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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元年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庆日，举国上下隆重举行了国庆纪念活动，其中以北京、上海、武昌最具代表性。京、沪、鄂三地纪念国庆的盛况及时人对于国庆的评论，反映了人们对新生的民国的态度，从而折射出历史转折时期新旧裂变的痕迹。
[关键词]民国元年国庆，北京，上海，武昌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28-05
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命令，宣布经参议院决议国庆纪念日永远定为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10月10日。所应举行庆典包括“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1912年10月10日也就成为民国经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之后的第一次国庆，其意义深远，时人的重视程度亦是空前。本文拟以《申报》报道为中心，以国庆举办最具特色的北京、上海、武昌三地为代表，来一窺当时的国庆盛况。
一
北京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对国庆自是相当郑重，北京国庆活动以政府为主导，括动程序非常分明，一切祝典皆按序进行。10月10日晨六时，北京政府举行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华门开幕典礼，将原大清门改为中华门，旁边悬挂前清宣布退位诏旨，以象征国家改天换地。随后8时，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执行追祭先烈典礼，国务员及其余显贵到者颇众，行礼之地在琉璃厂，国庆纪念筹备处供设有先烈之灵位，灵位前置花果肴馔，到者皆向灵位鞠躬。为扬民国武功，10时半，袁世凯大总统行阅兵礼，马步炮军16000名左右在场进行，秩序井然，军乐齐奏。随后，袁总统登台演说，演说完毕，祝典乃终。是日，北京国庆纪念的另一重要活动是国务院茶话会。自上午9点至12点，各界参列人员为参议院、国务院代表、各部代表，各国公使、各省代表、中外新闻记者、满蒙回藏活佛章嘉及甘珠呼图克图，加上京城绅董、蒙藏事务局、大总统府代表等。阅兵完毕后，“大众随意用餐，五族一家，中西杂坐，觥筹酬酢，极一时之盛”。
为隆重纪念第一个国庆日，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又兴起组织了共和纪念会，筹备了以弘扬革命精神为特色的国庆活动。京师国庆纪念会的主会场设在琉璃厂工艺局，是日，琉璃厂五光十色，异彩纷呈，前门内外，东、西两门均扎有松花牌坊，最为壮观的是工艺局前的黄鹤楼，高约十余丈，四周宽近现代史研究约百余丈，嵌以红绿玻璃，亭角四檐装有电灯数百，入夜，耀如白昼。纪念场内扎有彩棚数处，并设有陈列馆，专陈列关于革命之各项物品，如与革命有关的图印、旗帜、衣冠、关防文件及诸烈士生前死后之照像；设运动场，演竞走、音乐等技；设演剧场，演革命新剧，如汉口潮、广州血等，以扬革命精神；场中还高设追祭坛，上有牌位书“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
对于创造中华民国的元勋们，大总统分别授以勋位，赠授孙(中山)前总统、黎(元洪)副总统以大勋位，授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以勋一位，孙武勋二位，给国务总理以一等嘉禾章，各部总长二等嘉禾章，其余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及于民国有卓著勤劳者，均分别给予勋章或陆军衔秩有差。
对于民国第一届国庆，除了北京政府和国民党人隆重对待外，北京市民以及外来游客均热情高涨。“是日，内外两城居民铺户，均休业庆祝，五色旗帜，夹道纷披”，至下午，“国民赴会场者，人山人海，街道为之堵塞，琉璃厂一处到者有十万人。是日，“全城人民极形欢腾，中外人民皆谓从来未见如此万众一心者”。由于日前袁总统宣布开放天坛三日(即10月10日至12日)，因而天坛更是游人如织，热闹非凡。10日晚，到达天坛的观众约五六万人，“革命万岁”“共和万岁”“各烈士万岁”之声欢呼震天。11日晚，天坛燃放烟火，“焰火烛空如万道金蛇，斜舞天际。群众拍手喝彩，声闻数里”。
