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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沅甫九弟左右：
……
澄弟于二十二日下县。赖明府于蝗蝻*[nǎn]事办理极为认真，有信邀绅士去……
周济受害绅民，非泛爱博施之谓，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或与之数十金，以周其急。先星冈公云济人须济急时无，又云随缘布施，专以目之所触为主，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讥，且有挂小漏万之虑。弟之所见，深为切中事理。余系因昔年湖口绅士受害之惨，无力济之，故推而及于吉安，非欲弟无故而为沽名之举也。
金、史谢信此次未写，少迟再寄。李雨苍二十九日到家。孙朗青、吴贯槎均来。初四日系先大夫初周年忌辰，敬办小祥祭事。俟日内再行详布。即问近好， 诸惟心照。
兄国藩手草
版面所限，内容为原信节选
评 点
帮助别人，奉献爱心，历来被视为善举美事，是应该歌颂并予以提倡的，大部分人也都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良知”“良性”，但“助人”之事该如何做才是恰到好处呢？曾国藩在此信中列举了三种说法。
善事的三种说法
孟子之说：见牛未见羊。孟子与齐宣王聊天。齐宣王说，他看到有人牵牛从他面前走过，准备去宰杀，牛哆哆嗦嗦的，于是他不忍心，叫人拿羊来代替这只牛。这时就有人问他：你不忍心叫牛死，为什么忍心叫羊死呢？这话问得有道理。于是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了，究竟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孟子帮他分析，说这正是一种仁爱心理的表现。因为牛的害怕你已经看到了，羊的恐惧你未看到，你这是“君子远庖厨”的心态，以目见为准。如两个人都在挨饿，其中一个人你看到了，就给他饭吃；另一个人你明知他也饿，但你没看到也可不理。
佛家之说：随缘布施。“随缘”是佛家信徒最爱用在口头上的两个字，它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很难为它定一个界限。目击时为缘随，心想到也是缘随，耳听到亦可称为随缘，一句话，凡是人此刻所意识到的都可以称之为随缘。人们想施予就随缘，不想施予就不随缘。随缘布施，真是一个好极了的说法！
冈公之说：济人须济急时无。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号星冈，有三子，长子曾麟书即曾国藩之父）向来是他心中崇拜的偶像，星冈公的不少话，他都奉为信仰。星冈公的这句话是说，救济人，当救济此人急难时所需而又恰好缺乏的东西？ 如饿了，给他饭吃；冷了，给他衣穿；缺钱了，给他钱用。反过来，当别人不缺什么时，就不必去凑热闹。
我们仔细揣摩曾国藩这封家书中的意思，应是建议家人将这三种说法合起来用，即以目击为限，以急时无为原则，来随缘布施。简单来说就是，自愿地去救济那些亲眼所见的有困难的人，给予一些他们急需的帮助。当然，这是曾国藩个人对于救济他人的看法，于今人而言，对公益、慈善的解读或更细化，不知读者诸君以为救济他人该怎么做才适宜？是否认同曾国藩的看法？
除了如何從思想上正确看待“助人”这件事，在执行层面要注意的问题，也在曾国藩几年后的另一封家书（致澄弟，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如下文）中有所提及。善念、善举在执行中应有前置的底线，简单来说就是，“拿来行善的钱是谁的？”信中所谈是官员回赠乡里，事实上在一些成功企业家身上也可借用。
王开炳在此，既有老弟之信，又有牧云、蔼亭日日赞不绝口，目前虽未派差使，将来必重用之。顷已略送盘费二十金，令资日用矣。东征局之得差委者，多黄、郭之族戚故旧，或并不到卡而得干支薪水优加保举，外间颇有违言，余亦颇有所闻。然黄、郭于此事实苦心经营而后办成，且黄受其怨而我享其利，不忍更责之也。
团山嘴桥告成，余只能出二百金，即日寄回。盖沅弟寄回银两太多，半为兄弟五家之私，半为宗族乡党之公，余不能不节俭少寄。为私家固宜少，即公事义举亦宜少。公私虽微有别，其由营搬银回湘乡则一耳。身家自奉固宜少，戚友馈赠亦宜少。人己虽微有别，其以公银作私用则一耳。余九月初四日之信竟尔沉失。十七日曾寄一信，言十月初六日新祠尽可入主，托赵玉班转送。赵误，专人送至安庆。今沅弟又有甲子年入主之说，余概不遥制，听弟主持可也。顺问近好。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黄冕（青年时期于官场中被林则徐赏识，后从商一度延请左宗棠为其家庭教师，精于理财助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借东征局（为湘军服务的后勤部门）以谋私，在这封信中得到曾国藩本人的证实。其实，何止一个东征局，举凡湘军兴起后所有相应而设的机构，如粮台、厘局（管理征收税款的机关）等等，无一不跟东征局一样：安排私人，冒领薪水，人浮于事，趁机滥保，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这在当时而言是很难彻底杜绝的事。归罪于人的私欲吗？归罪于中国的亲缘文化吗？归罪于制度的腐败和物资的贫乏吗？似乎与这些都可以沾得上边。
