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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荆州关作为收取竹木税的重要常关，有清一代居于重要地位。文章拟从荆州关设立始末出发，在清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汉口竹木市场和远距离商路贸易的发展，进而分析荆州关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竹木贸易;清代汉口;荆关
清代早期，长江流域的竹木长途贩运贸易已经全面发展起来，以汉口为中心集散地的转运市场也日渐繁盛。为适应迅速发展的东西贸易，清朝统治者在长江中上游设立以征收竹木税为主的渝关、辰关、荆州关三大工关，分别把守竹木主产区长江中上游和西南山区通往外界的重要通道，按例抽取竹木税，然后下运汉口市场，分销全国各地。
1 荆州关设立始末
荆州关于明成化七年（1471）设于沙市，“荆州一郡，襟江带河”，西边连通蜀地，南边交往云贵，靠近两大竹木产区。有明一代，荆州关的税收几乎全部仰赖两地的竹木建材的产量。入清以后，沿袭明朝旧制，保留荆州关，对竹木、枋板、船料进行征课。顺治二年（1645），清承明制，仅在沙市附近的草市、丫角庙等连通汉水的两条运道上设有关口。但朝廷初立，西蜀和滇黔尚未完全稳定，湖南又产量不足，过往船只寥寥，所征税银甚至还不够满足衙役工食之需，效果很不理想。雍正以前，从四川、湖北、湖南三省过来的竹木船只课税总量每年大约有三万两，前后浮动不大。亦有湖广总督官文总结，荆州关竹木税的多少，“惟视川来竹木之多寡”。
乾隆朝初期，来源四川和湖广的木材产量比雍正时有所下降，此外木材又需要“川江并诸山之水大涨”，才能运输畅通，荆州关各口岸虽然濒临大江，但“因川江滩险，水涨则船物稀，至水平始货集税多，其小河各关口水小，河路多淤，又以水大通商时，税课始旺，水之涨落，每岁无常”，因此过关的木材和货物量均变化不定。乾嘉之际，四川发生白莲教起义，导致“商贾裹足不前，木筏来楚甚少，米粮一项，因留备川省军需之用，绝无商贾往来”。清后期政局变化则更加无常，船只竹木运输没有保障，荆州关税收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咸丰六年（1856），湖北巡抚胡林翼率湘军克复武昌，随后推行新政，肃清政治，新办实业，重建交通，汉口镇的竹木贸易也借此机会重振旗鼓。胡林翼先设鹦鹉洲竹木专局，“专收竹木买卖行用捐”，又因时制宜，裁撤因江滩变迁、商人逃税、竹税难收的越关，并于税源丰富的沔阳新堤设立新关。重新调整后的荆州关，税口从乾隆中期的11处新增至15处，不仅将税则合理化，还细化了黔、粤、楚南三地的竹木来源。荆州关的税收来源也从前期的川木为大宗，转变成湘木为主税源，新关地位不断增重。
至清末开埠，汉口租界建设和铁路、工业的发展，作为房屋建筑、水利建设、劳动工具和交通工具制造的基本用料，竹木的需求量激增。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鹦鹉洲竹木专局的年征收额已近二十三万两，汉口的竹木贸易煊赫一时。
有清一代，荆州关税收和竹木贸易虽然因川楚教乱和太平天国运动颇受影响，但随后而来的战后重建也是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加上清末汉口开埠和湖北新政带来的正面影响，荆州关税总体来看是稳定增长的，汉口的竹木贸易也是繁荣发展的。
2 荆州关与区域经济
荆州关税收的增减和汉口竹木贸易的兴衰不完全是该区域内经济真正繁荣的表现，它反映的仅仅是汉口城市的繁荣，及全国各大区域之间商品流通的发展程度。荆州关所征收的主要是区域之间的长途商品流通税，而不是区域内的商品流通税，这无法证明清代商品流通的发展一定会推动区域内经济的发展繁荣。
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单个城镇的扩张与发展也许可以仅仅依靠发达的交通或者商业，但影响一个区域发展的因素却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发达的交通、大流量的商品流动、工业发展的基础，都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荆州关的存在对区域经济有促进作用，但其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整个区域的发展。但反过来看，区域经济格局的变迁却极大地影响荆州关和市镇的兴衰。
2.1 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形成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清代早期逐渐形成专业化的农业区域，加快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尽管与明代相比，清代经济经过长期积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量可观的背后依然是差距显著的区域发展.因此，商路的开拓、交通运输方式的完善、大宗货物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大规模长途货物贩运的兴起、商帮的逐步酝酿形成，就成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同样，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镇已成为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经济功能大大增强，远远超过行政地位.它是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和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商品的贸易市场，强大的商业机能是最显著的特征。
到近代，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工业文明对传统市场结构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重要商业城市的开埠（通商口岸）、工业机器的使用（外国商品流通）、铁路的开通、传统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社会动乱（战乱）、官府（政府）的作为等因素都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冲击。作为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层级，市镇经济的面貌与从前相比大不相同。
