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舅舅的小名叫小礼子，我叫他小礼舅。我刚刚会说话的时候他去考沈阳音乐学院。他考试走的时候，背一个白布袋。我问，舅舅买粮去么？大家笑，白布袋里的胡琴也叽里咕噜地笑。一考就考上了，全省只考上他一个人。当然没有被录取，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很重要。有艺术天分也没有用，没人理会他身上那点独有的、特别的、天赐的东西。
母亲说我那时候不记事儿。我说我记得。小礼舅那时瘦瘦的，后来他也没胖过，瘦得像一竿壮实的竹子。头发短而硬，像剪得整齐的竹根。手指是细一些的竹竿，嶙峋而灵活地移动在另一根竹竿——琴杆上。他和竹子做成的乐器缠绕纠盘在一起，心声、气质、韵味杂糅在一起。
小礼舅一直呆在北方的齐市小城里。后来，不是刘若英的《后来》，他可以有一个工作的吧？但他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他那个城市的剧院因为相同的原因不能要他做正式职工，但又舍不得他那把好弦儿，有演出的时候就把他找去，没有演出的时候就让他回家。小礼舅是一个极傲慢、极有自尊心的人，但剧团领导因为演出召唤他，他温顺得很，外祖母管他那状态叫“鼠迷”了，老鼠看到猫吓傻了的意思。如果说小礼舅真的是一只鼠，他不可救药地、倒霉地爱上了京剧这只猫。
小礼舅心地单纯，是一个泛交的人，周围聚集着一大堆喜欢京剧的人，鱼龙混杂。他说那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为朋友他可以两肋插刀。我们常看到的却是他的两肋上插着“朋友”插的刀，他会觉得疼，但从不说别人的不是。朋友很多，只是没有姑娘跟他谈恋爱。
小礼舅有演出的时候会带上我。在后台看那些演员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小就体会了什么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把戏当成人生的不只张国荣，小礼舅也是。阿庆嫂和胡传魁在后台是一对儿鸳鸯，两人互相喂饭，怕弄糊了妆，轮流把嘴张得大大的，你一口我一口，亲昵大胆，大家还看得惯。只有团长不喜欢他们那样，看到了就呵斥他们，要上台了知道不，吃吃吃，还能提起气来吗？阿庆嫂一拨楞脑袋，肚子里啥都没有，上台不昏过去就不错了。阿庆嫂喜欢孩子，变戏法似的变出糖来，有时候是爆米花，逗引我吃。胡传魁吓唬我的时候我就往阿庆嫂的怀里钻。沙奶奶是个“各色”的女人，那些画上去的皱纹让人早早地知道了她的未来，我很少和她搭讪。被抢的小民女和一个打鼓的搞对象。她上台从左边跑到右边，中间被匪兵甲抢了包袱，她说一句台词，干嘛抢我东西？匪兵说，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呐！后面好像还有一句她的台词，说完了她就没戏了。她常带着我站在台边看对面的乐队，那眼神很渴望被打鼓的把她抢了去。有时候她也给我描眉画眼儿抹红脸蛋，弄成个小民女样儿。我问她包袱里包着什么好衣服？她不告诉我。我偷偷打开看，是个破椅子垫，我很失望。小民女看鼓手的时候，我看小礼舅拉琴。
小礼舅有一件黑毛衣，不知道谁给织的，硬硬地箍在身上，袖子都磨秃了，褴褛着一些毛线，舞台暗处，不化妆，脸色黄黯，但我觉得小礼舅是乐队里最带劲儿的人。演出的时候，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小时候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记忆经过岁月的变形，我看到他把自己的肝肠一寸、一段地都揉进了琴弦和音乐，在样板戏中曲折地化解着自己的血肉和灵魂，而所有的愤怒、悲伤、柔情、欲望都找到了出口，这个出口可能不那么贴切，但有一个总胜于无。
向他学琴的青年常常被他骂，最常骂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你没心哪你！二是，下流。