北京作为前清的皇城，又作为中华民国的都城，处于新旧观念冲突的最前沿。国庆当日的剪发风波充分表明在民国元年，人们的保守观念仍是十分强大的，保守与革新观念发生着强烈碰撞。国庆日，城中有若干人聚集城门之外，执剪以伺，凡见有辫者须令去辫，会场内亦有人执剪强迫剪发，不及多时，地上发辫已成一大堆。甚至有保守者因不愿剪发而被送交警察局惩办。由于被迫剪发，有一六旬老人握辫狂奔，还有人因此而呼妈者。由此引发的种种怪现象数不胜数。后由于强迫游人剪发辫而势起冲突，后经梁士诒手书“剪发自由，不便强迫”数条粘贴门内，风波才平息下来。
对于北京国庆日，前清皇族的动静自是不容忽视，共和纪念会于之前发函邀请其派员参加。但除了荫昌将军作为贵宾参与了典礼外，其余满洲亲贵并未露面。是日，“外城之人因遇庆典无不兴高呆烈，舞蹈歌呼，而禁城之中阒无动静，其中居民已不复为人民所注意”。禁城内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表明了中国由封建专制政体向共和政体转变过程中，民主共和的观念已逐渐开始普及，尽管当时大部分人所理解的民主共和并不一定完整、正确，对于民主共和赋予人们的各种权利并没有真正享有，但大多数人已从内心开始摈弃君主专制制度，迎向新生的共和，并渴望在共和制度下一扫清王朝统治下积贫积弱的阴霾，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二
上海，作为中外通商巨埠，是当时最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又是武昌起义后各省军事交通及联合南北之枢纽，其人民对于革命观感较深，城市气氛十分活跃。上海国庆纪念活动也因其独特的城市特色而与众不同。
上海的国庆纪念没有像北京那样程序分明的主体活动，其活动特色主要在于其极尽华美、欢腾之气氛，这与上海国庆纪念活动的主导者——上海商团组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对于国庆纪念，上海商团作了最精心的准备。早在国庆日期确定之初，上海总商会即发布广告，要求“南市、闸北举行提灯会，北市升旗悬灯，以昭盛典!”之后，上海总商会又通知南北各商号届期悬灯结彩三天，南市、闸北、沪西各商团均须举行。随后上海南市、闸北、沪西、沪北、书业、伶界等商团和同业团体也纷纷发表通告，要求各该商业店铺一律悬旗挂灯、休息宴会，以及举行提灯会。同时各商团均加紧筹备双十日的纪念活动，如“南市商会还制就五色灯数千盏，五光十色，大小从同，凡在商界均令自由向该商会购取，俾归一致”，由于其价格便宜，“闻迩日往购者络绎不绝”。丝厂等相关工厂也纷纷准备精巧灯彩，以备国庆之需。
正是在商团组织的精心筹划下，1912年10月10日，上海满城尽是鲜花、彩旗、彩灯，洋溢着一片浓郁的节日气氛。城内外暨南市闸北各地方，居民商铺，均高悬国旗，且有悬灯结彩者，并设有牌楼十余座。其中布置以沪西商团最为美备，也最具代表性。是日，沪西商团一带彩灯、彩旗星罗密布，门外 万生桥、至烽周路、操场均扎有五彩牌楼，缀以鲜花、冬青柏子等，各处高悬五色国旗。上海其余地方同样是彩旗、彩灯弥天蔽日，极尽欢庆之形。
在这样浓郁的节日氛围下，上海国庆活动亦是十分热闹欢腾。上海商团公会及各业商团，以及另一些民间团体都纷纷举行了自己的纪念活动。是日，上海商团公会会员及各业商团会员于日间举行了游行会，午后二时，由陆家滨公会事务所操场会齐出发，经制造局、贫儿院，至九亩地，高唱国歌祝贺，并开放排枪13响，旋即散队。环球中国学生会则于是日下午3时开光复纪念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当日上海的夜晚，灯光汇成欢庆的海洋，各团体均举行了提灯会，不吸卷烟进行会与通俗宣讲社联合举行了提灯会，他们一路高唱国歌，还随途宣讲不吸卷烟及分送各种戒吸纸烟印刷品，沿途观者拥挤，掌声如雷。上海商团公会各会员与各业商团也于晚六时举行提灯会，同样是人山人海，欢声雷动。最为热闹的还数学、商、军、警察各界共约三四十团体联合举行的提灯会，一路灯火照耀如昼，各色灯彩如火车、兵轮、炮车、电车、龙船、飞艇、黄鹤楼、武昌城，以及跳狮流星，观者目不暇给。同时国歌高唱，军乐并奏，延长三余里，人数达两万以上，共“表全国欢庆之忱，祝亿世共和之福，诚四千年来罕见之盛会也”。
在上海国庆纪念活动中，各商团组织还担当起维持活动秩序的重任。国庆日，各业商会中之老班会员在商团公会按名发给枪弹，与军警两界分头巡哨，协同军警持枪站防，以维持秩序。在沪西商团会场，沿途均有“马队照料”，“操场左右设有消防队，以防火患，并有救济社，以施医药”。对于上海商团不遗余力地组织参与国庆活动，时人评之日“国庆盛典，喜气融然，而一种爱国精神之流露，尤以商团为最，既提灯同行，以示欢乐，又荷枪巡防，以备意外，其热心为何如?”并对商团团员“精神抖擞，娱乐中含有严肃之气象”，而“为之心折”。
