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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著名钢琴表演大师Josef Hofmann和Leopold Godowsky都有一双奇小无比的手，而且两人都同样身材矮小。有一次，一个乐迷不胜惊讶地盯着他们那双小手问道：“你们这样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够用如此小的手弹出美妙的乐曲呢？”大师Godowsky答道：“谁说我们是用手在弹琴？”
写诗也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诗人总是用自己的赤子之心来抒写情怀的。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是诗人用“心”在“弹琴”，诗人将黯淡的忧思流泻在秀丽的诗行中。
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段特别重要的时光，它决定人的思想、情感的基本走向，对于徐志摩来说，这段时光无疑是他求学于康桥大学（通译：剑桥大学）的那段日子。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颇有实力的实业家，徐志摩是徐家唯一的儿子，因此继承父亲的事业，发展民族工业成了徐家对徐志摩的热切期望，徐志摩本人在去英国留学前也是以此为己任的。
徐志摩从小聪明伶俐，据他的中学同学著名作家郁达夫回忆，读中学时，徐志摩的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是深得学校教师、校长器重的佼佼者。中学毕业不久，徐志摩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并成为梁启超的入门弟子，颇得梁启超的赏识。在梁启超的建议下，1918午8月14日，徐志摩同一批清华毕业的庚款生和自费生同船赴美，在万里海程上，徐志摩写下了《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书》，抒发了“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此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联邦党领袖，曾任财政部长之职。
到美国后，徐志摩学习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成绩优异，且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奖。正当徐志摩对实业救国充满信心的时候，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欧文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的掠夺、贪婪和物质欲望感到厌恶。在苦闷迷茫中，徐志摩找到了新的信仰，那就是伯特兰·罗素。为了追逐罗素，徐志摩放弃了本应该继续攻读的美国博士学位，急忙来到英国。
英国贵族出身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是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的思想是建立在人道主义之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前，罗素进行激烈的反战宣传，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罗素为自己英雄无畏的行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被三一学院除名并被取消了研究员的资格，但他的正义行为却显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对人类的责任感以及人类的良知，因而获得了全世界知识界的广泛认同。
在婚姻观上，罗素特别强调爱情的位置，罗素在其自传的前言中是这样对自己一生的作出概括的：“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三种激情主宰了我的一生：爱之渴望、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可见爱情在罗素的人生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罗素的思想对徐志摩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后徐志摩不仅在社会理想上追随罗素，甚至在婚姻观上，也像罗素一样把真爱作为婚姻的基础。为了寻找真爱，徐志摩经受了许许多多来自世俗的、社会的、舆论的乃至亲人的指责。但当他奋不顾身地抵抗这一切责难，毅然前行，以为终于得到了真爱，结果却发现原来是南柯一梦，那种哀怨与凄苦真是谁人可说！渗透在《再别康桥》中的就有这种极其茫然的情感体验。
徐志摩来到伦敦，可是，罗素此时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已前往中国讲学去了。留学英国时期，有两人对徐志摩影响甚大，那就是英国著名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和国内政坛名人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
