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并不导致相互理解的现实

　　日本的中国研究的主旨历来是客观地观察中国。一般认为，为了得到对中国的准确认识，必须排除作为研究者立脚之地的日本或作为观察主体的日本人这一因素。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一直被认为属于日中关系史的领域。日中关系史研究大多凭借国际关系论或外交史研究的手法，注重政府之间正式关系，力图阐明对中和对日的外交决策过程。
　　恢复邦交后，日中两国之间随着信息、人、钱、物往来的增多，互相依赖关系日益加深。但问题是，尽管日中两国共有同一历史现实，为何国民之间不仅缺少互相理解，反而猜疑愈演愈烈？为何围绕领土问题或历史认识问题在民族感情上存在激烈的冲突？只根据历来中国研究或日中关系史研究的成果很难找到对这些问题的适当回答。
　　因为即使有确实、丰富的在中国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材料，也不能解释日本人是如何认识这些事实的，同时也不可能由此理解中国人是怎样认识日本的诸种现象的。以往的日中关系史研究只注重研究属于正式外交渠道的政治家、财界人，或者像贸易机关、友好商社、政财界等民间日中友好人士的非正式的接触人的作用。可是为了阐明互相认识层面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将左右公共舆论的公共知识分子、遵照国际统一战线方式进行交流的两国共产党员、参与日中友好运动的有关人物、学运社运方面的活动分子等也作为调查对象，从而扩大形成公论舆论当事者的范围，通过对他们活动的广泛调查来重新看待决定日中关系的非国家性的因素。比如说在日中关系史里面，“文革”十年间历来被看作空白期，但实际上当时日中双方的舆论都有关于中国的论争，论坛甚是活跃。
　　根据如上问题意识，我首先聚焦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着眼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国论。从战争结束后到恢复邦交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国论在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上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这批中国论作为公论是如何在日本社会上传播的，在日本人间酿成了什么样的中国想象呢？为此，笔者从该时期所发行的共计二十四种综合杂志上收集了二千五百五十四篇有关中国的文献，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到一九七二年日中恢复邦交，按时间顺序追溯了日本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国论，并对这些文献进行定量和定性话语分析（见《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
　　因战败被美国单独占领，迄今为止在叙述战后日本精神史时，人们往往带有过于强调美国因素的倾向。书中试图通过考察战后日本的中国论，关注中国论与社会思想、社会运动或邻接学科的影响关系，并将其放在战后日本思想史精神史的脉络上来加以论述，从而勾勒出中国论影响思想界、言论界的知识成就的轮廓，具体分析日本战后史中的中国因素。本文希望重新考察日本人的中国认识或中国人的日本认识的形成原因和形成过程。

中国认识如何形成？

　　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一般只愿意看希望看见的事。就日本人的中国想象来说，被日本人观察的中国想象不等于是中国原有的实像。通过描绘积累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中国想象的轮廓，我们反过来可以察觉从视界里面被舍弃了的事物的存在。反映在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想象带有偏颇或者不全面之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没有正式邦交的缘故，向日本传送的中国关联消息不够全，向中国传送的日本关联消息非常有限，在互相限制双方交流当中，主要是日本人访问中国的单向的交流。两国关系是不同体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力也是不对称的。
　　那么，怎样形成对中国透视图面呢？这里从杂志媒体研究的观点来加以论述。
　　记者、调查员、研究者等是根据日本人的兴趣或利害来搜集有关中国的信息的。在国共内战时期，由于缺乏直接信息来源的缘故，不得不转载外国消息（在一九四五到一九五〇年有关中国的论文里面，欧美记者所写的报道、评论占所有有关文章的近百分之三十），而后不得不依靠中方传播的消息（多半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或由有限访华团员带来的天真朴素的报告，所以几乎没有客观的消息和精确的数据，而且除了参观模范地方以外也不允许进行任何田野调查。
　　日本的中国论者将搜集来的信息通过几种带有特色的认识途径来转换论题。几种认识途径里面按照国家利益的观点含有几种目的意识，比如：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维持并发展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和平等互惠关系、尽侵华战争的物质和道义责任进行战后处理、实现媾和、坚持日美同盟来贯彻反共主义等等。
　　作者将设定的论题形成公论，公论经过编辑的编辑工作通过各种媒体（此期的主要媒体为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邦交正常化后为电视，现在为互联网）传播给一般读者。为了使公论对广大读者有说服力，必须依靠当代普遍话语诉诸正当性，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联结西方各国的反共主义、反战和平论者的非同盟中立主义、从战前延续下来的亚细亚主义等等。普遍话语意味着构成当代主流思潮的有魅力的论据，如果某一种公论与国民感情产生共鸣时，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并迅速形成一种舆论。就形成主流思潮来说，除了此话语是不是与国家利益符合以外，还要看是不是受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国际情报战的影响。此时期的日本，一方面主要被美国占领，通过文化宣传、消费物质的普及或文件审查等进行了严厉信息统制，一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下，苏联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不太受从中国台湾或英国发出来的情报战的明显影响。
　　于是国民当中逐渐形成几种中国想象，并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各种感情，形成不同的中国认识。

