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谈世道人心的，作者有感于某种生活现象，下笔成文，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写出来，使人受到真善美的启示。廖沫沙先生就是有感于郑板桥的两封家书，阐述了郑板桥的教子之道。梁实秋则在表现对家长教育孩子的担忧的同时，也对如何教子提出见解。因为孩子个性的塑造和形成大部分是受家长的潜移默化的。两篇文章皆夹叙夹议，叙议结合，既形象生动，又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编 者）
　　
　　《郑板桥集》中除开诗、词、题画之外，还有十六通《家书》。其中有两通是托他的弟弟教育儿子的，很有意思。
　　郑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做过“七品官耳”的县太爷，又是画、诗、书法“三绝”的艺术家；家有田三百亩，是个不大也不小的地主；五十二岁才得一子。就这几项来说，他的儿子总该算“富贵人家”的“爱子”了。但是郑板桥教儿子的，却同上述的身份和家世不相干，另有他的“爱子之道”。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写的《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专门谈他教育儿子的目的：
　　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侄儿）而姑纵惜也。家人（家里的用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餮果食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他的这些想法，就很有些怪。他自己是个“七品官”，却认为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教育儿子的目的是“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什么是“好人”呢？是对待家里用人的儿女“当一般爱惜”，因为他们“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大约就是教他的儿子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有“特殊化”，不要以为“高人一等”。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且不管他。再看他写的《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
　　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或百中之一亦有发达者，其为文章，必不能沉着痛快，刻骨镂心，为世所传诵。岂非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乎。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陪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好孩子）有成，亦吾所大愿也。
　　“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这想法虽是他的“怪”处，但却道出一个真理。一个“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而且身为“七品官耳”的人，能看出这个真理来，是颇不容易的。“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而立学有成的往往是附从念书的贫贱之子，不是自己的子弟，这不能不算“富贵人家”的悲剧。这个悲剧，郑板桥大概看得太多了，所以他只好对自己儿子的立学成败，“置之不论”，把希望寄托在“附从佳子弟”的身上。这是他的“怪”处，也是他看得远、看得大的地方。
　　当然，郑板桥所坚持的对儿子的教育目的：“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这是两百多年前的一个县太爷的“好人观”和教子法，毕竟是有限度的。但是除了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郑板桥其人以外，只就他这两通《家书》的文字来看，我觉得也是委婉动人，找来读读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原载196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