
在昆明工作期间，父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昆明的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运动，积极进行指导和协调。同时，父亲深入文化教育界展开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参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他广泛接触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罗隆基、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人，与他们肝胆相照，倾心交谈。父亲坦率真诚，儒雅亲切，知识渊博，胆识过人，使他们心悦诚服。父亲还与尚钺、楚图南等人联系广大青年，开展学生运动，扩大中共的影响。时任云南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后任中组部部长）回忆说：“华岗在云南工作期间与地下党密切配合，统战工作很有成效，群众工作大大开展……总结云南工作，不能不书上华岗一笔。”
除了以上工作外，父亲还兼搞军事方面的联络，以及了解英美人士的动态，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展开直接反击。当年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对他的评价是：“华岗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组织者。”
战斗在上海“周公馆”
1945年8月，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至10月10日，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谈判结束后，中共准备在上海设立工作委员会。年底，父亲被派往上海，负责筹备建立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并担任上海工委书记，办公地点在思南路117号。因上海的工作由周恩来领导，故这一住所被称为“周公馆”，此处的户主登记为“政协顾问华实甫（即华岗）住宅”。母亲谈滨若也被安排到上海工委的妇女组工作，并于1946年2月带着女儿抵沪，住进“周公馆”。与之前以秘密身份开展工作的情况有所不同，父亲这次在国统区的身份是公开的，因而风险更大。
国民党当局虽然表面同意中共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实际上将其视为眼中钉。自“周公馆”挂牌后，特务们便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医院内设立了秘密岗哨，昼夜监视。父亲作为工委书记，多次在敌人的监视下，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在此会见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讨论国内外大事。在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15周年大会上，父亲作为主席团成员发表演说，公开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支持国统区的民主势力。对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恨之入骨，早已将他列入黑名单中。这时，上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每晚在八仙桥的青年会召开碰头会，据与会的范尧峰讲：“华岗同志代表中共代表团几乎每晚必到，听过大家发言后，他就分析形势、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条理分明、口才犀利，简单扼要，使大家信服。”
父亲一面与民主人士频繁会谈，广泛接触，加强统战工作；一面出席《文汇报》举行的紧密结合时局的“星期谈座”，利用这一论坛公开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在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据当时的警卫员王德宝回忆：“华岗房间的灯光总是亮到凌晨两三点。有一次，他的女儿病危，夫人谈滨若也病倒了，他仍无暇顾及。邓颖超知道后，立刻派人将她们送到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随着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逐渐暴露，形势日趋紧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驻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除留下少数人外，大部分都转移疏散离开“周公馆”。1946年秋，母亲带着大姐秘密迁往阜石路幸福公寓，父亲则仍留在“周公馆”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2月28日晚，国民党当局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派军警包围了“周公馆”，限令中共人员五日内全部撤离上海。他们切断电话线，不许任何人出入，并从次日开始，没收一切邮件，禁止中外记者采访。对这一突然袭击，中共早有准备，经过抗议和交涉，董必武先带领一批人去南京，留下华岗、许涤新和胡繩三人在沪坚持工作。在这紧张危急的时刻，父亲临危不乱，镇定自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他充分利用这五天时间，指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周密细致地做好撤退的各项工作，不分昼夜地忙碌着，直到同志们全部撤走，在各项工作都安排妥当后，他才与许涤新、胡绳三人最后离开———在国民党军警的押送下乘车赴南京。后来，父亲撤回解放区。
1948年初，根据组织安排，父亲到达香港，协助中共香港工委从事统战工作，争取民主人士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在上海中共一大旧址纪念馆，珍藏着一段影视资料，记录了1946年父亲陪同周恩来亲切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历史场景，这是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的影像资料。
执掌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杂志
1949年8月，父亲奉命从香港乘船，计划途经上海，再赴北平，根据组织安排，到中央统战部担任领导工作。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继续北上。9月2日，父亲抵达青岛。相隔17年，同样是在9月，他再次来到青岛。时任军管会主任的向明来码头迎接，两位老友在胜利后重逢，格外喜悦。谈话中，向明得知他要去北平赴任，便极力挽留。当时，父亲肠溃疡发作，身体虚弱，经中央同意，暂留青岛养病。
受青岛市委和山东大学的邀请，从1950年1月起，父亲以教授身份为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作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11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合并前两所学校的性质不同，矛盾比较突出，需要一位既有革命资历，又有知识、有能力、会办学的专家学者担任校长。中央认为，华岗就是最佳人选，他出任校长，全校师生都能接受。周恩来打电话与父亲交换意见，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1951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此之前，中央已内定父亲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行政级别为三级。他为了留在山大工作，甘愿降低级别、减少收入，只领取一名普通大学校长的工资。有人说他太傻，他却说：“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了培养有用的人才，我甘愿如此。” 要将一所文理工农医科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办出特色，这是任何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校长都要考虑的问题。