在上海国庆纪念中，商团是当仁不让的领导者。这与商团组织在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在上海光复之后，商团的许多负责人都在新成立的沪军都督府中担任要职(上海总商会会长李平书任民政总长；商团主要会员沈缦云任财政总长；王一亭任交通总长等等)。而且，沪军都督府的财政开支也是主要仰仗商人资助，上海的地方治安也需商团武装来维持。可以说，上海商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上海“相当一部分的市政建设权、民政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管理权，其势力和影响渗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上海社会生活及公益事业事实上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商团也就必然成为上海国庆纪念的领导核心。在上海商团的领导下，除了商界极尽欢庆之外，上海其余各个阶层包括政、军、学等各界，以及普通上海居民都热情参与了国庆活动，连上海的里弄里都是张灯结彩。法租界电车公司也在当日插两面五色旗在车上，以表贺意。可以说上海的国庆纪念正是由于上海商团的精心筹备，上海各界的全情投入，全城人民的热情参与，而显出一片全城同庆、热闹欢腾的气象，其盛典可谓是极全国之盛。
三
武昌乃武昌首义的源起地，且日前袁总统已准在鄂举办第一次纪念会，中央及各省均应派员赴会。鉴于此，第一届国庆纪念对于武昌而言无疑是一件盛事。国庆日“鄂省各公署局所、学堂、军队均停止办公一天，门前一律悬挂国旗，张灯结彩”。长江沿岸悬挂红灯及万国旗，并建有松柏牌楼，缀以各色电灯。当时除了本省各公署团体及北京各省代表汇集武昌外，“西人之渡江参观者，男女有六百余人之多”。“长街各处自早至夜游人如织”。为庆祝国庆，同时表彰首义参与者之功，黎元洪特请稽勋局查明首义伤者中著有功绩者，给予勋章，由大总统代表送来鄂，于国庆期前分别发给。当日，武昌还特地举行了伤军出游，“将铁血养济院受伤兵士二百余人，饰以军服，佩挂黄绫，并标明姓氏，伤在何处字样，以扎彩椅轿，导以军乐游全城”。
武昌作为全国的一个纪念中心，其国庆纪念与别处相比，意义更为深远，举办也应更为隆重。事实上恰恰相反，与北京、上海隆重、热闹相比，武昌的国庆活动显得十分简单、冷清。这与湖北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武昌起义后，武汉大小兵变不息，接连发生的旨在倒黎(元洪)的武装变乱。频繁的兵变致使武汉官民人心惶惶，而盛行不息的于10月10日起事的谣传，更使国庆时的武汉仍处于戒严之中。
在一片肃杀的戒严气氛中，武昌国庆纪念日尽管意义非常，但为求安全，黎元洪副总统仍然要求国庆从俭办理，一切布置概以简单为主，其“酒食灯彩以及一切耗费仅拨款四千元”。主会场的祭祀场是就前清万寿宫改设，祭祀场头门以外仅纸牌楼二座。内为大礼堂，以从前大殿改建，中供烈士牌位，分作四层，首层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礼堂左右皆挂各省都督代表一切人等所送联文。宴会所则设在抱冰堂(由于该处陈设向来美备，大餐厅可容千余人聚宴，故即假该处以省手续)。后由于来宾过多，又补设城外纺纱局为宴会所。除布置简单外，武昌国庆纪念的主体活动也相当简略。是日，赴大会之中外来宾于上午10点20分在烈士祠致祭，并行庆贺礼式及宾主演说，由军务司长蔡济民代表副总统黎元洪致祭先烈。与会者包括大总统代表，中央各院部代表，各省代表及本省各界代表共一千七百余人，先由大总统代表哈汉章、朱庆澜宣读大总统祭文，后依次由各地代表朗读祝词。12点齐乘馬车或自备人力车赴抱冰堂宴会。祝典即终。
处在戒严中的武昌国庆，不仅会场布置不如北京、上海华美，活动不如北京、上海隆重，其严备以待，以防变乱的戒严气氛已渗透在武昌国庆纪念的各个方面。早在国庆筹备阶段，为防人多滋事，武昌就将祭祀、宴会等分作各处。在国庆当日，会场宴会所附近“皆驻军队，旁架机关枪，预防变乱”。到会者限制极严，“各行政长官，署局所、学校均各举学生、兵士二人赴会，以入场券为证，余概屏除，由各该营官在本办公地设先烈神位，自行致祭，备筵庆贺，各军士非防务守卫之职者，不准外出，唯在营内停课、歇操、休息而已。由于之前的南湖马队事变及祝制六等军官谋乱都将矛头直指黎元洪。故黎在此次国庆纪念上鲜有露面。对于此次武昌国庆最核心之追祭先烈，黎亦称患头痛，而未亲自到场，仅派军务司长蔡济民代表其行追祭礼。后又因有谣言称有人携炸弹人抱冰堂宴会所，意图危害黎公，以至于黎元洪赴会途中返回，未到抱冰堂。对此“中外来宾无不异之”。
身处恐怖气氛中的武汉人民更是人心惶惶，对于国庆的热度大为减损。时人称“体察武汉人民情状，均有恐惧之色，群以为国庆日为不详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是日武汉人民多半休业，但由于会场戒严，只能在门外徘徊。而且由于武昌筹备尽量求俭，对于民军首义诸地点之堪作纪念地如起义门、楚望台等均布置不周，致使“城中无一可 动国民观感之事，无一可壮四方宾客观瞻之物”，这也极大地减损了武昌人民的热情，“殊为落寞已极”。在“公众行礼后，其由汉口各处赶来之中西宾客及本城学堂排队而来之学生到时竟至无人招待”，且“各学校多拟于是夜举行提灯会亦被禁止不准”，种种情形均凸显出武汉当局对于国庆纪念的敷衍态度，难怪时人直言日“当道防备非常，实无意于庆贺也!”