1921年春，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入康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就是经作家狄更生先生的介绍和推荐的。徐志摩一生随之与康桥发生了重要联系。而才貌出众的林徽因则使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爱恋之中。在去美国留学前，徐志摩已经与江苏籍著名学者张君劢的妹妹张幼仪结为连理。在美丽的康河边既留下了爱的浪漫与喜悦，但更多的则是现实羁绊带来的苦闷与烦恼，因此徐志摩常常独自一人徜徉在河边的草地上，听秋蝉春虫的鸣叫，看树木花草的荣枯，而郁结心头的不仅是爱情的苦闷，还有理想的迷茫。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实，徐志摩是颇有一番雄心壮志的。起初，他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当他对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建立在利己主义和利润最大化原则之上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是他理想的天堂，因为在徐志摩看来，它鄙弃了博爱、同情与怜悯。人到底该如何生活？中国将走向何方？通过比较，徐志摩更倾向于英国式的“有序”“自由”的政治体制。
在学习上，徐志摩也不要再像在美国时那样整天忙着上课、记笔记、考试，康桥大学自由的学术风气使得他能够自由地学习和思考，并有充分的时间忘情于康河。后来徐志摩深情地说“我的眼光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而“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我所知道的康桥》）。康桥的留学生活成了徐志摩最为珍贵的人生经历，康桥成了徐志摩的精神故乡。徐志摩短短一生有三次直接写康桥，第一次是1922年秋回国时写的一首诗《康桥,再会吧》，第二次是1925年欧洲旅游回来后写的散文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桥》，第三次就是1928年7月重访康桥大学,在归国途中写下的《再别康桥》。
徐志摩的诗有较为明显的前后两期变化，《再别康桥》表现的诗情仍是前期单纯抒情的余绪，同时又开启了后期的感伤情调。《再别康桥》全诗渲染了一个特别伤感的抒情时空：一个重回母校的学子，故地重游之后，又要离去，却又无限留恋，无限感伤，于是傍晚泛舟于母校的小河之上聊寄离情。一直到夜深人静、星辉斑斓之时，抒情主人公依然忘情于母校的柔波之上，久久不肯离去。
诗人先是遥望西边的天空，挥手与晚霞告别，接着由远及近，写到河畔的柳树，柳树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审美领域是用以寄托离情的，其源头来自《诗经·小雅》中《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折柳赠别是中国诗歌写离情的传统模式，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只有在这一抒情传统中才能理解和体会诗人的匠心。抒情主人公眼里的柳树是怎样的美丽呢？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新娘具有掩饰不住的生命之美与青春之美，又有含羞动人之美。诗人意犹未尽，进一步写这种美对自己的冲击和自己对它的迷醉：艳丽的影子倒映在波光中，竟惹得我心旌摇动！
接着，诗人把目光收回，投向清澈的河底，看见软泥上的青荇草油油地在水底招摇，此时真是“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竟然也想成为一棵青荇沐浴在康河的波光艳影里！这是诗人渴望忘记现实的种种烦恼而像赤子一般返归自然的内心流露。诗人6年前也曾在这里泛舟游玩，那时与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名流谈文学论政治，追求爱情，畅想前途，一切都未曾开始，然而未来美好的和诗意的影子在向他招手，使他悠然神往。可是离开这里真正开始自己的人生以后，诗人经历了理想破灭，情场失意、文坛纠葛，父子隔阂，尤其是婚姻危机给诗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在多年苦苦追求林徽因未果的情况下，诗人又与沪上美女陆小曼擦出爱的火花，两人好不容易走到了一起，谁知真爱已悄然流逝！这次出国就是诗人对夫妻之间情感问题的冷处理，对于一个潜心追求爱、自由和美的浪漫诗人来说，徐志摩承受了多么巨大的情感压力，但表现在诗中却非常含蓄“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真正体现了新月诗派“理智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
诗人把目光稍稍抬起，看见榆荫下的潭水——从而引出拜伦潭的传说。传说当年诗人拜伦对康河的这一汪潭水流连忘返。天上的彩虹穿过榆树浓密的绿荫映入清澈的潭水,彩虹清泉揉杂在一起,潭中五色斑斓,像梦境般的幽美。——诗人由各色的浮藻联想到天上的彩虹，由彩虹联想到彩色的梦，这一系列的联想都是色彩而引起的，于是深情地写到：“那树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真是神来之笔！在康河的碧波里确实沉淀了诗人“彩虹似的梦”，就是爱、自由和美的单纯信念，但这是一个单纯而伟大的信念，是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这个“彩虹似的梦”已经“沉淀”了，已经不再使诗人狂热了。然而这个已经沉淀的梦毕竟是诗人青春的梦幻，生命的追求，对他还那么有吸引力，于是诗人再度把目光从水中收起，思绪飘向了遥远的从前——寻梦。