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著名雕塑家陶艺家姚永康，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的“新陶艺”——世纪娃系列，更多的人只知道他是学院派陶艺家的代表，但对他的陶艺创作的批评阐释和理论研究，在学术界并未深入展开，针对艺术批评对当代陶艺创作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漠不关心的现状，本文试图从一个理论者的姿态来看待姚永康民族风格的发展，描述姚永康作品面貌的变化过程和这从中形成的艺术状态以及文化选择，希望能利于我们思考陶艺的未来。
　　景德镇陶瓷学院姚永康教授从事雕塑与陶瓷艺术创作40多年，身居景德镇的他陶艺结下了不解之缘。1966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革命学生”的姚永康自然就拿起画笔与雕塑刀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洪流，不久框式的政治美术使他感到厌倦，197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一头扎进当时唯一的传统柴窑下的作坊里，迷上了陶瓷艺术创作。在专心致志的几年创造中完成了早期的代表作，集中体现在美术电影《瓷娃娃》的美术设计与陶艺创作之中，并获得电影百花奖，同时也为他赢得了陶艺界无可争辩的地位。 姚永康创作的第一阶段的艺术创作从中经历了10年的文革，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仍未中断陶瓷艺术的创作，并且还在自己的作坊里进行装饰釉色的配置和陶艺工艺的试验。广纳博收之中也形成了他此段时间作品的风格，善于利用颜色釉的材质美，作了一些形式感强的、简练概括、富有装饰性的唯美作品，为陶艺界所瞩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姚永康创作的另一个盛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他回到陶院任教，创作异常活跃，尝试各种材质的雕塑创作：青铜、石、木等应有尽有，作品与城雕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奖，一时在艺术界名气大增。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传播对中国传统陶艺予以前所未有的撞击。西方现代陶艺作品较明晰地传达出从无生命的手工操作获得全新的生命力的信息，那就是作品中丰富的内涵意义和情感内容远远超越了其造型的实用功能，作品的形态也因艺术家极富才情的创造使之具有了全新的审美理念，共同反映出西方现代陶艺的美学追求。但是在此刻虽然感到震动和新鲜的他，却保持着十分的清醒，意识到这“老八股”还没赶走，又来了个“新八股”。新的洋框框，还显得十分粗野，缺乏修养。在美术新潮面前，他选择了他以中国意象写意的手法，作了"青铜"等一系列意象作品。同时在1985年不仅仅是“八五思潮”萌动时期，也是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史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刻。1987年，美籍华人李茂宗把国外现代陶艺的概念、形势、信息引入景德镇陶瓷学院，从此陶艺之火在姚永康心中点燃，他又重新把精力放在陶艺创作上，此阶段他的作品风格质朴敦厚，稚拙有力，汉风气魄。他的代表作《陶》古朴生动，又富有原始张力的奔放气息。 姚永康作品的第三个阶段是他内心痛苦的"黑色时期"，同时也是他作品风格发生巨变之即。我们从艺术家与身心痛苦的关系来进行分析，从身心痛苦的侧面可以使人窥视美术家内心“复调世界”的又一特殊领域。姚永康的个人生活充满了困难和痛苦。青铜雕塑作品《和谐》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中所获的奖也被政治审查所取消，家庭生活发生动荡，人生也飘忽不定，他只有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给陶瓷的天空。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抓住艺术家身心伤痛和“社会学的前提”的特殊纽结点。唯此才能更接近创作心理的实际情形。
　　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后，中国美术进入了暂时的低潮，从此开始了以现实的感叹为主题的表现时代。姚永康的反应水平比一般人更趋于感官化、本能化和生命化，那种从心灵直至肉体的痛苦反应常常会比未经身心颤栗的所谓痛苦深刻、感人得多。艺术的感染力与情感内容的独特和不可重复紧密相关，生活的噩运、人生的挫折、社会的压抑等，使他经历莫大的痛苦，艺术家之所以常常陷在痛苦的深渊中透照着周围的世界，不仅是由于社会发展本身悲剧性力量的存在，还有其内化的因素，即身心痛苦也在体验上衍生自己独特形式。所以他的作品也突发成一种冷峻之美。意境一如诗曰：“石墨流水泉滴砂，鬼灯如漆点松花”，陶艺的手法具有意象和象征性，也从而趋于观感的神秘体验。姚永康作品最明显的感受在于外向与内向的神秘体验之间，他的外向型在于是体验到宇宙万物的浑然一体，泥、火、釉在自我的融合中虚而不屈、动而欲出；而内向型则表现为达到一种纯净的意识，在这种无差别性的意识中，使他在众多中国陶艺家中感到自己的真正存在，超越一切时空的界限，成为最纯洁、最实在的一个。在这种意义上说，神秘体验应该成为陶艺家心仪的一种超越之径了。 真正使姚永康奠定自己陶瓷艺术民族风格的道路的是他大器晚成之际，从1997年至新世纪初开创，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世纪娃》系列，而且他还形成自己的美学体系和成熟的陶瓷艺术发展道路。“新陶艺”取自于姚永康对现代陶艺的整体理解，“我们的传统艺术历来都很注重新意，现代陶艺当然更应该注重创新、创造、甚至是革命。提出‘现代陶艺’不如推出‘新陶艺’一词显得更确切，更有益处。” 