武昌国庆纪念活动萧条冷清的状况，与武昌作为全国国庆纪念中心会场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出现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革命在给武昌带来巨大声望的同时，也对整个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加上战后治安未能及时维持，武汉的商业元气大伤。经济的萧条，致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从而使人民对于国庆无甚观感，商民也是悉成冷观，“除各机关及少数富商店铺悬旗挂灯外，其余装饰异彩者寥寥无几”。由于裁军、减饷而引发的大大小小的兵变，则使军心不靖，民心不稳。特别是九月发生的旨在倒黎的南湖马队事变，以及在镇压马队事变过程中，黎元洪采取的以乱止乱，以杀止杀的错误政策，尤其是抓到疑犯不加审讯便就地正法的做法，使整个武汉处于一片恐慌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武昌上至政府，下至百姓都无心庆祝，从而使武昌国庆草草而过。
四
1912年10月10日，作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庆，其于鼓舞人心，激励民志意义非凡。以《申报》为代表的媒体在广泛报导活动盛况的同时，也刊发了时人对于国庆各种形式、态度的评论。就《申报》而言，它以时评、自由谈等栏目给时人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在国庆纪念期间，许多记者、学人纷纷发表了自己对国庆的观感。拥有媒体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国庆纪念活动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对民国第一届国庆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于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共和制度充满了希望。因此，当时见诸报刊的评论大多都是热情地讴歌武昌首义创造共和的伟大功绩，同时，对初生的民国寄予无限的期望。
民元国庆日，即辛亥武昌首义之日，人们感念先烈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创建了中华民国，故在国庆纪念中，发表了大量诗作悼念先烈。有诗云：
万丈飞虹海狱摧，屠鲸汉水总雄才，功名一霎回天地，谈笑黄龙倒酒杯。
亦有诗云：
武昌起义是今朝，丹桂香随铁血飘，相隔一年堪景念，彩旗五色炫云霄。
如上诗作，举不胜举。除诗作外，人们还发表时评来表达自己对国庆的观感，以及对先烈的悼念。时人认为，今日国人能“沐共和之化，食自由之德”“不可不归功于首义诸烈士”。正是武昌首义“奋臂一呼，海内翕从，义旗一举，天下大同”，才最终使中国“拔云雾而见天日”，使“国为世界自由之国，民为世界自由之民”。甚至有人因武昌首义三烈士横刀断命，革命成功之惨烈，故而提出“愿我国人群以国家为前提，视此日为可悲可痛之一日”。
在追悼武昌首义烈士功绩的同时，时人也发出了“今日之所谓国庆者，乃庆未来之民国也”的感慨。民国元年，共和初创，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被打破，大多数人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前途充满了乐观。在对国庆的评论中无不体现了他们对祖国富强、民族独立的渴望，希望国人能以此为起点团结奋进，共谋幸福。孙中山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吾中国人处于今日，不当有悲观之念，当坚忍冒险，发愤求进，合力以助成新造之民国。今年之日，为去年今日举行纪念，愿明年今日，全球各国为吾中国举行纪念。”伍廷芳、戈鹏云在沪西商团的纪念会上亦发表了演说，发出“愿我四万万同胞同心戮力，讵无雄视全球之一日”等慷慨激昂之语。对于国庆，时人评之日“吾人当此盛举，所欲藉以纪念者，并直欲以追维往者，将以启发将来也”，而“追维往者，惟形式之事，而启发将来，乃精神之事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当时有不少人在举国欢庆的热闹中，清醒地提醒世人“切勿将国庆视同迎神赛会，仅作无谓之喧闹也”，不可“徒务形式上之美观，藉以悬灯、演戏、放烟火而已”。应通过举办国庆纪念活动，“以欢乐振人民之精神”，使“全国人民，联合一致”，“使吾民得以及时行乐，而又可藉以唤起人民合群爱国之心，个人之欢娱，国家之观念，二者交致其用”，并认为这才是举办国庆纪念的意义之所在，“其影响于民生国势者，实非浅显”。
在国庆日一片欢庆声中，也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声音，他们看到初生的民国危机四伏，“细察国事，内政则意见分歧，操戈同室；外交则列强虎视，承认无期；言财政，则司农仰屋，罗掘俱穷；言军事，消纳无力，频惊风鹤”。正是民国大地疮痍，前途荆棘的情况，使时人对民国的“莽莽前途”“殷忧未艾”，故而指出“此届之纪念，犹属卧薪尝胆之时，而非歌舞太平之日”。孙中山在其演说中也看到“民国虽成立，而今尚在危险时代，内乱未靖，外患频闻，譬之建造大厦，基础已定，尚待建筑”。他们希望通过历数民国所面临的困境，来磨硒国民的志气，使国民“慎勿悠悠忽忽，趾高气扬，将国庆转为国吊也”，而应要“抚时警惕，一德一心，努力进行，毋弛厥责”，最终“建设完全，邦基巩固”，使“中华民国于万斯年”。
