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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身“死亡之海”
1963年3月的一天，时任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物理系副主任的乔登江，突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一纸调令——月底前到首都报到。这次调动特殊而神秘。到北京后他才知道，组织上从全国各地挑选了24位技术专家远赴“死亡之海”罗布泊，扎根戈壁荒漠，为建立新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和首次核试验做准备。当时，妻子在上海工作，孩子正蹒跚学步。可是，祖国在召唤，党和人民有需要，乔登江毫不犹豫打起背包，投笔从戎。
“出了玉门关，两眼泪汪汪”。渺无人烟的罗布泊，大寒大热大荒大干。戈壁深处，每天喝的水，只能从200公里外运来。“而且，不能洗澡洗头。若用戈壁水洗发，头发全部黏结在一起！”朋友相聚时，乔登江自我调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却偏偏从“天堂”来到戈壁。
在四周没有人烟的天山南麓，乔登江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我国核科学的实验工作。他先后参加过20余次核试验，为了获得更准确权威的测量数据，很多次他都毅然深入到有生命危险的地域。记得第一次核试验时，为了获得爆炸靶心的实验数据，他带着记录仪，坐车到刚爆炸不久的原子弹靶心周围作现场观察和测量，仪器不时发出放射量超标的“嗡嗡”惊叫……还有一次进行地面核试验，核爆炸后形成了100多米直径的弹坑，他明知道到弹坑观察要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但还是坚持要去。其实，如果按照正常工作要求，他是可以不作如此近距离的测量的。可他深知，任何一项科技进步，都需要科学家付出超于常人的心血作代价。
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地区，一道刺眼的闪光后，轰隆隆地响起了一串震耳欲聋的惊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蘑菇云冉冉升起。乔登江时任基地核技术研究所第五研究室副主任，而主任由研究所所长程开甲兼任。爆炸期间，乔登江担任理论预测组组长，负责爆炸安全以及爆炸后的数据处理。
1965年5月，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空投实验，实现了我国核装置到核武器的转变。1966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导弹核试验，实现了两弹结合。1967年6月，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氢弹爆炸……所有这些“第一次”乔登江都参与其中。与他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吕敏评价说：“理论上突破是技术上攻关的前提，在基地这个‘龙头’位置上，乔登江在某些领域一直起着关键作用。”
乔登江这一干，就是20余载。
2 离休后自甘淡泊
从踏进干休所的第一天起，乔登江心中还想着他的科研事业。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乔登江比任何人都懂得时间的珍贵。“作为我们这些曾亲历过核试验的人，这些资料不写出来，就断代了。也许没有用，但也要留下来。”只有一只眼和一只肾，已年过八旬的乔登江，工作起来要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艰辛和努力。
1999年，乔登江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时任华东师大物理系主任陈树德回忆说：“当时学校主动提出给乔院士分房、配车，但都被乔老婉言谢绝。就连学校给的每月一千多元的补贴，有时也被他用来救济家庭困难的学生。”
登江评上院士后，技术级应调到3级。但由于他是全军第一个离休后被评为院士的离休干部，关于离休干部评院士后职级如何晋升没有相应规定，那几年一直是技术4级。
有人劝乔登江去找领导说说，因为技术级调高一级，可以改善住房和用车条件。可他却说：“工资够花、房子够住、生活够好，党和国家还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怎么能拿它当作向党索取的砝码。”
“在研究所，乔院士出的专著最多。”某研究所档案室的同志告诉笔者。这些年来，乔登江站在科学前沿，探索拼搏，不仅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就，还完成了《核爆炸物理概论》《电子元器件电磁脉冲效应手册》《脉冲束辐照材料动力学》等5部共250多万字的专著。这些专著有的成了教科书，有的填补了我国某些领域理论的空白。
3 研究高新武器
在华东师范大学，乔登江不断求解科技新问号，从手机到微波炉，从磁悬浮到高压电，这些电磁辐射到底对人体、对机器有无影响，影响几何，如何防护？
