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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蒙代尔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6年至1971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4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蒙代尔教授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加拿大政府、美国财政部等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顾问；他是1973-1973年在布鲁塞尔起草关于欧洲统一货币报告的九名顾问之一；1971-1987年担任Santa Colomba国际货币改革会议主席。
蒙代尔教授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被誉为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他系统的描述了什么是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模型；他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还是应用学派的倡导者之一；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文章，对欧元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1997年他参与创立了《Zagreb经济学杂志》。
蒙代尔教授的著作有《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人类与经济学》；《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与增长》；以及与人合编的《全球失衡》、《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增长》、《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器》等。
求学历程
我很高兴再次来到人大，我也很高兴再次坐在蒙代尔--黄达讲座。去年冬天的时候加拿大老家的一个朋友突然想起给我立一个纪念碑，后来他找到一个基金会，基金会觉得这个想法就很快同意了，这样专门为我打了一块大石头，建里一个碑，我带着小孩和太太，去了加拿大老家，那有一条路，那个路叫“具有历史意义的路”。那一天非常冷，又下雨。我小的时候是在一个学校里学神学，几个年级共同用一间教室，在加拿大很偏远一个地方上的学。你进到这样一个学校也不应该感到气馁、失望，同样也会受到很好的教育。
当时那个地方人非常少，那个地方除了一个小学，几家人再加上一个做奶酪的工厂，就没有其他的了。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十几个人，我有一个兄弟后来也拿到博士，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大家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二战以后我父亲从军队里退休，我们就搬到加拿大西部去了，在那里上了高中，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学习经济学。我有一段经历。二战以后，英镑开始贬值。而英镑在1949年以前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一直非常稳定。我问大学的老师为什么英镑会贬值，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使就使我萌发了对经济学的兴趣，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后来我成了经济学家以后，我才发现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
我上哥伦比亚大学大学第一年，学习的内容很广泛，直到我接触到比较深的经济学理论以后，我才感觉我爱上这门学科了。大学毕业以后，就就向南发展了，我在离哥伦比亚大学最近的一所大学——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相当于助教的待遇。在那里我一边教课一边学习。
华盛顿大学是所非常好的学校，研究生院也很好，我在那里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那个时候华盛顿大学研究生经济系虽然很好，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于是我找了三个博士生导师，征求他们的建议。这三位教授给了我三个不同的建议，那三个建议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经历，我今天要再给大家讲讲这三个建议。因为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当时要转到别的学校完成我的博士学业，然后我就找到我最喜欢的三位教授求教，第一位是一个数学经济学家，他给我的建议是到到能够给你提供最多奖学金的大学去，因为我当时没有钱，他建议我去康耐尔大学。第二位教授建议我到最想去的地方去，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我最愿意去的学校，然后借钱完成学业。第三位教授告诉我说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婚，用她家的财富帮助你完成学业。
我听从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这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的是后来我发现三位教授给我的建议就是他们自己的经历人生。第一位教授从康耐尔大学拿了奖学金完成了学业；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借钱完成学业；第三位教授和当地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婚了，要告诉大家的是那是一个中国女孩。
在1999年诺贝尔奖的领奖典礼上，我的孩子已经两岁，他也去了。当时我说，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依照我的人生走下去，我希望他走他自己的路。我说的这一段是美国一位著名歌唱家的一首名曲。你去我们那儿任何一个地方唱卡拉OK的时候都可以找到这首名曲。
我之所以选择去麻省理工大学完成我的博士学业，是因为当时有几位很有名的教授都在那里。之后我又拿一份奖学金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1956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经济学博士。
我的贡献
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位以后，我去了好几个学校，并在1974年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这几年里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贸易理论、货币区理论、经济政策理论等等。我最喜欢的是一般均衡理论，但是我对这些模型理论的研究出发点归结到底就是政策建议。我当时在政策方面研究主要在五个方面：一个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第二个是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第三个是欧元的产生；第四个是供给经济学理论；第五个是统一货币，现在叫国际货币。1961年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最符合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我们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有一种把财政政策收紧，货币政策放松，利率下降。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的财政组合是收紧货币政策来保证国际收支的平衡，保持汇率稳定，然后放松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后，美国财政政策放松，而货币政策收紧，所以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有强劲的增长。