民国元年的第一届国庆纪念，对于刚从封建君主专制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一次盛大的狂欢，其纪念活动盛极一时。时人参与的热情异常高涨，尽管这种热情带有着极大的盲目性和娱乐性，许多群众不过是冲着看热闹、有趣味而参加庆祝活动的。但是仍不难看出人们对初生的民国充满了信心，希望就此摆脱国弱民穷的现状，在共和体制下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故而，第一届国庆对于激发时人的爱国情感，增强时人的国家观念是大有裨益的。对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国元年而言，第一届国庆纪念无疑是这一年中的一件盛事，其举国欢庆的盛况，以及它对时人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深思的。
[作者简介]郭汉民(1945—)，男，湘潭大學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敬妮(1981—)，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民国元年国庆，北京，上海，武昌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28-05
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命令，宣布经参议院决议国庆纪念日永远定为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10月10日。所应举行庆典包括“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1912年10月10日也就成为民国经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之后的第一次国庆，其意义深远，时人的重视程度亦是空前。本文拟以《申报》报道为中心，以国庆举办最具特色的北京、上海、武昌三地为代表，来一窺当时的国庆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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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对国庆自是相当郑重，北京国庆活动以政府为主导，括动程序非常分明，一切祝典皆按序进行。10月10日晨六时，北京政府举行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华门开幕典礼，将原大清门改为中华门，旁边悬挂前清宣布退位诏旨，以象征国家改天换地。随后8时，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执行追祭先烈典礼，国务员及其余显贵到者颇众，行礼之地在琉璃厂，国庆纪念筹备处供设有先烈之灵位，灵位前置花果肴馔，到者皆向灵位鞠躬。为扬民国武功，10时半，袁世凯大总统行阅兵礼，马步炮军16000名左右在场进行，秩序井然，军乐齐奏。随后，袁总统登台演说，演说完毕，祝典乃终。是日，北京国庆纪念的另一重要活动是国务院茶话会。自上午9点至12点，各界参列人员为参议院、国务院代表、各部代表，各国公使、各省代表、中外新闻记者、满蒙回藏活佛章嘉及甘珠呼图克图，加上京城绅董、蒙藏事务局、大总统府代表等。阅兵完毕后，“大众随意用餐，五族一家，中西杂坐，觥筹酬酢，极一时之盛”。
为隆重纪念第一个国庆日，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又兴起组织了共和纪念会，筹备了以弘扬革命精神为特色的国庆活动。京师国庆纪念会的主会场设在琉璃厂工艺局，是日，琉璃厂五光十色，异彩纷呈，前门内外，东、西两门均扎有松花牌坊，最为壮观的是工艺局前的黄鹤楼，高约十余丈，四周宽近现代史研究约百余丈，嵌以红绿玻璃，亭角四檐装有电灯数百，入夜，耀如白昼。纪念场内扎有彩棚数处，并设有陈列馆，专陈列关于革命之各项物品，如与革命有关的图印、旗帜、衣冠、关防文件及诸烈士生前死后之照像；设运动场，演竞走、音乐等技；设演剧场，演革命新剧，如汉口潮、广州血等，以扬革命精神；场中还高设追祭坛，上有牌位书“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
对于创造中华民国的元勋们，大总统分别授以勋位，赠授孙(中山)前总统、黎(元洪)副总统以大勋位，授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以勋一位，孙武勋二位，给国务总理以一等嘉禾章，各部总长二等嘉禾章，其余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及于民国有卓著勤劳者，均分别给予勋章或陆军衔秩有差。