“这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家安全标准的依据。”作为华东师大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相关课题负责人，乔登江直言：“这也是一个‘模糊领域’，长期以来都无定论，有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
喬登江课题组成员各自承担一部分实验任务，将各项实验结果加以综合，归纳梳理出规律。老院士每周都要去学校指导课题，带教学生。他自知年龄不饶人，总是与其他教师一起联合带教，研究生总数不到10名。为了一门心思做“自己的事”，乔登江尽量不参加不必要的活动。“我不是战略科学家，而是干具体活儿的，我只能执著在一个方向上。”乔登江正带领他的学生们不断进行探索。他信心满怀地说，期望三五年内，对于电磁辐射影响能有一个答案，甚至一个标准。
乔登江经常说：“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这场科技实力的较量中，我即使不能跑在前列，也绝不能袖手旁观，只要我能多活一天，就要多作一份贡献。”
后来，乔登江又承担起核模拟和抗核辐射加固以及高新技术武器的基础研究，并在微波损伤和干扰规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2011年11月，乔登江以高票当选总部“践行核心价值观模范”。未能出席颁奖大会的乔登江，这样写道：年过八十尚能饭，愿为国防献终生。
乔登江心语
只有将事业不断延续发展，生命才有意义。
事业是我的生命，如果不是事业撑着，我也许早走了。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却偏偏从“天堂”来到戈壁。
作为我们这些曾亲历过核试验的人，这些资料不写出来，就断代了。也许没有用，但也要留下来。
工资够花、房子够住、生活够好，党和国家还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怎么能拿它当作向党索取的砝码。
这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家安全标准的依据。
这也是一个“模糊领域”，长期以来都无定论，有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
我不是战略科学家，而是干具体活儿的，我只能执著在一个方向上。
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这场科技实力的较量中，我即使不能跑在前列，也绝不能袖手旁观，只要我能多活一天，就要多作一份贡献。
年过八十尚能饭，愿为国防献终生。
退休未敢忘忧国，白头唯有赤心存。
干事业是不应该讲条件的，不应带有任何个人情绪。
1963年3月的一天，时任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物理系副主任的乔登江，突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一纸调令——月底前到首都报到。这次调动特殊而神秘。到北京后他才知道，组织上从全国各地挑选了24位技术专家远赴“死亡之海”罗布泊，扎根戈壁荒漠，为建立新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和首次核试验做准备。当时，妻子在上海工作，孩子正蹒跚学步。可是，祖国在召唤，党和人民有需要，乔登江毫不犹豫打起背包，投笔从戎。
“出了玉门关，两眼泪汪汪”。渺无人烟的罗布泊，大寒大热大荒大干。戈壁深处，每天喝的水，只能从200公里外运来。“而且，不能洗澡洗头。若用戈壁水洗发，头发全部黏结在一起！”朋友相聚时，乔登江自我调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却偏偏从“天堂”来到戈壁。
在四周没有人烟的天山南麓，乔登江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我国核科学的实验工作。他先后参加过20余次核试验，为了获得更准确权威的测量数据，很多次他都毅然深入到有生命危险的地域。记得第一次核试验时，为了获得爆炸靶心的实验数据，他带着记录仪，坐车到刚爆炸不久的原子弹靶心周围作现场观察和测量，仪器不时发出放射量超标的“嗡嗡”惊叫……还有一次进行地面核试验，核爆炸后形成了100多米直径的弹坑，他明知道到弹坑观察要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但还是坚持要去。其实，如果按照正常工作要求，他是可以不作如此近距离的测量的。可他深知，任何一项科技进步，都需要科学家付出超于常人的心血作代价。
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地区，一道刺眼的闪光后，轰隆隆地响起了一串震耳欲聋的惊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蘑菇云冉冉升起。乔登江时任基地核技术研究所第五研究室副主任，而主任由研究所所长程开甲兼任。爆炸期间，乔登江担任理论预测组组长，负责爆炸安全以及爆炸后的数据处理。