面对合校初期的复杂情况和五院十八系的庞大规模，父親运筹帷幄，以发展的眼光提出重点学科建设、发展山大特色，规划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宏伟蓝图，坚持民主办学、科学管理，很快把山东大学办成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当时，山东大学的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系云集了大批知名学者、教授，师资力量强，学术风气很浓，为了提倡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引领和推动学校教学与学术的发展，1951年5月，父亲拿出500元作为开办费，自费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它的创刊，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是由于《文史哲》创办，在解放后全国高校中是头一家；二是由于《文史哲》的学术风貌和全新的理念，代表了新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父亲虽工作繁忙，却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并亲自编审稿件，但从不领取稿酬。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教授也自愿放弃稿酬，所有人员都是兼职的。他和编委们的努力，使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的刊物，在中国现代史、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陈毅评价其“开风气之先”。
由于《文史哲》的提倡，一些学术问题经常引起国内相关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父亲经常参加这些会议，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发言，从不强加于人，更不以势压人。父亲曾规定：《文史哲》每期至少有一篇理论的文章，也至少有一篇现实的文章；在学术文章中既有思辨的又有考据的，既有中国的又有外国的，文、史、哲皆有，以期办成特色校刊。同时，每期还要尽可能推出一位新作者，以提携青年学者。他还经常给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老专家出主意、改文章，指导年轻人写作，通过《文史哲》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人才。
山东大学和《文史哲》在国内外的名望日益提高。《文史哲》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提倡学术创新和独到见解，直接介入中国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不仅校内专家多次投稿参加，而且还吸引了校外的大批知名专家学者争鸣讨论，如王亚南、顾颉刚、周谷城、罗尔纲、黄药眠、齐思和、杨宽等，一时以《文史哲》为平台形成了新的学术中心。该刊先后展开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农民战争作用问题”等大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多个国家都来函索购《文史哲》杂志。
在父亲任山大校长期间，山大形成一个以专家学者为主的行政领导模式，配置的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都是知名教授，两位副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都是父亲提名推荐的民主党派人士，且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父亲不但敬佩他们的学识，也非常尊重他们的职权，学校的重大决策，都与他们共同商量，使全校工作有条不紊。各院院长和系主任也由学有专长的教授担任，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父亲始终重视依靠集体的领导力量，自己除抓全面工作外，还腾出时间，深入师生中进行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山大出现了教学秩序好、工作效率高、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局面，学校的声望越来越高，在全国重大教学科研场所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成为文、史、哲领域学术问题的领军单位和第一阵地。
蒙冤入狱，仍没有停止思考
1955年，52岁的父亲正处在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候，他踌躇满志，把全部精力投入山大的工作中。看到学校的面貌一天天在更新，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陆续走出校门，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心中充满喜悦。就在这一年，胡风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父亲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发，根据对胡风的了解，认为他的问题属于思想批评教育的范围，不属于“反革命”。这些看法，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显然与上面的“定调”不一致，致使某些领导对他产生不满，后成为诬陷他的“罪证”。胡风一案株连上千人，父亲也没能幸免，终被牵连其中。
同年，中央认定“向明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山东又“揪出”了“向明反党集团”，青岛市接连召开批判向明的会议。父亲与向明共事多年，深知他为革命忠心耿耿，不可能有反党行为，所以不愿意说违心的话，落井下石。由于父亲的态度不积极，省委有人找他谈话，要求他“端正态度，认真揭发向明的罪行”，父亲坚定地回答：“我一定会实事求是，有错误就揭发，但我不能捏造事实去陷害自己的同志。”父亲的正确做法，引起一些人的忌恨。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华岗和向明一起坐过牢，解放后又同在青岛工作，关系密切，现在华岗不揭发向明，那就一定是同党”。山东省委的一个大人物下了密令：“把华岗先抓起来再定罪。”对于这些，父亲全然不知。
当时，向明的案件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反党集团”的成员。看到身边的革命同志转瞬变成了“反革命”，父亲感到痛心和不解，但他没有料到，自己也没能幸免。此时，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正向他袭来。8月25日夜，身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父亲华岗突遭逮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在此之前，母亲谈滨若已被隔离在单位“参加运动”，不许回家。父亲被带走后，家中只留下年迈的爷爷和四个年幼的子女，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3岁，那年景杭刚满8岁。
父亲被关押之后，一开始连续三天，在山东大学召开批判大会批判他，会上宣布了他的“十大罪状”。父亲一直沉默不语，最后只说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案组不顾他正在生病，对他进行“车轮式”审讯，逼他交代“反党罪行”，父亲曾绝食以示抗议。
专案组用尽各种手段，也未得到想要的“成果”，在青岛将父亲囚禁两年后，于1957年秋，又将他转押至北京功德林监狱。1960年秦城监狱建成后，又转到秦城监狱。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五年多，因“拒不认罪”的强硬态度而遭受非人的待遇。但在狱中，他仍以超人的毅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锲而不舍，呕心沥血，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撰写出有历史价值的几百万字的手稿。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后的思考。其中有两部，在他获平反后已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