对于民国第一届国庆，除了北京政府和国民党人隆重对待外，北京市民以及外来游客均热情高涨。“是日，内外两城居民铺户，均休业庆祝，五色旗帜，夹道纷披”，至下午，“国民赴会场者，人山人海，街道为之堵塞，琉璃厂一处到者有十万人。是日，“全城人民极形欢腾，中外人民皆谓从来未见如此万众一心者”。由于日前袁总统宣布开放天坛三日(即10月10日至12日)，因而天坛更是游人如织，热闹非凡。10日晚，到达天坛的观众约五六万人，“革命万岁”“共和万岁”“各烈士万岁”之声欢呼震天。11日晚，天坛燃放烟火，“焰火烛空如万道金蛇，斜舞天际。群众拍手喝彩，声闻数里”。
北京作为前清的皇城，又作为中华民国的都城，处于新旧观念冲突的最前沿。国庆当日的剪发风波充分表明在民国元年，人们的保守观念仍是十分强大的，保守与革新观念发生着强烈碰撞。国庆日，城中有若干人聚集城门之外，执剪以伺，凡见有辫者须令去辫，会场内亦有人执剪强迫剪发，不及多时，地上发辫已成一大堆。甚至有保守者因不愿剪发而被送交警察局惩办。由于被迫剪发，有一六旬老人握辫狂奔，还有人因此而呼妈者。由此引发的种种怪现象数不胜数。后由于强迫游人剪发辫而势起冲突，后经梁士诒手书“剪发自由，不便强迫”数条粘贴门内，风波才平息下来。
对于北京国庆日，前清皇族的动静自是不容忽视，共和纪念会于之前发函邀请其派员参加。但除了荫昌将军作为贵宾参与了典礼外，其余满洲亲贵并未露面。是日，“外城之人因遇庆典无不兴高呆烈，舞蹈歌呼，而禁城之中阒无动静，其中居民已不复为人民所注意”。禁城内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表明了中国由封建专制政体向共和政体转变过程中，民主共和的观念已逐渐开始普及，尽管当时大部分人所理解的民主共和并不一定完整、正确，对于民主共和赋予人们的各种权利并没有真正享有，但大多数人已从内心开始摈弃君主专制制度，迎向新生的共和，并渴望在共和制度下一扫清王朝统治下积贫积弱的阴霾，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二
上海，作为中外通商巨埠，是当时最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又是武昌起义后各省军事交通及联合南北之枢纽，其人民对于革命观感较深，城市气氛十分活跃。上海国庆纪念活动也因其独特的城市特色而与众不同。
上海的国庆纪念没有像北京那样程序分明的主体活动，其活动特色主要在于其极尽华美、欢腾之气氛，这与上海国庆纪念活动的主导者——上海商团组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对于国庆纪念，上海商团作了最精心的准备。早在国庆日期确定之初，上海总商会即发布广告，要求“南市、闸北举行提灯会，北市升旗悬灯，以昭盛典!”之后，上海总商会又通知南北各商号届期悬灯结彩三天，南市、闸北、沪西各商团均须举行。随后上海南市、闸北、沪西、沪北、书业、伶界等商团和同业团体也纷纷发表通告，要求各该商业店铺一律悬旗挂灯、休息宴会，以及举行提灯会。同时各商团均加紧筹备双十日的纪念活动，如“南市商会还制就五色灯数千盏，五光十色，大小从同，凡在商界均令自由向该商会购取，俾归一致”，由于其价格便宜，“闻迩日往购者络绎不绝”。丝厂等相关工厂也纷纷准备精巧灯彩，以备国庆之需。
正是在商团组织的精心筹划下，1912年10月10日，上海满城尽是鲜花、彩旗、彩灯，洋溢着一片浓郁的节日气氛。城内外暨南市闸北各地方，居民商铺，均高悬国旗，且有悬灯结彩者，并设有牌楼十余座。其中布置以沪西商团最为美备，也最具代表性。是日，沪西商团一带彩灯、彩旗星罗密布，门外 万生桥、至烽周路、操场均扎有五彩牌楼，缀以鲜花、冬青柏子等，各处高悬五色国旗。上海其余地方同样是彩旗、彩灯弥天蔽日，极尽欢庆之形。
在这样浓郁的节日氛围下，上海国庆活动亦是十分热闹欢腾。上海商团公会及各业商团，以及另一些民间团体都纷纷举行了自己的纪念活动。是日，上海商团公会会员及各业商团会员于日间举行了游行会，午后二时，由陆家滨公会事务所操场会齐出发，经制造局、贫儿院，至九亩地，高唱国歌祝贺，并开放排枪13响，旋即散队。环球中国学生会则于是日下午3时开光复纪念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当日上海的夜晚，灯光汇成欢庆的海洋，各团体均举行了提灯会，不吸卷烟进行会与通俗宣讲社联合举行了提灯会，他们一路高唱国歌，还随途宣讲不吸卷烟及分送各种戒吸纸烟印刷品，沿途观者拥挤，掌声如雷。上海商团公会各会员与各业商团也于晚六时举行提灯会，同样是人山人海，欢声雷动。最为热闹的还数学、商、军、警察各界共约三四十团体联合举行的提灯会，一路灯火照耀如昼，各色灯彩如火车、兵轮、炮车、电车、龙船、飞艇、黄鹤楼、武昌城，以及跳狮流星，观者目不暇给。同时国歌高唱，军乐并奏，延长三余里，人数达两万以上，共“表全国欢庆之忱，祝亿世共和之福，诚四千年来罕见之盛会也”。
在上海国庆纪念活动中，各商团组织还担当起维持活动秩序的重任。国庆日，各业商会中之老班会员在商团公会按名发给枪弹，与军警两界分头巡哨，协同军警持枪站防，以维持秩序。在沪西商团会场，沿途均有“马队照料”，“操场左右设有消防队，以防火患，并有救济社，以施医药”。对于上海商团不遗余力地组织参与国庆活动，时人评之日“国庆盛典，喜气融然，而一种爱国精神之流露，尤以商团为最，既提灯同行，以示欢乐，又荷枪巡防，以备意外，其热心为何如?”并对商团团员“精神抖擞，娱乐中含有严肃之气象”，而“为之心折”。
