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散文是先秦两汉文学的优势样式,以散文论,先秦有发达的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两汉有双峰并峙的史传散文与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和史论。有着这样肥沃的散文土壤,东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隋,直至初唐、盛唐,居然鲜有散文大家与经典作品问世,实属罕见。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选编的《古文观止》,是广受好评的古文选本。该书精选先秦至明末古文佳作二百二十二篇。其中东汉以后(自诸葛亮始)至韩愈之前,选文仅十四篇,且多是骈文或者辞赋,而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一人入选即达二十四篇之多。
　　这样的懸殊,源自旷日持久的骈散之争。
　　骈文起源于汉、魏,盛行于南北朝。起初没有确定的名称,直到唐代才有人名其为“骈文”,或“骈俪文”。所谓“二马并驾日骈,夫妻成双为俪”。骈文句式多以四言或六言为主,后世也称“四六文”。
　　骈文之勃兴,起于汉语一种特有的修辞格——对偶。
　　对偶产生很早,先秦的诗文中就已经大量出现,汉赋中更是极为普遍。受汉赋影响,一些文人在创作散文时,从偶尔为之变为有意识地大量结撰对偶句,散文逐渐出现骈化迹象。奇偶相间,本是一种健康的审美追求,它所折射的,是文学审美功能与美悦功能的不断强化。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样的追求愈演愈烈,竟然误入歧途,发展到先秦两汉那种整散结合的健康句法边缘化,整饬却又呆板的对偶句一统天下,活泼灵动而又长短伸缩的散句从白天鹅沦落为丑小鸭——散文从燎原之势变为星星之火。
　　除了争擅四言或六言的对偶之外,骈文作家还追求文辞的华艳,音韵的和谐与典故的富赡。这样的文学取向,对于作者的学识、才气等综合创作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说,创作优秀的骈文,需要作家具备高超的创作技巧与深厚的文学功力,平庸之辈,穷其终身,掉尽书袋,也很难有好的作品问世。
　　骈文对于作家的要求,近乎苛刻到了限定其在梅花桩上曼舞的程度。即便如此,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作家还是心甘情愿地带着枷锁跳舞。一些文人提出质疑或以创作相抵制,但在骈文的滚滚洪流面前,很快便遭吞没。
　　西晋文学家夏侯湛仿《尚书·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与骈文对抗,惜乎文词古奥,令人费解,面目可憎。
　　北朝文人苏绰痛斥浮华之文风,草成《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无奈矫枉过正,不切实用。
　　隋人李谔上书文帝,指斥骈文“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文帝于开皇四年下诏禁绝,并于当年九月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交付有司治罪,以敲山震虎,改变文风。滑稽的是,李谔的表文就是骈体。文帝死后,继任的杨广擅长艳词丽句,自以为文学才华远胜当世之士,文帝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
　　进入唐代,傅奕、吕才、陈子昂、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前赴后继,无奈理论上既无建树,创作上又乏善可陈。执古文之利剑,与骈文对决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了韩愈的身上。
　　韩愈在散文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两方面,都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骈文受赋的影响很深。赋的基本特征在于体物(描摹景物)写志(抒写情志)。文赋(中唐散文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之前,体物有余而写志不足乃赋之通病,骈文亦莫能幸免。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不平则鸣”,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贬斥佛老,这使得韩文立论高远,文意丰赡。韩愈师法先秦两汉散文巨子,承续优秀的古文传统,对于骈文,予以扬弃。因而韩文体现出散句为主,整句为辅的特点,结句既富于灵动变化之妙,又显出整饬均衡之美,可谓骈散结合,相得益彰。韩愈力主创新,追求“词必已出”、“陈言务去”、“横空盘硬语”。遣词造句,既精选已有之词汇,务求表意贴切:又自铸伟词,以求面目鲜活——韩文给后世提供了相当一部分富于表现力的词汇。至于用典、用韵,韩愈以意遣词,绝不炫耀学问,因辞害意,合理地处理了创作中道与技的辩证关系。
　　“古文运动”的成功并没有使骈文销声匿迹,骈、散分道扬镳后,后世仍有大量作家乐此不疲,且要求越来越严,但日薄西山,风光不再。清代一度出现过所谓的“骈文中兴”,产生了像汪中这样的名家与《哀盐船文》这样的力作,但凤毛麟角,难以为继。
　　苏轼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光芒太过于耀眼,使得追随者在其光芒所形成的巨大阴影之中黯淡无光。韩愈追求“词必己出”,这样的创新精神,在韩门第子及其后继者的笔下。渐渐异化成为奇险怪诞、艰涩古拙的不良倾向。流弊所致,韩柳之后,欧阳修之前的数百年间,散文绿洲再度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