不知不觉中，已划船前行，可是旧梦难觅，得到的是：一船星辉。此刻，诗人多想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唱一首怀旧的恋歌！但是此情此景，诗人竟然唱不出歌声，因为最深沉的依恋只在心间。舒婷也有相似的表达感受，“呵，母亲，/我的甜柔深謐的怀念，/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舒婷《呵，母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又来了一句绝妙好辞：悄悄是别离的笙箫，这出自灵魂深处的依恋，使诗人无法放歌，在寂静里细细感觉相聚的甜美，遥想别后的牵挂。笙箫本可以吹奏出美妙的乐曲，然而对于别离来说，最美妙的乐曲是悄无声息，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这浸渍着深情眷恋的静默里，一切都仿佛因诗人而沉寂，自然似乎有灵。终于，诗人还是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与康桥——自己逝去的青春、理想、爱情挥手告别，诗人不想把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缚在伤痕累累的心灵上——“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而是让它永远沉浸在康河的柔波中，最后，悄然地、忧伤地离去。
这首诗以三个“轻轻的”落笔奠定了全诗缠绵低沉的抒情基调,写出了抒情主体沉重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景物的变幻，诗人的情绪也经历了起伏变化，最后竟“悄悄的”离去，看似采用复沓的修辞手法，照应“轻轻的”，却把诗人从略带离愁的告别到沉痛的悄然离去的情绪变化表达得恰到好处。全诗写的是幻灭的情思：对于诗人来说，它可能有具体的原因，如政治理想的破灭，爱情的苦恼，人事的沧桑无奈，但读者可以把这些具体原因虚化，而理解为在人生旅途中无可避免地失落了的种种美好的梦想。
这首诗在表达情感方面的鲜明特点是选择自然景物表达主观情感，作为新月诗派的最有成就的诗人，徐志摩的创作风格尽管前后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他的诗作遵循了新月派“理智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这一美学原则既受到中国传统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诗歌理论的影响，又借鉴了外国诗歌的某些美学原则，如19世纪60年代法国诗坛出现的巴那斯主义倡导的诗歌“不动感情”“无我”之审美倾向。
七十多年过去了，还有许多读者喜爱《再别康桥》，说明它表达了人们某些共同的恒久的情感体验：对逝去青春的怀念，对幻灭理想的追寻，以及对失落爱情的感伤等等，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一个不同经历的人，都能从中读出自己的人生百味。
（余荣虎，四川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
写诗也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诗人总是用自己的赤子之心来抒写情怀的。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是诗人用“心”在“弹琴”，诗人将黯淡的忧思流泻在秀丽的诗行中。
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段特别重要的时光，它决定人的思想、情感的基本走向，对于徐志摩来说，这段时光无疑是他求学于康桥大学（通译：剑桥大学）的那段日子。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颇有实力的实业家，徐志摩是徐家唯一的儿子，因此继承父亲的事业，发展民族工业成了徐家对徐志摩的热切期望，徐志摩本人在去英国留学前也是以此为己任的。
徐志摩从小聪明伶俐，据他的中学同学著名作家郁达夫回忆，读中学时，徐志摩的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是深得学校教师、校长器重的佼佼者。中学毕业不久，徐志摩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并成为梁启超的入门弟子，颇得梁启超的赏识。在梁启超的建议下，1918午8月14日，徐志摩同一批清华毕业的庚款生和自费生同船赴美，在万里海程上，徐志摩写下了《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书》，抒发了“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此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联邦党领袖，曾任财政部长之职。
到美国后，徐志摩学习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成绩优异，且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奖。正当徐志摩对实业救国充满信心的时候，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欧文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的掠夺、贪婪和物质欲望感到厌恶。在苦闷迷茫中，徐志摩找到了新的信仰，那就是伯特兰·罗素。为了追逐罗素，徐志摩放弃了本应该继续攻读的美国博士学位，急忙来到英国。