有一个小伙儿拉琴拉得挺溜儿的，弓子来回拽得飞快，嗖嗖的，他脸上显出得意之色了吧？有一次小礼舅给他一顿臭骂，拉得这么下流！又不是卖的。我问，什么是卖的？小礼舅厉声喝住我，不许问！吓得我一哆嗦，脊梁沟都凉了。
另一次，一個白胖的男生来请教，小礼舅不在。我说，你先拉一段我听听。那白胖男生听话地拉了一段。我说，这琴让你拉得跟干柴火似的，我看你今天要挨骂。这是《夜深沉》，要深、沉、远、厚，要有夜里的凉气和水气，是大英雄在一起想大事。前面是我听小礼舅讲给别人的话，后面的英雄是我加进去的。那男孩坐在一堵火墙前面，汗都出来了。我看到他神色不对，便回头。原来是小礼舅回来了，站在那儿听我高谈阔论。我攀到他身上，看到他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里泪光闪闪。他抱起我，我搬着他的脖子，他用长满针似的胡子脸亲了我一下。
一天晚上，他喝多酒回来，打开收音机，拧到一个台，是交响诗《红灯记》，听罢奶奶说红灯那段儿。午夜里，收音机少了杂音，四周寂静，胡琴声从交响伴奏里挣扎出来。我躺在被窝里感动着，说，我心里难过！小礼舅过来看我，以为我在说梦话，见我眼睛空空地睁着，摸着我奔儿头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是小孩儿呀！
我从未想过跟他学琴，小礼舅也从未要教我。现在想来，他大约怕我入了那让他痛苦的京剧当中，那种让人遍体鳞伤又不负责的音乐像爱情一样最是害人不浅又决不负责任。
小礼舅终于结婚了，他42岁上得了一个女儿的时候我长成了一个大姑娘。春节去看他，他在商店里租了摊床卖皮鞋，自家的买卖，做得磕磕绊绊，但还赚钱。我在外面的路边等着他，他迈着酒精的步伐，手里拿着个纸包，趔趄过来，马路上车来车往，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一脸无知的样子。他依然瘦，黑黑的发丝依然扎煞在头皮上。那纸口袋里是糖炒栗子，热的，给我和他女儿的。他骂，（栗子）贵得下流，合算一块钱一个，抢钱一样儿。我心想，因为那是卖的。我和小表妹相差20岁，他常把她看成小时候的我，但那丫头除了暴脾气没有和我相似的地方。舅母说我们是暴徒党。
小礼舅家里看不到与京剧有关的东西了。电视里正在播《洪羊洞》，小礼舅盯着荧幕，目光呆滞。电视是黑白的，荧幕上面有横的、颤动的波纹，孟良和焦赞都哆哆嗦嗦的。小表妹过来噼噼啪啪一顿乱按。小礼舅没有什么表情，转过一边摘一盆黑木耳。我和小表妹在床上玩儿打架。小礼舅说，你小时候说木耳里藏着许多阴谋。小表妹拿着一柄塑料剑向我进攻，我边抵挡边说，那银耳里藏的一定是阳谋。
小礼舅去世的时候47岁，心脏病，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好好的，早晨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僵了。我们对他这个结局都接受，因为这是家族遗传疾病，家人死亡的方式几乎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是谁就走了。
胡琴。小孩子说话咬舌头，一说就说成了哭琴。京胡——惊哭！让人魂飞魄散。
签个名儿吧
我的签名是在书上练习的。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明星的签名应该在给追星族的本子、衣服甚至身体等匪夷所思的东西上练习，领导的签名应该在文件上练习，老板的签名应该在合同上练习。每购进一批新书，我就在扉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购书时间、地点。有一阵子还不嫌麻烦盖上藏书印。有一次母亲收拾旧东西，一个本子上有我刚刚学写字时的签名，“妞妞”两个字写成4个字“女丑女丑”，那倒也是事实。
这个习惯是从阿修那里学来的。她的书或者说她家的书签名更加过分，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她和她先生两个人的签名。有时候阿修买书，张英杰签名，龙飞凤舞，大大的字，比作者还张扬。阿修的字规规矩矩，小的多。