刚才讲的是我第一个研究方向，也是我个人的第一个贡献。我的第二个贡献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使得美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1971年尼克松总统关闭了黄金窗口。1973年几个大国主要货币相互之间不再紧密联系，而是自由浮动了。这个自由浮动的实现并不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样，而是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几个大国在货币体系方面达成一致，最后采取这种浮动的货币体制。
第三个贡献就是60年代我写的几篇文章。因为大国之间没法达成一种一致，大国货币采取浮动的汇率体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设想欧洲是否能在一个区域里把货币联系在一起。我当时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兴趣和争议。1969年我做了一个关于将欧洲国家货币联系在一起的计划，这就是欧元诞生的背景。
我的第四个贡献是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背景是税率的问题。那时候美国个人所得税很少，大概就是3%，当时收个人所得税是违反宪法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个人所得税增加到60%，而且增长起来以后就一直没有降下来。所以到了70年代末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很高，因为通货膨胀把人的收入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样付的税就更高了。80年代中期我们提倡减税，使得经济更有活力，有效益。当时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这一点，现在被称为供给学派。它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使得美国经济会更有效率，并最终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统一货币
大家想一下，我们地球上有二百多个国家，你如果从外星来到地球，就会希望大家用同样一种货币，不需要换来换去。我们地球上有二百多种货币，那么有多少种汇率呢？我用了一个公式，大约是一万九千九百种汇率，这样倒来倒去是没有效率的，它对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没有促进，而起了阻碍作用。从经济学角度看，货币越多并不说明效率越高，所以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大家都用同一种货币，或者几个大区用一同种货币，减少国际间货币总量，这样可以使国家经济更有效率。这个想法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候就被提出过，当时美、英提出了不同方案，但是都没有被采纳。我认为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要减少货币的数量，但是怎么减少？怎么样的组合使得货币流通最有效率？不能把任意两个区域组在一起，要从他们的经济周期和经济需求的变动来考虑，有一定内在的机制。采取这种汇率组合，才比较有效率。所以对于亚洲来说，如果中国和日本能够在这方面走一步的话，亚洲有可能用同一种货币。但是政治上是不是可行呢？也很难说。但我认为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民币的汇率
我再谈谈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如果有人问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哪一种比较好，我会说这个问题本身问得就不对，这两个不可比。因为这样你就把你的货币固定在了另外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多少跟另外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一致。所以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是不可比的。如果要比较的话，你必须说明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替代货币政策规则。比如你要设定通货膨胀率一个标准，或者说货币供给总量一个增长率，这样才可能比。如果我有一位学生给我写一篇文章说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怎么比较？我一定会给他一个通不过的分数。所以我们要谈到货币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货币规则，固定汇率本身相当于一个货币规则。还有一个通货膨胀率指标，比如是2%或者3%，还有一个是货币增长的指标。
下面我们谈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民币应该不应该升值。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的前财政部长说过人民币应该升值；前不久新的财政部长上任前财政会的国会议员问他人民币应该不应该升值。这说明美国国会议员很关心这个问题。日本财长、副财长强调中国在出口中通货紧缩，价格水平下降了。二月份GA八国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的时候，日本财长发表一篇长篇演讲，表示中国人民币应该升值。他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论点：一个是中国贸易帐户出现很大顺差；第二是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很大，以此来证明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贸易帐户的顺差跟人民币升值这个是不是有联系，也很难说。你看看美国历史就知道，美国经济90年代贸易逆差很大，照说意味着美元应该贬值，但美国财政部一直强调美元应该保持强势。所以贸易帐户是顺差或者逆差跟货币汇率的升值和贬值有没有关系，是很难说的。至于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不是意味着人民币一定要升值呢？这要看外汇储备增加是自动的还是逼迫的，如果是自动的就表明经济并不是处于平衡状态，所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过高，如果是被迫的，表明经济运行不是处于均衡状态。而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很难说是被迫的，这就表明汇率是符合经济运行平衡的汇率的。
我主要讲八个论点说明人民币货币升值是不太合适的，有理论也有具体事例的引证：
第一，是中国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所以人民币汇率本身并不是市场定的，而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中国经济长期的目标，这样就会减缓人民币可兑换的时间的到来。因为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所以改变汇率没什么意义。我的观点是慢慢的放开人民币兑换的范围，人民币的汇率保持稳定，这样减少汇率改变给市场带来的压力。
第二个观点，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加速通货紧缩，就会造成更大压力。