在上海国庆纪念中，商团是当仁不让的领导者。这与商团组织在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在上海光复之后，商团的许多负责人都在新成立的沪军都督府中担任要职(上海总商会会长李平书任民政总长；商团主要会员沈缦云任财政总长；王一亭任交通总长等等)。而且，沪军都督府的财政开支也是主要仰仗商人资助，上海的地方治安也需商团武装来维持。可以说，上海商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上海“相当一部分的市政建设权、民政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管理权，其势力和影响渗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上海社会生活及公益事业事实上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商团也就必然成为上海国庆纪念的领导核心。在上海商团的领导下，除了商界极尽欢庆之外，上海其余各个阶层包括政、军、学等各界，以及普通上海居民都热情参与了国庆活动，连上海的里弄里都是张灯结彩。法租界电车公司也在当日插两面五色旗在车上，以表贺意。可以说上海的国庆纪念正是由于上海商团的精心筹备，上海各界的全情投入，全城人民的热情参与，而显出一片全城同庆、热闹欢腾的气象，其盛典可谓是极全国之盛。
三
武昌乃武昌首义的源起地，且日前袁总统已准在鄂举办第一次纪念会，中央及各省均应派员赴会。鉴于此，第一届国庆纪念对于武昌而言无疑是一件盛事。国庆日“鄂省各公署局所、学堂、军队均停止办公一天，门前一律悬挂国旗，张灯结彩”。长江沿岸悬挂红灯及万国旗，并建有松柏牌楼，缀以各色电灯。当时除了本省各公署团体及北京各省代表汇集武昌外，“西人之渡江参观者，男女有六百余人之多”。“长街各处自早至夜游人如织”。为庆祝国庆，同时表彰首义参与者之功，黎元洪特请稽勋局查明首义伤者中著有功绩者，给予勋章，由大总统代表送来鄂，于国庆期前分别发给。当日，武昌还特地举行了伤军出游，“将铁血养济院受伤兵士二百余人，饰以军服，佩挂黄绫，并标明姓氏，伤在何处字样，以扎彩椅轿，导以军乐游全城”。
武昌作为全国的一个纪念中心，其国庆纪念与别处相比，意义更为深远，举办也应更为隆重。事实上恰恰相反，与北京、上海隆重、热闹相比，武昌的国庆活动显得十分简单、冷清。这与湖北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武昌起义后，武汉大小兵变不息，接连发生的旨在倒黎(元洪)的武装变乱。频繁的兵变致使武汉官民人心惶惶，而盛行不息的于10月10日起事的谣传，更使国庆时的武汉仍处于戒严之中。
在一片肃杀的戒严气氛中，武昌国庆纪念日尽管意义非常，但为求安全，黎元洪副总统仍然要求国庆从俭办理，一切布置概以简单为主，其“酒食灯彩以及一切耗费仅拨款四千元”。主会场的祭祀场是就前清万寿宫改设，祭祀场头门以外仅纸牌楼二座。内为大礼堂，以从前大殿改建，中供烈士牌位，分作四层，首层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礼堂左右皆挂各省都督代表一切人等所送联文。宴会所则设在抱冰堂(由于该处陈设向来美备，大餐厅可容千余人聚宴，故即假该处以省手续)。后由于来宾过多，又补设城外纺纱局为宴会所。除布置简单外，武昌国庆纪念的主体活动也相当简略。是日，赴大会之中外来宾于上午10点20分在烈士祠致祭，并行庆贺礼式及宾主演说，由军务司长蔡济民代表副总统黎元洪致祭先烈。与会者包括大总统代表，中央各院部代表，各省代表及本省各界代表共一千七百余人，先由大总统代表哈汉章、朱庆澜宣读大总统祭文，后依次由各地代表朗读祝词。12点齐乘馬车或自备人力车赴抱冰堂宴会。祝典即终。
处在戒严中的武昌国庆，不仅会场布置不如北京、上海华美，活动不如北京、上海隆重，其严备以待，以防变乱的戒严气氛已渗透在武昌国庆纪念的各个方面。早在国庆筹备阶段，为防人多滋事，武昌就将祭祀、宴会等分作各处。在国庆当日，会场宴会所附近“皆驻军队，旁架机关枪，预防变乱”。到会者限制极严，“各行政长官，署局所、学校均各举学生、兵士二人赴会，以入场券为证，余概屏除，由各该营官在本办公地设先烈神位，自行致祭，备筵庆贺，各军士非防务守卫之职者，不准外出，唯在营内停课、歇操、休息而已。由于之前的南湖马队事变及祝制六等军官谋乱都将矛头直指黎元洪。故黎在此次国庆纪念上鲜有露面。对于此次武昌国庆最核心之追祭先烈，黎亦称患头痛，而未亲自到场，仅派军务司长蔡济民代表其行追祭礼。后又因有谣言称有人携炸弹人抱冰堂宴会所，意图危害黎公，以至于黎元洪赴会途中返回，未到抱冰堂。对此“中外来宾无不异之”。
身处恐怖气氛中的武汉人民更是人心惶惶，对于国庆的热度大为减损。时人称“体察武汉人民情状，均有恐惧之色，群以为国庆日为不详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是日武汉人民多半休业，但由于会场戒严，只能在门外徘徊。而且由于武昌筹备尽量求俭，对于民军首义诸地点之堪作纪念地如起义门、楚望台等均布置不周，致使“城中无一可 动国民观感之事，无一可壮四方宾客观瞻之物”，这也极大地减损了武昌人民的热情，“殊为落寞已极”。在“公众行礼后，其由汉口各处赶来之中西宾客及本城学堂排队而来之学生到时竟至无人招待”，且“各学校多拟于是夜举行提灯会亦被禁止不准”，种种情形均凸显出武汉当局对于国庆纪念的敷衍态度，难怪时人直言日“当道防备非常，实无意于庆贺也!”