2.2 远距离商路贸易的发展
近代以前，国内商运主要依靠江河和沿海水运，除加快南北水运的人工开凿外，清代东西水运的建设也比以往有了重大突破，由長距离水陆运输线路纵横交错形成的中转枢纽，配合周边次级市场和支线交通线路，形成了围绕中心市镇的贸易带和流通区。从这些中心市镇出发，新旧商路相互联结，水陆交通相互转运，商业流通网络进一步扩大，产业资源和商品进一步交换，位于交通要道的中心城市和钞关常关，也因此拥有了广阔的税源。
这一时期，长途商品贸易活动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区域，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规模也不断扩大，各市场网络相互联结，继而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区域性专门市场，并与其他层级的次级市场相联系，共同组成全国性统一市场网络。随着全国性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远距离商路贸易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四川的粮食、川陕的竹木、江汉的棉花、湘蜀的丝织、南北各地的土产都通过长江水运系统纳入全国市场，生产—供应—转运—销售的商品网络建立起来，专业性市镇应运而生。
2.3 荆州关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
清代早期，商品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税——常关税的增加。与明代钞关相比，清代早期的常关税增加了十多倍，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税收的增长固然离不开清政府对常关的有效管理，但也反映了清代早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比明代有了显著提高，在清代早期大致形成了经济发达区域、发展中的经济区域和待发展的经济区域三类经济区域。汉口作为沿长江发展中的经济区，是清代生产粮食、棉花、茶叶、木材及各种农业原料的主要区域，在与发达区域和待发展区域的经济交流中，贸易不断，逐渐繁盛。区域经济格局的变迁还集中体现在交通格局的变迁上，荆州关、汉口与区域交通格局三者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交通越发达，汉口就越发展，荆州关的腹地就越大;而汉口越发展，交通就越发达，过往商货越多，荆州关税源就越丰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荆州关兴旺的动力来自远距离商路贸易的繁华，其税收也主要源于区域间的商品流通。
参考文献
[1]（明）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校注[M].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3]（清）吕调元，刘承恩，张仲炘，等.湖北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关键词：竹木贸易;清代汉口;荆关
清代早期，长江流域的竹木长途贩运贸易已经全面发展起来，以汉口为中心集散地的转运市场也日渐繁盛。为适应迅速发展的东西贸易，清朝统治者在长江中上游设立以征收竹木税为主的渝关、辰关、荆州关三大工关，分别把守竹木主产区长江中上游和西南山区通往外界的重要通道，按例抽取竹木税，然后下运汉口市场，分销全国各地。
1 荆州关设立始末
荆州关于明成化七年（1471）设于沙市，“荆州一郡，襟江带河”，西边连通蜀地，南边交往云贵，靠近两大竹木产区。有明一代，荆州关的税收几乎全部仰赖两地的竹木建材的产量。入清以后，沿袭明朝旧制，保留荆州关，对竹木、枋板、船料进行征课。顺治二年（1645），清承明制，仅在沙市附近的草市、丫角庙等连通汉水的两条运道上设有关口。但朝廷初立，西蜀和滇黔尚未完全稳定，湖南又产量不足，过往船只寥寥，所征税银甚至还不够满足衙役工食之需，效果很不理想。雍正以前，从四川、湖北、湖南三省过来的竹木船只课税总量每年大约有三万两，前后浮动不大。亦有湖广总督官文总结，荆州关竹木税的多少，“惟视川来竹木之多寡”。
乾隆朝初期，来源四川和湖广的木材产量比雍正时有所下降，此外木材又需要“川江并诸山之水大涨”，才能运输畅通，荆州关各口岸虽然濒临大江，但“因川江滩险，水涨则船物稀，至水平始货集税多，其小河各关口水小，河路多淤，又以水大通商时，税课始旺，水之涨落，每岁无常”，因此过关的木材和货物量均变化不定。乾嘉之际，四川发生白莲教起义，导致“商贾裹足不前，木筏来楚甚少，米粮一项，因留备川省军需之用，绝无商贾往来”。清后期政局变化则更加无常，船只竹木运输没有保障，荆州关税收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咸丰六年（1856），湖北巡抚胡林翼率湘军克复武昌，随后推行新政，肃清政治，新办实业，重建交通，汉口镇的竹木贸易也借此机会重振旗鼓。胡林翼先设鹦鹉洲竹木专局，“专收竹木买卖行用捐”，又因时制宜，裁撤因江滩变迁、商人逃税、竹税难收的越关，并于税源丰富的沔阳新堤设立新关。重新调整后的荆州关，税口从乾隆中期的11处新增至15处，不仅将税则合理化，还细化了黔、粤、楚南三地的竹木来源。荆州关的税收来源也从前期的川木为大宗，转变成湘木为主税源，新关地位不断增重。
至清末开埠，汉口租界建设和铁路、工业的发展，作为房屋建筑、水利建设、劳动工具和交通工具制造的基本用料，竹木的需求量激增。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鹦鹉洲竹木专局的年征收额已近二十三万两，汉口的竹木贸易煊赫一时。
有清一代，荆州关税收和竹木贸易虽然因川楚教乱和太平天国运动颇受影响，但随后而来的战后重建也是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加上清末汉口开埠和湖北新政带来的正面影响，荆州关税总体来看是稳定增长的，汉口的竹木贸易也是繁荣发展的。
2 荆州关与区域经济