日中关系的结合和分离：“民间交流”的实际情况

　　日本战败，在中国的日本兵不得不撤退，残留的日本侨民不得不撤回，当时关于中国信息的重要来源是由日本兵俘虏结成的反战同盟或日本劳农学校等以延安为据点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带回的一些报告。他们和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设立的中国研究所所员都在国共内战时预期中共即将掌握政权而主张其正当性，并在日本被占领时主张与中国全面媾和。此时中方在中联部（王稼祥部长）的领导下力图组织国际共产主义统一战线，期待日本共产党打败日本反动势力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他们从阶级分析的立场出发，根据日中战争的加害责任将军国主义者和一般人民区分开来，希望与日本人民进行“人民外交”。日方根据日美同盟和反共主义的立场担心中国要“输出革命”、“红化”日本。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共产党受到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于一九五零年在北京设置“北京机关”，主要党员秘密去往中国，但是武装斗争路线使其失去了日本国民的支持，日共政治支持的基础被动摇了。加之以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为契机勃发的中苏论争至中苏对立，激化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路线纠纷。另一方面，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以社会党员为首的超党派议员、财界有志者开始组织通商考察团访问中国，非共产党员和站在对美自主派、亚细亚主义立场上的财界友好人士也开始访华。从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华残留的日本侨民、日本战犯也开始返回祖国。
　　中方于一九五二年设立了接受周恩来领导而以廖承志为中心的“对日工作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文件，这样一来对日外交方式的基础就由“人民外交”转移到“民间外交”了。在实行“民间外交”之际，中方否定了“输出革命”的方针，试图根据中间地带论的宽松合作来实现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此时期日中民间外交的联结点就是“非同盟中立”。“中立主义”对日本来说成为实行对美自主政治和进行与亚非新兴国家共处的正当化论据，对中国来说成为使自由主义阵营团结瓦解和力图与日本“和平共处”的精神纽带，因此成为当时日中共同的关键词，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为其高潮点。可是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人民解放军炮打台湾金门，一九五九年中印爆发武力冲突，造成了对中国所主张的“和平共处”的疑虑，并且一九五三年后中国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大跃进”，采取了明显的左倾政策，日本各种媒体报道了有关社会主义化的弊病的信息。一九六四年的核试验成功也使将中国看作和平势力的信赖产生动摇，并且使日本和平运动力量产生分裂。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日中民间贸易的扩大，以一九六三年开始的LT贸易（一九六八年改称为MT贸易）为契机，形成了“半官半民”框架的国家间关系。但是在付诸实施之际，中方“以民促官”（政经不可分）原则和日方“民间交流”（“政经分离”）原则产生了分歧，维持发展稳定的通商关系变得困难。
　　一九七零年，中国与加拿大、意大利建立了邦交，并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与西方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而日本超党派议员着手进行恢复邦交的积极活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发出了中美接近的明确信号。日本政府开始了邦交正常化的行动。一九七二年九月田中首相终于访问了中国，通过两国首脑谈判实现了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的邦交正常化，达成了两国之间正式“官官外交”关系。
　　在终止日中“不正常的状态”之际，在台湾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围绕日华和平条约的有效性、放弃战争赔偿和将战争责任明文化问题，日中双方外交当事人决定妥协并搁置不谈。这就是拖延到现在的日中两国之间历史认识问题的来源。