1965年5月，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空投实验，实现了我国核装置到核武器的转变。1966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导弹核试验，实现了两弹结合。1967年6月，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氢弹爆炸……所有这些“第一次”乔登江都参与其中。与他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吕敏评价说：“理论上突破是技术上攻关的前提，在基地这个‘龙头’位置上，乔登江在某些领域一直起着关键作用。”
乔登江这一干，就是20余载。
2 离休后自甘淡泊
从踏进干休所的第一天起，乔登江心中还想着他的科研事业。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乔登江比任何人都懂得时间的珍贵。“作为我们这些曾亲历过核试验的人，这些资料不写出来，就断代了。也许没有用，但也要留下来。”只有一只眼和一只肾，已年过八旬的乔登江，工作起来要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艰辛和努力。
1999年，乔登江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时任华东师大物理系主任陈树德回忆说：“当时学校主动提出给乔院士分房、配车，但都被乔老婉言谢绝。就连学校给的每月一千多元的补贴，有时也被他用来救济家庭困难的学生。”
登江评上院士后，技术级应调到3级。但由于他是全军第一个离休后被评为院士的离休干部，关于离休干部评院士后职级如何晋升没有相应规定，那几年一直是技术4级。
有人劝乔登江去找领导说说，因为技术级调高一级，可以改善住房和用车条件。可他却说：“工资够花、房子够住、生活够好，党和国家还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怎么能拿它当作向党索取的砝码。”
“在研究所，乔院士出的专著最多。”某研究所档案室的同志告诉笔者。这些年来，乔登江站在科学前沿，探索拼搏，不仅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就，还完成了《核爆炸物理概论》《电子元器件电磁脉冲效应手册》《脉冲束辐照材料动力学》等5部共250多万字的专著。这些专著有的成了教科书，有的填补了我国某些领域理论的空白。
3 研究高新武器
在华东师范大学，乔登江不断求解科技新问号，从手机到微波炉，从磁悬浮到高压电，这些电磁辐射到底对人体、对机器有无影响，影响几何，如何防护？
“这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家安全标准的依据。”作为华东师大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相关课题负责人，乔登江直言：“这也是一个‘模糊领域’，长期以来都无定论，有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
喬登江课题组成员各自承担一部分实验任务，将各项实验结果加以综合，归纳梳理出规律。老院士每周都要去学校指导课题，带教学生。他自知年龄不饶人，总是与其他教师一起联合带教，研究生总数不到10名。为了一门心思做“自己的事”，乔登江尽量不参加不必要的活动。“我不是战略科学家，而是干具体活儿的，我只能执著在一个方向上。”乔登江正带领他的学生们不断进行探索。他信心满怀地说，期望三五年内，对于电磁辐射影响能有一个答案，甚至一个标准。
乔登江经常说：“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这场科技实力的较量中，我即使不能跑在前列，也绝不能袖手旁观，只要我能多活一天，就要多作一份贡献。”
后来，乔登江又承担起核模拟和抗核辐射加固以及高新技术武器的基础研究，并在微波损伤和干扰规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2011年11月，乔登江以高票当选总部“践行核心价值观模范”。未能出席颁奖大会的乔登江，这样写道：年过八十尚能饭，愿为国防献终生。
乔登江心语
只有将事业不断延续发展，生命才有意义。
事业是我的生命，如果不是事业撑着，我也许早走了。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却偏偏从“天堂”来到戈壁。
作为我们这些曾亲历过核试验的人，这些资料不写出来，就断代了。也许没有用，但也要留下来。
工资够花、房子够住、生活够好，党和国家还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怎么能拿它当作向党索取的砝码。
这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家安全标准的依据。
这也是一个“模糊领域”，长期以来都无定论，有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
我不是战略科学家，而是干具体活儿的，我只能执著在一个方向上。
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这场科技实力的较量中，我即使不能跑在前列，也绝不能袖手旁观，只要我能多活一天，就要多作一份贡献。
年过八十尚能饭，愿为国防献终生。
退休未敢忘忧国，白头唯有赤心存。
干事业是不应该讲条件的，不应带有任何个人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