荆州关税收的增减和汉口竹木贸易的兴衰不完全是该区域内经济真正繁荣的表现，它反映的仅仅是汉口城市的繁荣，及全国各大区域之间商品流通的发展程度。荆州关所征收的主要是区域之间的长途商品流通税，而不是区域内的商品流通税，这无法证明清代商品流通的发展一定会推动区域内经济的发展繁荣。
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单个城镇的扩张与发展也许可以仅仅依靠发达的交通或者商业，但影响一个区域发展的因素却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发达的交通、大流量的商品流动、工业发展的基础，都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荆州关的存在对区域经济有促进作用，但其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整个区域的发展。但反过来看，区域经济格局的变迁却极大地影响荆州关和市镇的兴衰。
2.1 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形成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清代早期逐渐形成专业化的农业区域，加快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尽管与明代相比，清代经济经过长期积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量可观的背后依然是差距显著的区域发展.因此，商路的开拓、交通运输方式的完善、大宗货物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大规模长途货物贩运的兴起、商帮的逐步酝酿形成，就成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同样，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镇已成为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经济功能大大增强，远远超过行政地位.它是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和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商品的贸易市场，强大的商业机能是最显著的特征。
到近代，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工业文明对传统市场结构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重要商业城市的开埠（通商口岸）、工业机器的使用（外国商品流通）、铁路的开通、传统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社会动乱（战乱）、官府（政府）的作为等因素都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冲击。作为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层级，市镇经济的面貌与从前相比大不相同。
2.2 远距离商路贸易的发展
近代以前，国内商运主要依靠江河和沿海水运，除加快南北水运的人工开凿外，清代东西水运的建设也比以往有了重大突破，由長距离水陆运输线路纵横交错形成的中转枢纽，配合周边次级市场和支线交通线路，形成了围绕中心市镇的贸易带和流通区。从这些中心市镇出发，新旧商路相互联结，水陆交通相互转运，商业流通网络进一步扩大，产业资源和商品进一步交换，位于交通要道的中心城市和钞关常关，也因此拥有了广阔的税源。
这一时期，长途商品贸易活动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区域，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规模也不断扩大，各市场网络相互联结，继而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区域性专门市场，并与其他层级的次级市场相联系，共同组成全国性统一市场网络。随着全国性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远距离商路贸易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四川的粮食、川陕的竹木、江汉的棉花、湘蜀的丝织、南北各地的土产都通过长江水运系统纳入全国市场，生产—供应—转运—销售的商品网络建立起来，专业性市镇应运而生。
2.3 荆州关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
清代早期，商品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税——常关税的增加。与明代钞关相比，清代早期的常关税增加了十多倍，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税收的增长固然离不开清政府对常关的有效管理，但也反映了清代早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比明代有了显著提高，在清代早期大致形成了经济发达区域、发展中的经济区域和待发展的经济区域三类经济区域。汉口作为沿长江发展中的经济区，是清代生产粮食、棉花、茶叶、木材及各种农业原料的主要区域，在与发达区域和待发展区域的经济交流中，贸易不断，逐渐繁盛。区域经济格局的变迁还集中体现在交通格局的变迁上，荆州关、汉口与区域交通格局三者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交通越发达，汉口就越发展，荆州关的腹地就越大;而汉口越发展，交通就越发达，过往商货越多，荆州关税源就越丰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荆州关兴旺的动力来自远距离商路贸易的繁华，其税收也主要源于区域间的商品流通。
参考文献
[1]（明）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校注[M].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3]（清）吕调元，刘承恩，张仲炘，等.湖北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