《世纪娃》系列正体现出他对新陶艺的诠释。作陶的风格已处于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充溢着灵气、灵性，轻松自如，却老辣有力。形式上叛逆了雕塑的一般概念、原理，大胆创造性的以中国白描的勾勒和大写意的泼墨的手法，以娃娃与植物、生物为载体，表现出了具有鲜明的文化背景与中国艺术现代情趣的新意作品。这种新的生命形式，是艺术家情感意志的对象化和物态化。一尊尊玉质般陶瓷煅烧的世纪娃，凝聚了姚永康大半生的生命和精力，也饱含着他的创造才能、艺术智慧和情感心血，这些“新陶艺”铭刻着他的生命历程，记载着他的生命踪迹，他将大半生艺术创造力集中投入到“新陶艺”中并取得公认的艺术成就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应该说姚永康是首屈一指的。让《世纪娃》系列作为新陶艺中的一个品种而独立存在，这既是姚永康梦寐以求的艺术理想，也是他对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真正迈向自己的民族风格所作的重要贡献所在。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美学观念对于发展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到了开创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现代艺术的眼光来判断姚永康的《世纪娃》的美学意义，可从三种状况：形式，表现，文化批判进行分析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民族风格之路，陶艺的形式主义是在陶的特质下对形式表现的可能性的追问。陶土特有效果隐含着回归自然的召唤，这本身也是对形式的超越。他领悟到宋瓷的最高精神境界，提出当代陶艺对传统资源的继承注重隔代遗传，品味宋瓷的文人美学追求及更早的豁达的艺术意蕴。而认为清末、民国的陶瓷艺术、工艺上精细、精确，但陶艺的本体语汇越来越少，模糊了很多东西，已不自然了。随着艺术回归意识的强化，《世纪娃》对陶艺语言之特性的认褒和把握更加深入，并给人们展现出了陶艺材料、工艺上的可塑性和随机性因素带给陶艺语言的无穷魅力，以及它在表达审美主体复杂、微妙的感觉方面所具有的丰富潜能。就陶艺创作实践而言，珍视并充分发掘和利用陶艺语言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优势，便成了陶艺艺术语言之类追求的具体内容。 第二种《世纪娃》透视的状况--“表现”，是艺术家表现自我的手段，是对一种生活状态的把握和记录。虽然陶瓷艺术品是在技术过程中实现的，但泥土的可塑性和随意性，以及陶艺公共性使得陶艺家像绘画一样，直接记录自己对形式与生活经验的感受，甚至是一瞬即逝的心态，都可能在随心所欲之中固定下来。可能是源于陶艺语言媒材的远古本性提示，他的陶艺作品表现出对自然物象、物性的亲和情感，和对商业化机械复制图像的远离逃避。在当下，陶瓷媒介的语言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如何获得既能和当代生活方式、体验相匹配，又同时具备东方气质和传统文脉的意义传达功能的语言形态。也正是这种内在的语言发展逻辑，要求我们的创造和研究摆脱对所谓的泥性和陶性的本质主义执着，将目光投射到更丰富多彩的当代视觉艺术的成果上。《世纪娃》的第三种美学状态是文化批判的，面向社会和文化展开的。也标志着陶艺朝向现代艺术的突破与飞跃。对待中国陶艺家如何面对民族化问题，姚永康有着自己鲜明的观点，“我们对传统家底要有方法，不能光顾表面的移返、模仿、而应通过消化，注重吸取其精神品质、意念特征、气韵规律等内在的东西。”对于每个希望与世界接触的艺术家而言，最大的困境是寻找一种方法，在不失自身内在观念灵魂的同时，接受外界影响。陶瓷媒介在当代艺术中最具优势的是它的文化身份，以及它和本土文化之间内在而深层次的联系。中国陶瓷艺术有近万年的历史，它的遗存无比丰富，这是任何其它门类的艺术品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姚永康在作品中清楚的意识到现代世界艺术缺乏的是地域特殊风格及个人的独特风格，社会发展越来越信息化，地域特殊性的保留、发展、艺术风格的独特已是越来越困难的事了，也显得越来越可贵了，这应是国际性艺术发展的一种现象。姚永康的“新陶艺”坚持“文化”和“技术”这两个综合价值的取向，并使新一代《世纪娃》在新的知识立场对“民族风格”这一传统品格的维护，才使姚永康的“新陶艺”创作表面上与传统陶艺知识的断裂和内在精神的延续微妙的构成了当下实践创作的关系。 在今天对姚永康陶艺进行现实的研究，尤其是对回顾中国当代陶艺发展的二十年有深刻的指导作用，这二十年正值中国社会文化激烈变革之际，中国当代陶艺家经历的变化，表现出的风格，参与的思潮远远超越中国陶瓷艺术史上任何时期所能够亲身经历的一切。姚永康长期生活在陶瓷产区，不间断的从事陶艺作品的实践，对陶瓷材料技法的表现有着扎实的功底，他的陶艺作品充分发挥了陶瓷材质的潜能，展现了陶质材料所特有的质地感，根据陶瓷材料的特性，借助特定纯熟的技术处理技能，使陶艺材料成为他们充分抒发自己审美感受的艺术语言。陶瓷技艺的精湛，也是专业陶艺家有别于“利用陶瓷材料”进行观念创作的当代艺术家的最大优势，也从而保持了民族性陶艺作品的纯粹性。在对作品创作能力高度负责的前提下，真正的主题放在通过陶瓷这个传达意图的媒介，真正挖掘技艺性所带来的视觉快感背后或之后的陶艺观念的矛盾冲突。在艺术的题材处理上，更多是表现当代出现的诸多文化现象，并由此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立场；在艺术表现上，更多是针对充斥于我们生活的众多恒定性的体验进行再创作。这几大特点使他的“新陶艺”完全背离了单纯的限于工艺的传统陶瓷生产方式或粗糙的泥性的表达，而形成了新的面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这样的面貌通过新的视觉方式展现当代陶瓷艺术观念的有效行径及美感探索，让观众理解姚永康作品中瓷性的魅力之后，同时深入感受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