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体系由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信息主体的查阅权及复制权组成.我国个人信息主体知情权的层次性不仅体现在对主体的知情范围设定之上,还体现于对权利的合理限制之上.对于算法告知义务而言,存在权益冲突限制过多,行权空间狭窄及民事请求权缺失等问题,同时抽象性法律规则还需有具体的标准协助落地施行.有鉴于此,明确知情权在人格权体系中的防御性定位,合理设计主体的权利救济途径并从标准上构建算法告知义务的内容,方可更好地弥合各种问题使制度实现良性运行.
【基金项目】
：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保护与数据权利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ZDA146)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体系由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信息主体的查阅权及复制权组成.我国个人信息主体知情权的层次性不仅体现在对主体的知情范围设定之上,还体现于对权利的合理限制之上.对于算法告知义务而言,存在权益冲突限制过多,行权空间狭窄及民事请求权缺失等问题,同时抽象性法律规则还需有具体的标准协助落地施行.有鉴于此,明确知情权在人格权体系中的防御性定位,合理设计主体的权利救济途径并从标准上构建算法告知义务的内容,方可更好地弥合各种问题使制度实现良性运行.
其他文献
在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把它拓展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当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不断强化、制度建设不断推进、思想内涵不断丰富、执行程序不断完善,全面发展最广泛、最充分、最健全、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无论是个人信息还是企业数据,受法律保护是各方共识.不法地抓取或滥用数据,不仅侵害数据控制者的数据权益,还将侵害信息主体的隐私与个人信息权益.实务中,被侵权的数据企业有权要求与之有竞争关系的数据抓取者承担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侵权责任.此种保护路径无法为与侵权行为人无竞争关系的信息主体等当事人提供保护.鉴此,要求违反特定数据义务的数据抓取者或数据控制者承担民法上的侵权责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补充或替代.此外,由于数据侵权损害多为无形损害,故实务中应从宽认定,以降低受害人获得侵权救济的门槛.
数据爬取是获取用户数据资源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在促进企业数据竞争的同时,也给数据保护带来了挑战.当前,我国对数据爬取行为的治理主要依靠竞争法治理.从技术中立的角度讲,数据爬取行为具有竞争中性的属性.通过对相关数据爬取案件的发生场景、行为方式、后果评价以及审理理路的比较,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尚缺乏对数据爬取行为正当性分析的竞争法模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此,建议从数据爬取行为发生的实践逻辑出发,识别数据爬取所涉及的多元利益,结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关数据发展与安全,个人信息处理者(平台)权利、
为避免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目标设定上出现认知偏差,有必要结合外部观察视角,考察网络社会的到来究竟产生何种客观需求,从而对法律系统提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期待.网络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摧毁了先前私域与公域之间的物理性边界,由此面临如何重建二者之间界线的时代命题.匿名性是作为公域与私域之间的新的分界线而存在,保护个体的匿名性因而在政治与社会秩序层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基本目标,宜界定为通过保障个体的匿名性存在而确保私域与公域之间的界分.为实现前述目标,法律中既有的风险分配与归责机制需作相应
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渊源有自,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话语体系,通过史家的书写彰显儒家传统中的重要价值观念.《晋书·刑法志》的法典叙事主要体现了儒家的正统性观念,以儒家礼刑相须的礼法关系思想叙述魏晋时期的法典沿革史,具有为唐代法典接续历史源流的重要现实目的.同时,儒法合流的历史叙事话语一方面展现了儒家君臣职分的礼法观念和法中求仁的刑罚理念,另一方面则充分记叙了法家的形式主义法理观念以及对于刑罚变革应该贴合社会现实的务实态度.透过《晋书·刑法志》的历史叙事,不仅可以加深关于传统法理观念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我们
网络爬虫包含爬取工具和"反反爬措施",容易引起多方面的法律风险.网络爬虫的法律治理跨越多个法律部门,在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之外,行政规制亦不可少.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对爬虫的行政规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通过行政立法明确规制立场及爬虫的具体合法性边界;平衡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运用;以制定技术标准等多种手段引导爬虫技术的合理利用;提升公共数据与智慧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以减少数据爬取压力.行政规制所包含的立体化治理能力对于网络爬虫的法律治理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一项预防性法律规则,通过影响和改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内控机制,从根源上约束和改变企业及员工行为,合规计划不仅推动了企业犯罪的规制视角由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而且促使企业犯罪的规制模式从外部规制转向自我管理,同时也更加聚焦于通过激励而非威慑的规制策略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管理和犯罪预防.从各国的实践进路来看,作为预防性法律规则的合规计划在重塑企业犯罪预防理念和规制范式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企业犯罪预防和规制话语的刑事法表达.因此,我国在推进合规法律实践过程中,有必要确立通过刑事法激励企业主动实施犯罪预防与自我管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否的背后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权衡.虽然刑事制裁的公开亦有其公私利益的考量,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对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公共利益的保障不及刑事制裁,程序性要求相较于刑事诉讼较为宽松,但行政处罚的公开一样会对相对人的人格尊严等个人利益带来影响,甚至造成严重损害.衡量处罚决定公开的公私利益,其所据以增进的公共利益通常小于贬损的个人利益,从行政处罚涉及的公私利益权衡的角度,理论上应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同时,对于某些社会影响较大的、具有社会警示作用的行政处罚,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
从立法目的 看,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的是确有错误的裁判,与再审程序分享事后纠错的制度功能,但司法解释将其程序性质定为普通程序,导致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性质与功能不符,“神”“形”分离.这给该制度的解释和实践带来困难.实践中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混杂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案外人救济制度.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为例:第148号和第149号是判决效力扩张所及者提起的撤销之诉,应按照再审程序处理;第150号和第151号是受判决反射效力影响者提起的撤销之诉,属于另外一种第三人异议之诉;第152号和第153号是认为受原案当事人恶
领土争端当事国出于论证本国取得争议所涉领土之主权的理论依据的需要,往往会举证本国所实施的行为属于"主权宣示行为",并进而主张基于前述行为确立了先占、有效控制或历史性巩固等.从近年来的国际司法或仲裁实践来看,当事国举证的"主权宣示行为"主要还是与"有效控制"规则的适用有关.国际法庭对"主权宣示行为"证据通常既会进行具体审查,也会进行整体性的审查.国际法庭进行具体审查时,通常会审查当事国举证的有关行为是否满足有关的针对性、公开性、和平性、时间性等方面的标准.同时,国际法庭还会从整体上对当事国举证的行为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