曾国藩早年在京师做词臣（指文学侍从之臣，为皇帝充当顾问参政的博学多识之臣）时，曾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但当他自己来办事时，又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对黄冕的姑息养奸便是一例。
常言说水至清则无鱼，要办大事，就要容得下鱼龙珠目，这诚然是不错的，但邪恶也便因此而得到滋生的土壤。由此看来，人类要达到整体美好的理想境界，怕是很难实现了。
厘清“公事”的本质
这封家书里提到了当时发生在曾国藩身上的一件“小事”。曾国藩的家乡修建了一座名叫团山嘴的桥梁，因为贫困，地方上拿不出钱，于是请湘军中的本籍将领捐助。曾国荃捐了一大笔银子，但曾国藩只拿出二百两。他对此解释说，我们这些人捐的银子都是军营里的公款（湘军带兵将领的银子公私不分，在支出官兵饷银以及其他开支外，剩余的都可以由本人私用，若本人私用过大，则必然影响公用部分，所以克扣军饷便屡见不鲜），从这个公款里拿钱给自己家乡用，即便是作公益，也应该少用。
一个地方出了一位握有大权的人物，当地的人都想借此人的权为家乡办点事。这种想法，似乎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向有权者提这个要求时也理直气壮，不认为是在图个人之私而是在谋众人之利。有权者大多也乐意为之，也以为是在谋众人之利而不是图个人之私。但曾国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私家也好，为公事义举也好，“公私虽微有别，其由营搬银回湘乡则一耳”（意思是虽然公私两者略有区别，但是把军营里的银子运回湘乡，其性质是一样的）。
家乡的公事，其实是放大了的私事，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若要捐款，只能捐自己的正当收入，不能动用公款。身为知县，握一县之财权，当为全县百姓谋利。若将县金库里的银子拨给自己的家乡，则是侵害该县百姓的利益。身为巡抚，握一省之财权，当为全省百姓谋利。若将省藩库里的银子拨给自己的家乡，则是侵害该省百姓的利益。曾国藩只拿出二百两银子，或许会令湘乡县衙门失望。究其实，二百两公款都不应出，要出只能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
曾国藩毕竟不是一尘不染的圣贤，但他能有“家乡也好、亲朋也好，都是放大的私，所以从军营里动用银子都宜少，不能大手大脚，不能以公款邀私誉”的认识，其头脑也就远比许许多多的官员们明白得多了。
沅甫九弟左右：
……
澄弟于二十二日下县。赖明府于蝗蝻*[nǎn]事办理极为认真，有信邀绅士去……
周济受害绅民，非泛爱博施之谓，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或与之数十金，以周其急。先星冈公云济人须济急时无，又云随缘布施，专以目之所触为主，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讥，且有挂小漏万之虑。弟之所见，深为切中事理。余系因昔年湖口绅士受害之惨，无力济之，故推而及于吉安，非欲弟无故而为沽名之举也。
金、史谢信此次未写，少迟再寄。李雨苍二十九日到家。孙朗青、吴贯槎均来。初四日系先大夫初周年忌辰，敬办小祥祭事。俟日内再行详布。即问近好， 诸惟心照。
兄国藩手草
版面所限，内容为原信节选
评 点
帮助别人，奉献爱心，历来被视为善举美事，是应该歌颂并予以提倡的，大部分人也都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良知”“良性”，但“助人”之事该如何做才是恰到好处呢？曾国藩在此信中列举了三种说法。
善事的三种说法
孟子之说：见牛未见羊。孟子与齐宣王聊天。齐宣王说，他看到有人牵牛从他面前走过，准备去宰杀，牛哆哆嗦嗦的，于是他不忍心，叫人拿羊来代替这只牛。这时就有人问他：你不忍心叫牛死，为什么忍心叫羊死呢？这话问得有道理。于是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了，究竟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孟子帮他分析，说这正是一种仁爱心理的表现。因为牛的害怕你已经看到了，羊的恐惧你未看到，你这是“君子远庖厨”的心态，以目见为准。如两个人都在挨饿，其中一个人你看到了，就给他饭吃；另一个人你明知他也饿，但你没看到也可不理。
佛家之说：随缘布施。“随缘”是佛家信徒最爱用在口头上的两个字，它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很难为它定一个界限。目击时为缘随，心想到也是缘随，耳听到亦可称为随缘，一句话，凡是人此刻所意识到的都可以称之为随缘。人们想施予就随缘，不想施予就不随缘。随缘布施，真是一个好极了的说法！
冈公之说：济人须济急时无。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号星冈，有三子，长子曾麟书即曾国藩之父）向来是他心中崇拜的偶像，星冈公的不少话，他都奉为信仰。星冈公的这句话是说，救济人，当救济此人急难时所需而又恰好缺乏的东西？ 如饿了，给他饭吃；冷了，给他衣穿；缺钱了，给他钱用。反过来，当别人不缺什么时，就不必去凑热闹。