英国贵族出身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是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的思想是建立在人道主义之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前，罗素进行激烈的反战宣传，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罗素为自己英雄无畏的行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被三一学院除名并被取消了研究员的资格，但他的正义行为却显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对人类的责任感以及人类的良知，因而获得了全世界知识界的广泛认同。
在婚姻观上，罗素特别强调爱情的位置，罗素在其自传的前言中是这样对自己一生的作出概括的：“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三种激情主宰了我的一生：爱之渴望、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可见爱情在罗素的人生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罗素的思想对徐志摩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后徐志摩不仅在社会理想上追随罗素，甚至在婚姻观上，也像罗素一样把真爱作为婚姻的基础。为了寻找真爱，徐志摩经受了许许多多来自世俗的、社会的、舆论的乃至亲人的指责。但当他奋不顾身地抵抗这一切责难，毅然前行，以为终于得到了真爱，结果却发现原来是南柯一梦，那种哀怨与凄苦真是谁人可说！渗透在《再别康桥》中的就有这种极其茫然的情感体验。
徐志摩来到伦敦，可是，罗素此时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已前往中国讲学去了。留学英国时期，有两人对徐志摩影响甚大，那就是英国著名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和国内政坛名人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
1921年春，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入康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就是经作家狄更生先生的介绍和推荐的。徐志摩一生随之与康桥发生了重要联系。而才貌出众的林徽因则使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爱恋之中。在去美国留学前，徐志摩已经与江苏籍著名学者张君劢的妹妹张幼仪结为连理。在美丽的康河边既留下了爱的浪漫与喜悦，但更多的则是现实羁绊带来的苦闷与烦恼，因此徐志摩常常独自一人徜徉在河边的草地上，听秋蝉春虫的鸣叫，看树木花草的荣枯，而郁结心头的不仅是爱情的苦闷，还有理想的迷茫。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实，徐志摩是颇有一番雄心壮志的。起初，他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当他对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建立在利己主义和利润最大化原则之上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是他理想的天堂，因为在徐志摩看来，它鄙弃了博爱、同情与怜悯。人到底该如何生活？中国将走向何方？通过比较，徐志摩更倾向于英国式的“有序”“自由”的政治体制。
在学习上，徐志摩也不要再像在美国时那样整天忙着上课、记笔记、考试，康桥大学自由的学术风气使得他能够自由地学习和思考，并有充分的时间忘情于康河。后来徐志摩深情地说“我的眼光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而“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我所知道的康桥》）。康桥的留学生活成了徐志摩最为珍贵的人生经历，康桥成了徐志摩的精神故乡。徐志摩短短一生有三次直接写康桥，第一次是1922年秋回国时写的一首诗《康桥,再会吧》，第二次是1925年欧洲旅游回来后写的散文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桥》，第三次就是1928年7月重访康桥大学,在归国途中写下的《再别康桥》。
徐志摩的诗有较为明显的前后两期变化，《再别康桥》表现的诗情仍是前期单纯抒情的余绪，同时又开启了后期的感伤情调。《再别康桥》全诗渲染了一个特别伤感的抒情时空：一个重回母校的学子，故地重游之后，又要离去，却又无限留恋，无限感伤，于是傍晚泛舟于母校的小河之上聊寄离情。一直到夜深人静、星辉斑斓之时，抒情主人公依然忘情于母校的柔波之上，久久不肯离去。
诗人先是遥望西边的天空，挥手与晚霞告别，接着由远及近，写到河畔的柳树，柳树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审美领域是用以寄托离情的，其源头来自《诗经·小雅》中《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折柳赠别是中国诗歌写离情的传统模式，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只有在这一抒情传统中才能理解和体会诗人的匠心。抒情主人公眼里的柳树是怎样的美丽呢？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新娘具有掩饰不住的生命之美与青春之美，又有含羞动人之美。诗人意犹未尽，进一步写这种美对自己的冲击和自己对它的迷醉：艳丽的影子倒映在波光中，竟惹得我心旌摇动！