离婚那会儿，没有财产和子女分割问题，只是分书比较麻烦。虽然与前夫看书的领域不同，但书是混放的。要一本本挑出来，两只纸箱，每本书都有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幸好不是孩子，不要他们决定或者父母决定他们跟妈妈还是跟爸爸。看了阿修的书，首先冒出来的问题是离婚时怎么办？两个人的签名呀！又想到的是，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离婚这样的经历呀，而这两个人对这段婚姻都充满了死扛到底的信心吧？
在我的众多藏书印中，有一枚藏书印我非常喜欢，细线小篆，阳文，笔划秀丽细腻。一直用。后来还是嫌麻烦就收起来了，因为，要等朱红的印泥干透才好看，不耐烦等。不干透的印泥会糊了纸页，也会糊了印。原来以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在印章上那么讲究，那实在是孤陋寡闻。钟芳玲在她的《书天堂》里写到：“近东地区所出土的圆柱形玺章，由不同的石材所雕刻，高度由3厘米到5厘米，直径由1.2厘米到3厘米不等。年代可远溯至公元前两千年，其上有宗教、神话、日常生活等图像，是人类早期记载历史的方式之一，摩根图书馆拥有上千颗类似的玺章。”看着图片上精美的印章，我痴痴地想，它们都把自己的印迹留在了怎样的书上呢？买来的西方译文书多数签英文名字，汉、韩、日文的书签汉字名字就比较顺眼。做得精美的书把名字签在折页里，做得很糙的书或者不喜欢的书只签时间和地点。书店多数是本市的几家书店，省新华书店、学府书店、精华书店，也有购于地摊儿什么的。偶有从外地买的书，是因为出门的时候看到书店没法儿不进去，买了路上看，看过以后不舍得扔掉，万水千山地带回来。现在购书地点有点变化，不是书店，而是当当网。签英文名字Millie.J的时候和dangdang.com及阿拉伯数字日期20/06/2007特搭配。有的书上透着当天的一点儿信息，比如，和阿修中午在××吃饭购书之类，这样的简单文字斜斜地写在不起眼儿的地方，尤其是用黑色笔写在黑色的纸上，白色的笔写在白色的纸上或者浅粉色的纸上，便有点儿像清少纳言笔下的美好事物——婴儿的嘴唇吃草莓的样子。
因此也留意别人的签名。比如桑贝：Sempé，稍微向右上方倾斜的签名，字母大小比较均匀，这样的字让人想到桑贝笔下像小鸟一样细腻、轻灵、丰富的人物。桑贝一生都是在走上坡路线，他也的确属于越老越声名远扬的人。三毛的签名，笔画简单的字让她写的很神经，同样的字，张乐平的三毛就单纯而乐观。韦尔乔的签名紧缩在一起，好像地方不够用似的，他一定是内心丰富、敏感，不愿意表露心迹但渴望被人爱的人。不知道父慈母爱、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儿子可心的韦尔乔的签名为什么会给我这样的感觉？而听说的“旧书摊上发现巴金赠书”，也是很让人心凉的呢。多少次搬家，能扔的东西几乎都扔掉，惟有一箱箱的书跟着我颠沛了半生，不是不舍得，是没到舍得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书也是要捐出、送人的，除了进造纸厂，只要是在被人看和可能被人看的地方，地摊儿又何妨？
2007年5月去丽江，在丽江古镇，买了一个木刻的生肖木盘。刻木盘的女人叫吴莲花，劳烦她把我的名字翻译成纳西文。吴莲花找出一个破旧的本子，里面有纳西文字和汉字对照表，好似简单的双语字典。而双语字典的产生一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吴莲花说，不一定找得到一模一样的字，有那个意思在里面就行。我连连点头。但是居然找到了一模一样的3个字。我们都很兴奋。连忙让她刻上。吴莲花在兔子的后背和脖子处犹豫。我说，脖子下边地方大些。吴莲花边刻边说，我们纳西的文字是不传给女人的。语气中并没有愤憤不平和抱怨。我说，你这不是也学会了吗？吴莲花汉语说的很流利，时代不一样了嘛！她的小儿子正在旁边一个堆满杂物的桌子上写作业，用的是全国通用小学课本。一会儿她就刻好了。那3个字，像兔子嘴里衔着的3支草。我追上同伴儿，兴奋地告诉他们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他们笑我，好歹也是作家不是，怎么像扫盲班的妇女，才学会写自己名字一般！回程的车上，我在包包、衣襟底下到处画我的3支草。从此，买的书就签上了我的纳西文名字。那是现今还活着的象形文字，每个字都像跳跃的、舞蹈的精灵。