第三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因为大家知道人民币会升值的话，就不立即投资，而要等到人民币升值以后投进来。
第四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利润率。人民币升值使得外国投资者的利润会减少，投资是为了利润，利润率下降，投资自然就会减缓。
第五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减少经过增长。
第六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失业压力。
第七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增加财政赤字。
第八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民币政策的不稳定。
在这几方面我举过几个例子，尤其是日本的一个例子。50年代、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60年代因为日本经济顺差很大，这样日本政府受到很大压力，要求日元升值，当时日本政府顶住了这个压力，后来到了1973年以后，日元对美元浮动以后，日元一直在往上升。1985年在广场饭店有个协定，就是说西方其他的国家觉得日元汇率还是太低，要求日元继续升值，在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把日元从250升到150，升值的幅度很大。这样使得日本经济增长的势头突然停滞下来了，所以日本经济到80年代末期的时候进入了衰退阶段。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对石油依赖性很大，很敏感，对石油价格的反馈非常的强。所以两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1985年左右石油价格突然降下来了，这样使得日本贸易储备有大量贸易顺差，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政府在1985年受到那么大压力的原因。因为他有很大的贸易顺差，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要求日元升值，日元在这种压力下就被迫升值，这样减缓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一直导致日本经济在90年代的衰退。无论从经济理论或政策方面，都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证明改变人民币的汇率和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有直接联系，这个联系是不存在的。有人用这个观点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美国对中国出口逆差太大，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说这两个之间有必然联系。汇率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指标，有时候个人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给别的国家造成一点压力，这不是纯经济学问题。
从澳洲和加拿大的经历来看也是这样，加元对美元的汇率，原来是一块加元值1.5美元，后来是一块加元在60-70个美分之间。看看历史就知道，改变汇率并没有对加拿大经济有帮助。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经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澳洲经济跟加拿大经济差不多，而日本经济发展过程走的路跟中国经济不相似，所以以日本经济历程来说明人民币升值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中国在目前情况下应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最后的结论就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也不要贬值，有人说应该把人民币和美元之间汇率的变动加大一点范围，这个也没有必要，把人民币汇率固定在现在这个水平就行了。
蒙代尔教授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加拿大政府、美国财政部等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顾问；他是1973-1973年在布鲁塞尔起草关于欧洲统一货币报告的九名顾问之一；1971-1987年担任Santa Colomba国际货币改革会议主席。
蒙代尔教授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被誉为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他系统的描述了什么是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模型；他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还是应用学派的倡导者之一；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文章，对欧元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1997年他参与创立了《Zagreb经济学杂志》。
蒙代尔教授的著作有《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人类与经济学》；《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与增长》；以及与人合编的《全球失衡》、《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增长》、《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器》等。
求学历程
我很高兴再次来到人大，我也很高兴再次坐在蒙代尔--黄达讲座。去年冬天的时候加拿大老家的一个朋友突然想起给我立一个纪念碑，后来他找到一个基金会，基金会觉得这个想法就很快同意了，这样专门为我打了一块大石头，建里一个碑，我带着小孩和太太，去了加拿大老家，那有一条路，那个路叫“具有历史意义的路”。那一天非常冷，又下雨。我小的时候是在一个学校里学神学，几个年级共同用一间教室，在加拿大很偏远一个地方上的学。你进到这样一个学校也不应该感到气馁、失望，同样也会受到很好的教育。
当时那个地方人非常少，那个地方除了一个小学，几家人再加上一个做奶酪的工厂，就没有其他的了。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十几个人，我有一个兄弟后来也拿到博士，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大家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二战以后我父亲从军队里退休，我们就搬到加拿大西部去了，在那里上了高中，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学习经济学。我有一段经历。二战以后，英镑开始贬值。而英镑在1949年以前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一直非常稳定。我问大学的老师为什么英镑会贬值，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使就使我萌发了对经济学的兴趣，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后来我成了经济学家以后，我才发现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
我上哥伦比亚大学大学第一年，学习的内容很广泛，直到我接触到比较深的经济学理论以后，我才感觉我爱上这门学科了。大学毕业以后，就就向南发展了，我在离哥伦比亚大学最近的一所大学——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相当于助教的待遇。在那里我一边教课一边学习。