我们仔细揣摩曾国藩这封家书中的意思，应是建议家人将这三种说法合起来用，即以目击为限，以急时无为原则，来随缘布施。简单来说就是，自愿地去救济那些亲眼所见的有困难的人，给予一些他们急需的帮助。当然，这是曾国藩个人对于救济他人的看法，于今人而言，对公益、慈善的解读或更细化，不知读者诸君以为救济他人该怎么做才适宜？是否认同曾国藩的看法？
除了如何從思想上正确看待“助人”这件事，在执行层面要注意的问题，也在曾国藩几年后的另一封家书（致澄弟，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如下文）中有所提及。善念、善举在执行中应有前置的底线，简单来说就是，“拿来行善的钱是谁的？”信中所谈是官员回赠乡里，事实上在一些成功企业家身上也可借用。
王开炳在此，既有老弟之信，又有牧云、蔼亭日日赞不绝口，目前虽未派差使，将来必重用之。顷已略送盘费二十金，令资日用矣。东征局之得差委者，多黄、郭之族戚故旧，或并不到卡而得干支薪水优加保举，外间颇有违言，余亦颇有所闻。然黄、郭于此事实苦心经营而后办成，且黄受其怨而我享其利，不忍更责之也。
团山嘴桥告成，余只能出二百金，即日寄回。盖沅弟寄回银两太多，半为兄弟五家之私，半为宗族乡党之公，余不能不节俭少寄。为私家固宜少，即公事义举亦宜少。公私虽微有别，其由营搬银回湘乡则一耳。身家自奉固宜少，戚友馈赠亦宜少。人己虽微有别，其以公银作私用则一耳。余九月初四日之信竟尔沉失。十七日曾寄一信，言十月初六日新祠尽可入主，托赵玉班转送。赵误，专人送至安庆。今沅弟又有甲子年入主之说，余概不遥制，听弟主持可也。顺问近好。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黄冕（青年时期于官场中被林则徐赏识，后从商一度延请左宗棠为其家庭教师，精于理财助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借东征局（为湘军服务的后勤部门）以谋私，在这封信中得到曾国藩本人的证实。其实，何止一个东征局，举凡湘军兴起后所有相应而设的机构，如粮台、厘局（管理征收税款的机关）等等，无一不跟东征局一样：安排私人，冒领薪水，人浮于事，趁机滥保，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这在当时而言是很难彻底杜绝的事。归罪于人的私欲吗？归罪于中国的亲缘文化吗？归罪于制度的腐败和物资的贫乏吗？似乎与这些都可以沾得上边。
曾国藩早年在京师做词臣（指文学侍从之臣，为皇帝充当顾问参政的博学多识之臣）时，曾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但当他自己来办事时，又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对黄冕的姑息养奸便是一例。
常言说水至清则无鱼，要办大事，就要容得下鱼龙珠目，这诚然是不错的，但邪恶也便因此而得到滋生的土壤。由此看来，人类要达到整体美好的理想境界，怕是很难实现了。
厘清“公事”的本质
这封家书里提到了当时发生在曾国藩身上的一件“小事”。曾国藩的家乡修建了一座名叫团山嘴的桥梁，因为贫困，地方上拿不出钱，于是请湘军中的本籍将领捐助。曾国荃捐了一大笔银子，但曾国藩只拿出二百两。他对此解释说，我们这些人捐的银子都是军营里的公款（湘军带兵将领的银子公私不分，在支出官兵饷银以及其他开支外，剩余的都可以由本人私用，若本人私用过大，则必然影响公用部分，所以克扣军饷便屡见不鲜），从这个公款里拿钱给自己家乡用，即便是作公益，也应该少用。
一个地方出了一位握有大权的人物，当地的人都想借此人的权为家乡办点事。这种想法，似乎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向有权者提这个要求时也理直气壮，不认为是在图个人之私而是在谋众人之利。有权者大多也乐意为之，也以为是在谋众人之利而不是图个人之私。但曾国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私家也好，为公事义举也好，“公私虽微有别，其由营搬银回湘乡则一耳”（意思是虽然公私两者略有区别，但是把军营里的银子运回湘乡，其性质是一样的）。
家乡的公事，其实是放大了的私事，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若要捐款，只能捐自己的正当收入，不能动用公款。身为知县，握一县之财权，当为全县百姓谋利。若将县金库里的银子拨给自己的家乡，则是侵害该县百姓的利益。身为巡抚，握一省之财权，当为全省百姓谋利。若将省藩库里的银子拨给自己的家乡，则是侵害该省百姓的利益。曾国藩只拿出二百两银子，或许会令湘乡县衙门失望。究其实，二百两公款都不应出，要出只能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
曾国藩毕竟不是一尘不染的圣贤，但他能有“家乡也好、亲朋也好，都是放大的私，所以从军营里动用银子都宜少，不能大手大脚，不能以公款邀私誉”的认识，其头脑也就远比许许多多的官员们明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