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中最喜者当属苏轼苏东坡了。不但喜欢他的才，更喜欢他的德，当然也喜欢他宠辱不惊的处事性格。
　　苏轼之才是多方面的，作为诗人，他和学生黄庭坚早成了宋代诗坛的领袖，被人称作“苏黄”；作为词家，他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他又居首位；他还开中国画“写意派”的先河，是“墨竹”首創者；生活中他研制出了“东坡肉”“东坡羹”等多种美味佳肴，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他制作的“东坡巾”是当时文人雅士喜欢并效仿的服饰；还有他设计的“砚屏”，跻身到古代文房四宝之中，成了书房里不可或缺的雅品……
　　苏轼的老师、学生或同僚，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文采。宋代诗人、文学评论家吕本中在《童蒙诗训》中就这样评价：“自古以来，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苏轼弟子、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又是这样说苏东坡的：“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于今为天下第一。”就连见过他和苏辙的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后也兴奋地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然而，由于苏东坡生性“不随”，到死也没有当过一天宰相，弟弟苏辙也只坐到副宰相之位。
　　因为与新党领袖王安石新法不入，苏轼无奈请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做了宰相，本应该是苏轼大展宏图的时候，但由于他认为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不应全盘否定，而应实事求是，不能操之过急地将脏水孩子一起泼掉，便惹恼了司马光。无奈之下，苏东坡再次离京，去杭州赴任。
　　让人佩服的是，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是以一个受屈者的身份，在地方上混日子。他是既来之则安之，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为地方办些实事和好事。苏轼在徐州，率领军民奋力抗洪，千古留名；他在杭州治理西湖，留下苏堤。我常想，当年苏东坡在我家乡阜阳任太守倘若不是仅有几个月，那道著名的苏堤就不一定在杭州了，它一定会在我们阜阳的西湖……
　　苏东坡的“不随”，直接影响了仕途，但也正是他的“不随”，成了让后人钦佩和敬仰的品格。翻阅大量文人笔记可以看到，从宋代到清代，那么多人写过苏东坡，但没有发现一个对苏东坡的讽贬之词。就拿他后来反对过的宰相司马光来说，有过不快，却依然认为蔡京是小人，东坡是君子。这一点，司马光也真的没有看错。当年东坡和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蔡京作为一个小官在厉行变法，可当司马光当上宰相推翻王安石新法时，蔡京又以开封府尹的身份，五天内就完成了司马光的指标，真是神速复神速矣。不过，后来将司马光列名“元祐党人碑”，教唆皇帝撤销司马光一切身后荣誉的，又恰恰是这个“墙头草”。
　　苏东坡反对司马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民间实践中，他发现原来王安石的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对新法有了一分为二的态度。苏轼在谪居黄州时给一个朋友的信里就曾经这样写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苏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但私交还是有的，王安石闲赋在家时，苏东坡还曾去看望过他。可见，苏东坡在处理这些矛盾时都以大局为重，对事不对人。因此，他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评价是一样，几乎不相上下的。这也是苏东坡的朴真、可爱之处。
　　他在给友人杨元素的信中曾这样评价王安石和司马光：“昔之君子，惟荆是随，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则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这里的“荆”就是荆国公王安石，“温”就是温国公司马光。
　　苏东坡没有像一些墙头草似的官吏一样，一生只是随风转舵，唯利是图，唯权是随，这在古代文人中难能可贵。他的同时代人刘安世这样评价道：“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非随时上下人也”，对于一个正直又有抱负的文人官员来说，这也是苏轼为后世所不忘的品行中重要的一面。如果苏东坡像那些庸才一样，见风顺风，见权膜拜，固然能春风得意，青云直上，但那样，苏东坡就不是苏东坡，中国文化里也就没有一种人格来烛照“不随”二字了。
　　选自《朝花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