华盛顿大学是所非常好的学校，研究生院也很好，我在那里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那个时候华盛顿大学研究生经济系虽然很好，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于是我找了三个博士生导师，征求他们的建议。这三位教授给了我三个不同的建议，那三个建议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经历，我今天要再给大家讲讲这三个建议。因为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当时要转到别的学校完成我的博士学业，然后我就找到我最喜欢的三位教授求教，第一位是一个数学经济学家，他给我的建议是到到能够给你提供最多奖学金的大学去，因为我当时没有钱，他建议我去康耐尔大学。第二位教授建议我到最想去的地方去，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我最愿意去的学校，然后借钱完成学业。第三位教授告诉我说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婚，用她家的财富帮助你完成学业。
我听从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这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的是后来我发现三位教授给我的建议就是他们自己的经历人生。第一位教授从康耐尔大学拿了奖学金完成了学业；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借钱完成学业；第三位教授和当地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婚了，要告诉大家的是那是一个中国女孩。
在1999年诺贝尔奖的领奖典礼上，我的孩子已经两岁，他也去了。当时我说，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依照我的人生走下去，我希望他走他自己的路。我说的这一段是美国一位著名歌唱家的一首名曲。你去我们那儿任何一个地方唱卡拉OK的时候都可以找到这首名曲。
我之所以选择去麻省理工大学完成我的博士学业，是因为当时有几位很有名的教授都在那里。之后我又拿一份奖学金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1956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经济学博士。
我的贡献
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位以后，我去了好几个学校，并在1974年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这几年里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贸易理论、货币区理论、经济政策理论等等。我最喜欢的是一般均衡理论，但是我对这些模型理论的研究出发点归结到底就是政策建议。我当时在政策方面研究主要在五个方面：一个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第二个是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第三个是欧元的产生；第四个是供给经济学理论；第五个是统一货币，现在叫国际货币。1961年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最符合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我们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有一种把财政政策收紧，货币政策放松，利率下降。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的财政组合是收紧货币政策来保证国际收支的平衡，保持汇率稳定，然后放松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后，美国财政政策放松，而货币政策收紧，所以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有强劲的增长。
刚才讲的是我第一个研究方向，也是我个人的第一个贡献。我的第二个贡献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使得美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1971年尼克松总统关闭了黄金窗口。1973年几个大国主要货币相互之间不再紧密联系，而是自由浮动了。这个自由浮动的实现并不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样，而是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几个大国在货币体系方面达成一致，最后采取这种浮动的货币体制。
第三个贡献就是60年代我写的几篇文章。因为大国之间没法达成一种一致，大国货币采取浮动的汇率体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设想欧洲是否能在一个区域里把货币联系在一起。我当时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兴趣和争议。1969年我做了一个关于将欧洲国家货币联系在一起的计划，这就是欧元诞生的背景。
我的第四个贡献是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背景是税率的问题。那时候美国个人所得税很少，大概就是3%，当时收个人所得税是违反宪法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个人所得税增加到60%，而且增长起来以后就一直没有降下来。所以到了70年代末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很高，因为通货膨胀把人的收入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样付的税就更高了。80年代中期我们提倡减税，使得经济更有活力，有效益。当时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这一点，现在被称为供给学派。它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使得美国经济会更有效率，并最终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统一货币
大家想一下，我们地球上有二百多个国家，你如果从外星来到地球，就会希望大家用同样一种货币，不需要换来换去。我们地球上有二百多种货币，那么有多少种汇率呢？我用了一个公式，大约是一万九千九百种汇率，这样倒来倒去是没有效率的，它对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没有促进，而起了阻碍作用。从经济学角度看，货币越多并不说明效率越高，所以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大家都用同一种货币，或者几个大区用一同种货币，减少国际间货币总量，这样可以使国家经济更有效率。这个想法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候就被提出过，当时美、英提出了不同方案，但是都没有被采纳。我认为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要减少货币的数量，但是怎么减少？怎么样的组合使得货币流通最有效率？不能把任意两个区域组在一起，要从他们的经济周期和经济需求的变动来考虑，有一定内在的机制。采取这种汇率组合，才比较有效率。所以对于亚洲来说，如果中国和日本能够在这方面走一步的话，亚洲有可能用同一种货币。但是政治上是不是可行呢？也很难说。但我认为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民币的汇率
