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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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与“实践”的关系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个实践和理论困境.从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康德、舍勒的思想联系中可知,“快乐”与“实践”的关系依据“快乐”的不同含义有两条路径:作为状态感知的“快乐”是可以追求的,但容易走向享乐主义;而对作为价值感知的“快乐”是彼岸的或是恩赐的,因而不能被追求.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中国古代元典中的“快乐”思想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即工夫论中的快乐.“快乐”在儒家思想中有独特的地位,而散落在先秦儒家、理学、心学、文学、诗歌、杂文等著作中对休闲活动的描述是对“快乐”一元论的实践经验.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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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与“实践”的关系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个实践和理论困境.从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康德、舍勒的思想联系中可知,“快乐”与“实践”的关系依据“快乐”的不同含义有两条路径:作为状态感知的“快乐”是可以追求的,但容易走向享乐主义;而对作为价值感知的“快乐”是彼岸的或是恩赐的,因而不能被追求.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中国古代元典中的“快乐”思想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即工夫论中的快乐.“快乐”在儒家思想中有独特的地位,而散落在先秦儒家、理学、心学、文学、诗歌、杂文等著作中对休闲活动的描述是对“快乐”一元论的实践经验.在“实践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讨论背景下,追求“快乐”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追寻方向.这一视角同时也是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中国古代思想价值的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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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西方精神科学(人文科学)陷入大危机中,狄尔泰坚决捍卫精神科学乃至人文主义的尊严.他主张精神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能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独立学科群,并对实证主义展开批判.我们统治自然,但我们理解精神,这表明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根本不同.狄尔泰哲学的第一原则是Leben(生命或生活),它是狄尔泰为精神科学大厦奠基所找到的第一块坚实基石.探究人的生命就在于认识人的心理或精神,因此一种描述的心理学成为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奠基学科.由于实证主义强烈批判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这就逼迫着他走向解释学的奠基道
不断否定自身的历史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但作为抽象的否定,资本并未真正扬弃其前提,对前提的否定恰恰也是对前提的依赖.资本的历史前提构成了对资本的实体性限制,是建构资本概念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通过归纳资本历史前提的内容及其限制资本的方式,可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资本首创的人的自由在共产主义中的完全实现,必须经由与资本历史前提的现代残余的斗争.
根据境外股东持股影响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状况,可以评估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经济后果.外资持股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通过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在管理层更为短视(研发投入越低、存量专利越少、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越高)的企业中,境外股东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表明境外股东可能通过约束管理层短视来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境外股东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由境外机构股东、大额持股股东以及来自投资者保护较强的国家(地区)的境外投资者驱动,并且当公司治理机制较弱时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对外贸易与环境治理协调发展是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实现区域经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规模、结构以及技术效应的综合影响.东盟国家对外贸易对其碳排放具有加剧作用,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得加剧碳排放的效应增强.技术效应使得加剧碳排放的效应减弱,且中高、中低等不同收入类别的东盟国家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推动绿色贸易可持续发展,扎实变革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对外贸易合理转型,加强技术引进和创新,是促进东盟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论是革命年代抑或建设时期都始终高度重视中国工业化问题,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人民至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化建设的价值旨归;立足本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化建设的根本准则;独立自主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化建设的力量源泉.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情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当前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挑战也必须通过进一步坚守独立自主的理念加以解决.但是,独立自主并非意味着封闭僵化,而是需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以开放的姿态推动中国工业化实践
当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寻求平衡成为中国—东盟共同追求的目标.由于区域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中国—东盟的环境合作法律实践依旧停留在“软法”层面,缺乏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为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东盟应就环境安全合作问题签订环境附属协定,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协定》框架内构建符合双方发展需求的环境合作法律体系,以形成中国—东盟环境合作的长效机制.
媒体融合的新业态既给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挑战体现在立体化的媒体通道使新的言说经验、新的“事实观”、新的主体经验、新的社会理想成为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特征与态势,而这些“新”特征和态势包含着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巨大阻力.因此,要推进法治化轨道中的自治自律,坚持及时性原则下的移动优先,提升分众化基础上的精准施策,增强交互传播中的灵活多样性.各类媒体在意识形态建设中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充分把握“传媒赋权”的大势,在融合大势中建立立体化传播模式,做舆论场中的“正音”“调音”主导者.
“农村发展悖论”一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关乎农村社会整合的问题.研究者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个体、家庭和村庄三个层面的数据,从村庄层面出发探讨了村庄经济状况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经济状况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其中,村庄非农收入占比对村庄社会整合具有负向显著影响,但村庄集体工业化与村庄社会整合具有U型关系.鉴于此,研究者不仅提出了村庄脱离农业生产会带来社会整合水平的降低,而且认为“农村发展悖论”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论断.换言之,
RCEP作为全球发展最快、最具潜力的区域,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RCEP国家的市场潜力、贸易成本、政治稳定度和出口规模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中国在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国出口规模和贸易成本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在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但第三国政治稳定度与中国在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于此,未来中国应充分借力RCEP协议中的投资便利化条款,释放中国与RCEP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合作潜力,形成稳定增长的投资格局,加强与RCEP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积极加强多边关
“游戏”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一个重要概念,他用这个概念对解释学经验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是典型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而且内容全面,逐步深入:从一般游戏到艺术游戏,再到语言游戏.此处的“游戏”表现为一种真理事件的发生以及对它理解的一致性,它消除了传统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由此所显示出来的现象学精神既是解释学的,又是存在论的.它体现了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一种超越.可以说,从现象学的角度来全面把握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是我们正确理解哲学解释学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