母亲说我那时候不记事儿。我说我记得。小礼舅那时瘦瘦的，后来他也没胖过，瘦得像一竿壮实的竹子。头发短而硬，像剪得整齐的竹根。手指是细一些的竹竿，嶙峋而灵活地移动在另一根竹竿——琴杆上。他和竹子做成的乐器缠绕纠盘在一起，心声、气质、韵味杂糅在一起。
小礼舅一直呆在北方的齐市小城里。后来，不是刘若英的《后来》，他可以有一个工作的吧？但他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他那个城市的剧院因为相同的原因不能要他做正式职工，但又舍不得他那把好弦儿，有演出的时候就把他找去，没有演出的时候就让他回家。小礼舅是一个极傲慢、极有自尊心的人，但剧团领导因为演出召唤他，他温顺得很，外祖母管他那状态叫“鼠迷”了，老鼠看到猫吓傻了的意思。如果说小礼舅真的是一只鼠，他不可救药地、倒霉地爱上了京剧这只猫。
小礼舅心地单纯，是一个泛交的人，周围聚集着一大堆喜欢京剧的人，鱼龙混杂。他说那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为朋友他可以两肋插刀。我们常看到的却是他的两肋上插着“朋友”插的刀，他会觉得疼，但从不说别人的不是。朋友很多，只是没有姑娘跟他谈恋爱。
小礼舅有演出的时候会带上我。在后台看那些演员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小就体会了什么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把戏当成人生的不只张国荣，小礼舅也是。阿庆嫂和胡传魁在后台是一对儿鸳鸯，两人互相喂饭，怕弄糊了妆，轮流把嘴张得大大的，你一口我一口，亲昵大胆，大家还看得惯。只有团长不喜欢他们那样，看到了就呵斥他们，要上台了知道不，吃吃吃，还能提起气来吗？阿庆嫂一拨楞脑袋，肚子里啥都没有，上台不昏过去就不错了。阿庆嫂喜欢孩子，变戏法似的变出糖来，有时候是爆米花，逗引我吃。胡传魁吓唬我的时候我就往阿庆嫂的怀里钻。沙奶奶是个“各色”的女人，那些画上去的皱纹让人早早地知道了她的未来，我很少和她搭讪。被抢的小民女和一个打鼓的搞对象。她上台从左边跑到右边，中间被匪兵甲抢了包袱，她说一句台词，干嘛抢我东西？匪兵说，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呐！后面好像还有一句她的台词，说完了她就没戏了。她常带着我站在台边看对面的乐队，那眼神很渴望被打鼓的把她抢了去。有时候她也给我描眉画眼儿抹红脸蛋，弄成个小民女样儿。我问她包袱里包着什么好衣服？她不告诉我。我偷偷打开看，是个破椅子垫，我很失望。小民女看鼓手的时候，我看小礼舅拉琴。
小礼舅有一件黑毛衣，不知道谁给织的，硬硬地箍在身上，袖子都磨秃了，褴褛着一些毛线，舞台暗处，不化妆，脸色黄黯，但我觉得小礼舅是乐队里最带劲儿的人。演出的时候，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小时候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记忆经过岁月的变形，我看到他把自己的肝肠一寸、一段地都揉进了琴弦和音乐，在样板戏中曲折地化解着自己的血肉和灵魂，而所有的愤怒、悲伤、柔情、欲望都找到了出口，这个出口可能不那么贴切，但有一个总胜于无。
向他学琴的青年常常被他骂，最常骂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你没心哪你！二是，下流。
有一个小伙儿拉琴拉得挺溜儿的，弓子来回拽得飞快，嗖嗖的，他脸上显出得意之色了吧？有一次小礼舅给他一顿臭骂，拉得这么下流！又不是卖的。我问，什么是卖的？小礼舅厉声喝住我，不许问！吓得我一哆嗦，脊梁沟都凉了。