我再谈谈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如果有人问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哪一种比较好，我会说这个问题本身问得就不对，这两个不可比。因为这样你就把你的货币固定在了另外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多少跟另外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一致。所以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是不可比的。如果要比较的话，你必须说明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替代货币政策规则。比如你要设定通货膨胀率一个标准，或者说货币供给总量一个增长率，这样才可能比。如果我有一位学生给我写一篇文章说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怎么比较？我一定会给他一个通不过的分数。所以我们要谈到货币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货币规则，固定汇率本身相当于一个货币规则。还有一个通货膨胀率指标，比如是2%或者3%，还有一个是货币增长的指标。
下面我们谈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民币应该不应该升值。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的前财政部长说过人民币应该升值；前不久新的财政部长上任前财政会的国会议员问他人民币应该不应该升值。这说明美国国会议员很关心这个问题。日本财长、副财长强调中国在出口中通货紧缩，价格水平下降了。二月份GA八国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的时候，日本财长发表一篇长篇演讲，表示中国人民币应该升值。他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论点：一个是中国贸易帐户出现很大顺差；第二是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很大，以此来证明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贸易帐户的顺差跟人民币升值这个是不是有联系，也很难说。你看看美国历史就知道，美国经济90年代贸易逆差很大，照说意味着美元应该贬值，但美国财政部一直强调美元应该保持强势。所以贸易帐户是顺差或者逆差跟货币汇率的升值和贬值有没有关系，是很难说的。至于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不是意味着人民币一定要升值呢？这要看外汇储备增加是自动的还是逼迫的，如果是自动的就表明经济并不是处于平衡状态，所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过高，如果是被迫的，表明经济运行不是处于均衡状态。而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很难说是被迫的，这就表明汇率是符合经济运行平衡的汇率的。
我主要讲八个论点说明人民币货币升值是不太合适的，有理论也有具体事例的引证：
第一，是中国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所以人民币汇率本身并不是市场定的，而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中国经济长期的目标，这样就会减缓人民币可兑换的时间的到来。因为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所以改变汇率没什么意义。我的观点是慢慢的放开人民币兑换的范围，人民币的汇率保持稳定，这样减少汇率改变给市场带来的压力。
第二个观点，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加速通货紧缩，就会造成更大压力。
第三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因为大家知道人民币会升值的话，就不立即投资，而要等到人民币升值以后投进来。
第四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利润率。人民币升值使得外国投资者的利润会减少，投资是为了利润，利润率下降，投资自然就会减缓。
第五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减少经过增长。
第六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失业压力。
第七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增加财政赤字。
第八个观点，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民币政策的不稳定。
在这几方面我举过几个例子，尤其是日本的一个例子。50年代、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60年代因为日本经济顺差很大，这样日本政府受到很大压力，要求日元升值，当时日本政府顶住了这个压力，后来到了1973年以后，日元对美元浮动以后，日元一直在往上升。1985年在广场饭店有个协定，就是说西方其他的国家觉得日元汇率还是太低，要求日元继续升值，在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把日元从250升到150，升值的幅度很大。这样使得日本经济增长的势头突然停滞下来了，所以日本经济到80年代末期的时候进入了衰退阶段。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对石油依赖性很大，很敏感，对石油价格的反馈非常的强。所以两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1985年左右石油价格突然降下来了，这样使得日本贸易储备有大量贸易顺差，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政府在1985年受到那么大压力的原因。因为他有很大的贸易顺差，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要求日元升值，日元在这种压力下就被迫升值，这样减缓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一直导致日本经济在90年代的衰退。无论从经济理论或政策方面，都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证明改变人民币的汇率和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有直接联系，这个联系是不存在的。有人用这个观点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美国对中国出口逆差太大，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说这两个之间有必然联系。汇率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指标，有时候个人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给别的国家造成一点压力，这不是纯经济学问题。
从澳洲和加拿大的经历来看也是这样，加元对美元的汇率，原来是一块加元值1.5美元，后来是一块加元在60-70个美分之间。看看历史就知道，改变汇率并没有对加拿大经济有帮助。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经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澳洲经济跟加拿大经济差不多，而日本经济发展过程走的路跟中国经济不相似，所以以日本经济历程来说明人民币升值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中国在目前情况下应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最后的结论就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也不要贬值，有人说应该把人民币和美元之间汇率的变动加大一点范围，这个也没有必要，把人民币汇率固定在现在这个水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