日中关系的同步性、同时代性：作为互相认识的契机

　　因此，在邦交断绝期中的日中“民间”关系是由作为包含着分裂危机的同床异梦关系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对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历史现实的双方的人们来说，确实存在着带有某种连带感和共同历史感似的同时代的体验。
　　回到日本的残留日本人和复员的延安俘虏或日本人战犯，回国后在杂志论坛或日中友好运动中，一边积极引领了日中复交论，一边担负了中方所说的“人民外交”的任务。他们也依靠中方所提出的战争责任区分论呼吁明确日本人侵华的道义性责任。
　　但是，一九五八年的刘连仁事件和相继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使中国民众勉强压抑在内心的对日仇恨被唤醒。按照中方责任区分论，对中方来说，此事件就是日本国民诬蔑中国人民，因此毛泽东主席把日本称作“潜在的帝国主义”来开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反对日美军事结盟的宣传活动，组织了全国大城市的示威活动。正巧日本反对现有体制势力积极展开阻止《日美安保条约》改订、反对岸信介政权的国民性运动。这样一来中国人民与日本国民在反对日美同盟、反对美军基地的同一立场上采取了相似的示威行动。
　　一九六五年，中国对美军针对越南发动的北爆的非难和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与同期在日本热烈起来的越南反战和席卷全国主要大学的学生运动产生了共鸣。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出现在街头的红卫兵使日本论坛活跃起来，大学的校门上挂上了“造反有理”的标语。另一方面，同年三月，中共和日共之间发生了决裂，那时在日共党员或其同情者的影响之下展开中国评论活动的日本学术界、论坛、学生运动和日中友好运动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日共主流派与中国派也产生了分裂，进行了带有暴力的激烈争论。非日共系论坛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世界革命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新左派学运走上了过激暴力行动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下令红卫兵撤退和上山下乡，翌年，日本解散了占领东京大学安田礼堂的学生，日中两国学运热潮都急速地冷却下去。可是在日本，学潮降温后，以朝鲜、韩国侨民和华侨为中心，又展开了反对入境管理的斗争，并发展到民族解放斗争或批判日本再次侵略亚洲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刺激了新的左派积极分子，运动逐渐变成了用过激暴力手段来确保据点式的武装斗争。一九七二年发生的联合赤军浅间山庄事件使新左派运动悄然无声，日本社会上批评体制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开始消失。
　　一九七一年发生的林彪事件使从下放农村渐渐返回城市的知青们产生了个人意识的觉醒，萌发了批判体制的思潮。反之，林彪事件使日本学术界或论坛支持中国的学者或知识分子感到惊讶而陷于沉默。日本和中国一样，在喧闹的学运之后，从集团主义社会迁移到个人主义社会，日本社会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学生们已经不是改革社会的集体了。
　　以邦交正常化为契机，公开发表中国评论的任务由中国观察家来负责了，对日本来说，中国从作为将面向日本变革愿望和作为日本未来构想投影在内的“内在于日本的中国”，变成了通过冷静、客观地观察来加以分析的作为客体对象的“外在于日本的中国”。这样，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失去了影响力，论坛降低了存在感，综合杂志不但销路阻滞，而且相继发生了停刊废刊，现在，综合杂志的命运也跟风中之烛一样了。

如何与二十一世纪中国打交道？

　　经过一百五十年的耻辱的近代，富强中国的夙愿正在变成现实。而后将会形成怎样的中国想象？因为经济发展和军备增强的速度太快，有关信息错综复杂，由于日方没有明确的透视图和基于未来蓝图的认识途径，所以好像暂时不可能描绘出关于新的中国的想象。
　　虽然如此，随着实际上中国的崛起、日本的萧条和美国的衰退导致全球性力量的转换，中国对东亚地区和尤其新兴国市场给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使周边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意识。招致此种威胁意识的原因有两种：其一是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不明朗，再就是对中国希望采取的发展路径所提供的信息不明确。
　　迄今为止，各种经济发展模式，如日本型经营论、东亚经济奇迹、超级大国美国的“华盛顿共识”等相继盛传于世，但是泡沫经济破裂、东亚金融经济危机、雷曼震惊等使其丧失了有效性，那么“北京共识”能不能替代成为全球性模范？
　　当前中国还没能提出可以代替西方价值观的、通用于世界的价值观。中国倡导邓小平遗留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精神，不过，从周边国家看来，中国现在虽然不希望立刻担负起作为大国的责任，但仍然希望确保核心利益。
　　现在我们面临要与富强中国打交道的新局面，这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我们要从日中两国互相认识的观点，来回顾两国在同时代的体验中积蓄下来的互相认识过程，共同确认刺激民族情绪、招致互相理解龃龉的各种要因，以免再次造成同样问题。
　　（《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败战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复交》，[日]马场公彦著，新曜社二零一零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