接着，诗人把目光收回，投向清澈的河底，看见软泥上的青荇草油油地在水底招摇，此时真是“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竟然也想成为一棵青荇沐浴在康河的波光艳影里！这是诗人渴望忘记现实的种种烦恼而像赤子一般返归自然的内心流露。诗人6年前也曾在这里泛舟游玩，那时与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名流谈文学论政治，追求爱情，畅想前途，一切都未曾开始，然而未来美好的和诗意的影子在向他招手，使他悠然神往。可是离开这里真正开始自己的人生以后，诗人经历了理想破灭，情场失意、文坛纠葛，父子隔阂，尤其是婚姻危机给诗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在多年苦苦追求林徽因未果的情况下，诗人又与沪上美女陆小曼擦出爱的火花，两人好不容易走到了一起，谁知真爱已悄然流逝！这次出国就是诗人对夫妻之间情感问题的冷处理，对于一个潜心追求爱、自由和美的浪漫诗人来说，徐志摩承受了多么巨大的情感压力，但表现在诗中却非常含蓄“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真正体现了新月诗派“理智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
诗人把目光稍稍抬起，看见榆荫下的潭水——从而引出拜伦潭的传说。传说当年诗人拜伦对康河的这一汪潭水流连忘返。天上的彩虹穿过榆树浓密的绿荫映入清澈的潭水,彩虹清泉揉杂在一起,潭中五色斑斓,像梦境般的幽美。——诗人由各色的浮藻联想到天上的彩虹，由彩虹联想到彩色的梦，这一系列的联想都是色彩而引起的，于是深情地写到：“那树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真是神来之笔！在康河的碧波里确实沉淀了诗人“彩虹似的梦”，就是爱、自由和美的单纯信念，但这是一个单纯而伟大的信念，是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这个“彩虹似的梦”已经“沉淀”了，已经不再使诗人狂热了。然而这个已经沉淀的梦毕竟是诗人青春的梦幻，生命的追求，对他还那么有吸引力，于是诗人再度把目光从水中收起，思绪飘向了遥远的从前——寻梦。不知不觉中，已划船前行，可是旧梦难觅，得到的是：一船星辉。此刻，诗人多想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唱一首怀旧的恋歌！但是此情此景，诗人竟然唱不出歌声，因为最深沉的依恋只在心间。舒婷也有相似的表达感受，“呵，母亲，/我的甜柔深謐的怀念，/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舒婷《呵，母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又来了一句绝妙好辞：悄悄是别离的笙箫，这出自灵魂深处的依恋，使诗人无法放歌，在寂静里细细感觉相聚的甜美，遥想别后的牵挂。笙箫本可以吹奏出美妙的乐曲，然而对于别离来说，最美妙的乐曲是悄无声息，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这浸渍着深情眷恋的静默里，一切都仿佛因诗人而沉寂，自然似乎有灵。终于，诗人还是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与康桥——自己逝去的青春、理想、爱情挥手告别，诗人不想把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缚在伤痕累累的心灵上——“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而是让它永远沉浸在康河的柔波中，最后，悄然地、忧伤地离去。
这首诗以三个“轻轻的”落笔奠定了全诗缠绵低沉的抒情基调,写出了抒情主体沉重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景物的变幻，诗人的情绪也经历了起伏变化，最后竟“悄悄的”离去，看似采用复沓的修辞手法，照应“轻轻的”，却把诗人从略带离愁的告别到沉痛的悄然离去的情绪变化表达得恰到好处。全诗写的是幻灭的情思：对于诗人来说，它可能有具体的原因，如政治理想的破灭，爱情的苦恼，人事的沧桑无奈，但读者可以把这些具体原因虚化，而理解为在人生旅途中无可避免地失落了的种种美好的梦想。
这首诗在表达情感方面的鲜明特点是选择自然景物表达主观情感，作为新月诗派的最有成就的诗人，徐志摩的创作风格尽管前后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他的诗作遵循了新月派“理智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这一美学原则既受到中国传统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诗歌理论的影响，又借鉴了外国诗歌的某些美学原则，如19世纪60年代法国诗坛出现的巴那斯主义倡导的诗歌“不动感情”“无我”之审美倾向。
七十多年过去了，还有许多读者喜爱《再别康桥》，说明它表达了人们某些共同的恒久的情感体验：对逝去青春的怀念，对幻灭理想的追寻，以及对失落爱情的感伤等等，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一个不同经历的人，都能从中读出自己的人生百味。
（余荣虎，四川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