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之害，人所共知，以至众人中不乏将其提升到“亡党亡国”之认识高度者，但渎职之害与贪污之害相比往往更甚，却常被众人乃至法律给轻描淡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相关负责人日前透露，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损失，竟是贪污犯罪的17倍之多。既然渎职犯罪危害性又远在贪污犯罪之上，何以众人对贪污腐败者咬牙切齿，而惟独对渎职犯罪者高抬“贵眼”呢？
　　这里自然跟众人对所谓清官惯有的“认知盲区”有关，更乃法律自身存在“渎职犯罪轻刑化”弊端在作祟。据媒体报道，去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犯罪嫌疑人629名，而在已经作出的刑事判决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宣告缓刑的比例竟高达95．6％。换言之，渎职犯罪嫌疑人即便进到法律程序，也有惊无险。
　　渎职犯罪之所以能受到舆论和法律的双重优待，关键是其犯罪主体往往以清官面目出现。实际上，清官往往是人治的产物，而人治是以掌权者个人意志进行施治，故而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常常乃人治的“副产品”。所以说，在人治模式下的清官施政，出现渎职犯罪便往往再所难免。渎职清官之所以能赢得公众的谅解和宽宥，是因为公众往往把参照对象锁定在贪污犯罪之贪官身上，可贪官犯罪肇因于个人贪欲，而清官渎职却肇因于“为民做主”的做主情结。最终，为民做主又反过来成为其逃避法律制裁的掩体和盾牌了。
　　清代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痛斥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足见渎职之害远甚于贪污之害，早已是由来已久的事实。
　　纵览历史，愈是人民特需要清官为民作主的历史时段，也往往愈是人民自身权利遭受侵犯最严重的历史时段。民主的本义不应是靠所谓清官来为民做主，而是由人民自己来做主，这就需要优良的法治环境来予以保障和支撑。
　　故法治的前提之一，即其将包括所有清官在内的任何人都假定为有缺陷的病人，而非不会出现失误的完人，故须有效监督机制修正其可能出现的行为偏差，以保证其决策达到最大限度的正确。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杜绝渎职清官“做主情结”的无端肆虐，也才能将渎职之害降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