另一次，一個白胖的男生来请教，小礼舅不在。我说，你先拉一段我听听。那白胖男生听话地拉了一段。我说，这琴让你拉得跟干柴火似的，我看你今天要挨骂。这是《夜深沉》，要深、沉、远、厚，要有夜里的凉气和水气，是大英雄在一起想大事。前面是我听小礼舅讲给别人的话，后面的英雄是我加进去的。那男孩坐在一堵火墙前面，汗都出来了。我看到他神色不对，便回头。原来是小礼舅回来了，站在那儿听我高谈阔论。我攀到他身上，看到他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里泪光闪闪。他抱起我，我搬着他的脖子，他用长满针似的胡子脸亲了我一下。
一天晚上，他喝多酒回来，打开收音机，拧到一个台，是交响诗《红灯记》，听罢奶奶说红灯那段儿。午夜里，收音机少了杂音，四周寂静，胡琴声从交响伴奏里挣扎出来。我躺在被窝里感动着，说，我心里难过！小礼舅过来看我，以为我在说梦话，见我眼睛空空地睁着，摸着我奔儿头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是小孩儿呀！
我从未想过跟他学琴，小礼舅也从未要教我。现在想来，他大约怕我入了那让他痛苦的京剧当中，那种让人遍体鳞伤又不负责的音乐像爱情一样最是害人不浅又决不负责任。
小礼舅终于结婚了，他42岁上得了一个女儿的时候我长成了一个大姑娘。春节去看他，他在商店里租了摊床卖皮鞋，自家的买卖，做得磕磕绊绊，但还赚钱。我在外面的路边等着他，他迈着酒精的步伐，手里拿着个纸包，趔趄过来，马路上车来车往，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一脸无知的样子。他依然瘦，黑黑的发丝依然扎煞在头皮上。那纸口袋里是糖炒栗子，热的，给我和他女儿的。他骂，（栗子）贵得下流，合算一块钱一个，抢钱一样儿。我心想，因为那是卖的。我和小表妹相差20岁，他常把她看成小时候的我，但那丫头除了暴脾气没有和我相似的地方。舅母说我们是暴徒党。
小礼舅家里看不到与京剧有关的东西了。电视里正在播《洪羊洞》，小礼舅盯着荧幕，目光呆滞。电视是黑白的，荧幕上面有横的、颤动的波纹，孟良和焦赞都哆哆嗦嗦的。小表妹过来噼噼啪啪一顿乱按。小礼舅没有什么表情，转过一边摘一盆黑木耳。我和小表妹在床上玩儿打架。小礼舅说，你小时候说木耳里藏着许多阴谋。小表妹拿着一柄塑料剑向我进攻，我边抵挡边说，那银耳里藏的一定是阳谋。
小礼舅去世的时候47岁，心脏病，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好好的，早晨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僵了。我们对他这个结局都接受，因为这是家族遗传疾病，家人死亡的方式几乎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是谁就走了。
胡琴。小孩子说话咬舌头，一说就说成了哭琴。京胡——惊哭！让人魂飞魄散。
签个名儿吧
我的签名是在书上练习的。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明星的签名应该在给追星族的本子、衣服甚至身体等匪夷所思的东西上练习，领导的签名应该在文件上练习，老板的签名应该在合同上练习。每购进一批新书，我就在扉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购书时间、地点。有一阵子还不嫌麻烦盖上藏书印。有一次母亲收拾旧东西，一个本子上有我刚刚学写字时的签名，“妞妞”两个字写成4个字“女丑女丑”，那倒也是事实。
这个习惯是从阿修那里学来的。她的书或者说她家的书签名更加过分，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她和她先生两个人的签名。有时候阿修买书，张英杰签名，龙飞凤舞，大大的字，比作者还张扬。阿修的字规规矩矩，小的多。
离婚那会儿，没有财产和子女分割问题，只是分书比较麻烦。虽然与前夫看书的领域不同，但书是混放的。要一本本挑出来，两只纸箱，每本书都有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幸好不是孩子，不要他们决定或者父母决定他们跟妈妈还是跟爸爸。看了阿修的书，首先冒出来的问题是离婚时怎么办？两个人的签名呀！又想到的是，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离婚这样的经历呀，而这两个人对这段婚姻都充满了死扛到底的信心吧？