武昌国庆纪念活动萧条冷清的状况，与武昌作为全国国庆纪念中心会场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出现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革命在给武昌带来巨大声望的同时，也对整个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加上战后治安未能及时维持，武汉的商业元气大伤。经济的萧条，致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从而使人民对于国庆无甚观感，商民也是悉成冷观，“除各机关及少数富商店铺悬旗挂灯外，其余装饰异彩者寥寥无几”。由于裁军、减饷而引发的大大小小的兵变，则使军心不靖，民心不稳。特别是九月发生的旨在倒黎的南湖马队事变，以及在镇压马队事变过程中，黎元洪采取的以乱止乱，以杀止杀的错误政策，尤其是抓到疑犯不加审讯便就地正法的做法，使整个武汉处于一片恐慌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武昌上至政府，下至百姓都无心庆祝，从而使武昌国庆草草而过。
四
1912年10月10日，作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庆，其于鼓舞人心，激励民志意义非凡。以《申报》为代表的媒体在广泛报导活动盛况的同时，也刊发了时人对于国庆各种形式、态度的评论。就《申报》而言，它以时评、自由谈等栏目给时人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在国庆纪念期间，许多记者、学人纷纷发表了自己对国庆的观感。拥有媒体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国庆纪念活动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对民国第一届国庆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于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共和制度充满了希望。因此，当时见诸报刊的评论大多都是热情地讴歌武昌首义创造共和的伟大功绩，同时，对初生的民国寄予无限的期望。
民元国庆日，即辛亥武昌首义之日，人们感念先烈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创建了中华民国，故在国庆纪念中，发表了大量诗作悼念先烈。有诗云：
万丈飞虹海狱摧，屠鲸汉水总雄才，功名一霎回天地，谈笑黄龙倒酒杯。
亦有诗云：
武昌起义是今朝，丹桂香随铁血飘，相隔一年堪景念，彩旗五色炫云霄。
如上诗作，举不胜举。除诗作外，人们还发表时评来表达自己对国庆的观感，以及对先烈的悼念。时人认为，今日国人能“沐共和之化，食自由之德”“不可不归功于首义诸烈士”。正是武昌首义“奋臂一呼，海内翕从，义旗一举，天下大同”，才最终使中国“拔云雾而见天日”，使“国为世界自由之国，民为世界自由之民”。甚至有人因武昌首义三烈士横刀断命，革命成功之惨烈，故而提出“愿我国人群以国家为前提，视此日为可悲可痛之一日”。
在追悼武昌首义烈士功绩的同时，时人也发出了“今日之所谓国庆者，乃庆未来之民国也”的感慨。民国元年，共和初创，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被打破，大多数人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前途充满了乐观。在对国庆的评论中无不体现了他们对祖国富强、民族独立的渴望，希望国人能以此为起点团结奋进，共谋幸福。孙中山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吾中国人处于今日，不当有悲观之念，当坚忍冒险，发愤求进，合力以助成新造之民国。今年之日，为去年今日举行纪念，愿明年今日，全球各国为吾中国举行纪念。”伍廷芳、戈鹏云在沪西商团的纪念会上亦发表了演说，发出“愿我四万万同胞同心戮力，讵无雄视全球之一日”等慷慨激昂之语。对于国庆，时人评之日“吾人当此盛举，所欲藉以纪念者，并直欲以追维往者，将以启发将来也”，而“追维往者，惟形式之事，而启发将来，乃精神之事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当时有不少人在举国欢庆的热闹中，清醒地提醒世人“切勿将国庆视同迎神赛会，仅作无谓之喧闹也”，不可“徒务形式上之美观，藉以悬灯、演戏、放烟火而已”。应通过举办国庆纪念活动，“以欢乐振人民之精神”，使“全国人民，联合一致”，“使吾民得以及时行乐，而又可藉以唤起人民合群爱国之心，个人之欢娱，国家之观念，二者交致其用”，并认为这才是举办国庆纪念的意义之所在，“其影响于民生国势者，实非浅显”。
在国庆日一片欢庆声中，也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声音，他们看到初生的民国危机四伏，“细察国事，内政则意见分歧，操戈同室；外交则列强虎视，承认无期；言财政，则司农仰屋，罗掘俱穷；言军事，消纳无力，频惊风鹤”。正是民国大地疮痍，前途荆棘的情况，使时人对民国的“莽莽前途”“殷忧未艾”，故而指出“此届之纪念，犹属卧薪尝胆之时，而非歌舞太平之日”。孙中山在其演说中也看到“民国虽成立，而今尚在危险时代，内乱未靖，外患频闻，譬之建造大厦，基础已定，尚待建筑”。他们希望通过历数民国所面临的困境，来磨硒国民的志气，使国民“慎勿悠悠忽忽，趾高气扬，将国庆转为国吊也”，而应要“抚时警惕，一德一心，努力进行，毋弛厥责”，最终“建设完全，邦基巩固”，使“中华民国于万斯年”。
民国元年的第一届国庆纪念，对于刚从封建君主专制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一次盛大的狂欢，其纪念活动盛极一时。时人参与的热情异常高涨，尽管这种热情带有着极大的盲目性和娱乐性，许多群众不过是冲着看热闹、有趣味而参加庆祝活动的。但是仍不难看出人们对初生的民国充满了信心，希望就此摆脱国弱民穷的现状，在共和体制下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故而，第一届国庆对于激发时人的爱国情感，增强时人的国家观念是大有裨益的。对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国元年而言，第一届国庆纪念无疑是这一年中的一件盛事，其举国欢庆的盛况，以及它对时人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深思的。
[作者简介]郭汉民(1945—)，男，湘潭大學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敬妮(1981—)，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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