在我的众多藏书印中，有一枚藏书印我非常喜欢，细线小篆，阳文，笔划秀丽细腻。一直用。后来还是嫌麻烦就收起来了，因为，要等朱红的印泥干透才好看，不耐烦等。不干透的印泥会糊了纸页，也会糊了印。原来以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在印章上那么讲究，那实在是孤陋寡闻。钟芳玲在她的《书天堂》里写到：“近东地区所出土的圆柱形玺章，由不同的石材所雕刻，高度由3厘米到5厘米，直径由1.2厘米到3厘米不等。年代可远溯至公元前两千年，其上有宗教、神话、日常生活等图像，是人类早期记载历史的方式之一，摩根图书馆拥有上千颗类似的玺章。”看着图片上精美的印章，我痴痴地想，它们都把自己的印迹留在了怎样的书上呢？买来的西方译文书多数签英文名字，汉、韩、日文的书签汉字名字就比较顺眼。做得精美的书把名字签在折页里，做得很糙的书或者不喜欢的书只签时间和地点。书店多数是本市的几家书店，省新华书店、学府书店、精华书店，也有购于地摊儿什么的。偶有从外地买的书，是因为出门的时候看到书店没法儿不进去，买了路上看，看过以后不舍得扔掉，万水千山地带回来。现在购书地点有点变化，不是书店，而是当当网。签英文名字Millie.J的时候和dangdang.com及阿拉伯数字日期20/06/2007特搭配。有的书上透着当天的一点儿信息，比如，和阿修中午在××吃饭购书之类，这样的简单文字斜斜地写在不起眼儿的地方，尤其是用黑色笔写在黑色的纸上，白色的笔写在白色的纸上或者浅粉色的纸上，便有点儿像清少纳言笔下的美好事物——婴儿的嘴唇吃草莓的样子。
因此也留意别人的签名。比如桑贝：Sempé，稍微向右上方倾斜的签名，字母大小比较均匀，这样的字让人想到桑贝笔下像小鸟一样细腻、轻灵、丰富的人物。桑贝一生都是在走上坡路线，他也的确属于越老越声名远扬的人。三毛的签名，笔画简单的字让她写的很神经，同样的字，张乐平的三毛就单纯而乐观。韦尔乔的签名紧缩在一起，好像地方不够用似的，他一定是内心丰富、敏感，不愿意表露心迹但渴望被人爱的人。不知道父慈母爱、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儿子可心的韦尔乔的签名为什么会给我这样的感觉？而听说的“旧书摊上发现巴金赠书”，也是很让人心凉的呢。多少次搬家，能扔的东西几乎都扔掉，惟有一箱箱的书跟着我颠沛了半生，不是不舍得，是没到舍得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书也是要捐出、送人的，除了进造纸厂，只要是在被人看和可能被人看的地方，地摊儿又何妨？
2007年5月去丽江，在丽江古镇，买了一个木刻的生肖木盘。刻木盘的女人叫吴莲花，劳烦她把我的名字翻译成纳西文。吴莲花找出一个破旧的本子，里面有纳西文字和汉字对照表，好似简单的双语字典。而双语字典的产生一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吴莲花说，不一定找得到一模一样的字，有那个意思在里面就行。我连连点头。但是居然找到了一模一样的3个字。我们都很兴奋。连忙让她刻上。吴莲花在兔子的后背和脖子处犹豫。我说，脖子下边地方大些。吴莲花边刻边说，我们纳西的文字是不传给女人的。语气中并没有愤憤不平和抱怨。我说，你这不是也学会了吗？吴莲花汉语说的很流利，时代不一样了嘛！她的小儿子正在旁边一个堆满杂物的桌子上写作业，用的是全国通用小学课本。一会儿她就刻好了。那3个字，像兔子嘴里衔着的3支草。我追上同伴儿，兴奋地告诉他们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他们笑我，好歹也是作家不是，怎么像扫盲班的妇女，才学会写自己名字一般！回程的车上，我在包包、衣襟底下到处画我的3支草。从此，买的书就签上了我的纳西文名字。那是现今还活着的象形文字，每个字都像跳跃的、舞蹈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