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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足球不是一直这么怂。民国时中国足球队为筹去柏林奥运会的路费，连番化缘，一路卖艺，虽最终被淘汰，但不妨碍连霸七届远东运动会冠军，还培养出许多世界球星。民国体育空前兴盛，跟一帮留学生密不可分。
巴西世界杯的球场上，身价不菲的球员踢得如火如荼。而在中国，因时差而众生颠倒，但无论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再怎么狂欢，也只是看客。世界杯盛宴，我们兀自品尝中国足球的落寞与感伤。
有一点需要澄清，现在国足踢得不好，并不代表中国足球向来就不好，尤其是如果回到民国，尽管没有一支专业的足球队，但中国足球也绝对是“称霸远东”的一支劲旅。
蝉联七届冠军的“国足”
从1915年到1934年，中国队在远东运动会的19年间，曾获9届足球冠军，其中从第2届到第8届，蝉联7次冠军，号称“远东连捷七届”。尤其是1923年在大阪举办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日本人以为稳操胜算，准备一雪前耻，不料又以一比五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当时的中国足球，并没有现在这么阔气，没有人投资足球，国民政府也没有相关的预算。为了筹备1936年柏林奥运会，球队只能向各个政府部门去化缘，经过一番从上到下、地毯式的化缘，共筹集资金17万元，但仍缺5万。于是，一场“江湖卖艺”便开始了。足球队提前两个月出发，从越南、新加坡、印尼到马来西亚，经缅甸和印度，中国足球队一路踢向柏林。先后踢了27场球，其中胜24场，平3场，筹得收入20万元港币，解决了中国奥运代表团成行柏林的路费。
其艰辛可想而知，乘船时，大家选择最低等的舱位，住宿则找最便宜的旅馆里最便宜的房间，有时，全体队员共住一间大统间，若床位不够，还需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
遗憾的是，中国开赛便是迎战作为现代足球运动“鼻祖”的英国队，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率领五六百人拉拉队到球场为中国队助阵，但终究因体力不支被淘汰了。可这些曾经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民国足球队员，在国内甚至亚洲都是被人顶礼膜拜的。足球主力队员李惠堂，与贝利、马修斯、斯蒂法诺、普斯卡士并称为世界五大球王；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 1948年和1952年，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谭江柏，为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之父，外号“谭铜头”，希特勒曾因其头球功夫颇佳赠送了一块金驼表。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
当时资金如此窘迫的足球队，还能踢出这样的成绩，培养出顶尖球星，放在现在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可在百年前，能够把现在的不可能变成一种存在的现实，并非偶然。除了当时整个民族身上都散发着一种富民强国的精气神外，跟一帮留学海归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像著名的民国十大先生之一张伯苓，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早年在北洋水师实习的时候，张伯苓目睹甲午惨败，1903年东渡日本后，他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深受启发，回国后便创办了著名的南开大学。很多人可能只知张先生是南开的先驱，却不曾想到他亦是体育的推动者。张伯苓最早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这标志了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而征战远东、征战奥运的中国足球队背后，张伯苓的推力也不可忽视。张伯苓曾说，“西洋人总是嘲笑国人是‘一盘散沙’，做事‘五分钟热度’。但足球运动的团结合作性强，技术尚在次要。全队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有胜利希望。这是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的良好手段。”
海归推动体育发展
事实上，在张伯苓之前，自晚清开启的留学热潮后，近代留学生对于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一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人们总以为，那些近代留学生沐浴着欧风美雨，学的都是科技。没有人注意到，在学业之外，他们也积极进行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在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菲尔浦斯书信体《自传》中，曾有关于近代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形象描写：“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我们玩的所有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为棒球、橄榄球、冰球、足球的好手。”此外，在耶鲁大学，留美学童詹天佑、梁敦彦等人组建的中华棒球队，也都有过不俗的表现。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将国外的体育运动，带回了暮气沉沉的晚清。
而真正有体育留学生，是从甲午战争之后。从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除了培育外交、军事、制造技术的人才外，体育成为一个新的专业方向。到1904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体育学校就读的有12人，到1907年达到104人。这当中有著名的革命党人徐锡麟。这些体育留学生的初衷，跟当年的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会一样，便是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像与徐锡麟一起作为体育生留学日本的徐一冰，在1908年主持中国体操学校时，明确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校训。
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留学生，对引进西方体育并推动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些民国的日记中可看到，纵然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月，乡间学校仍然可看到孩童踢足球的场景。
看到这些日记、了解中国足球历史的人就发问了，中国足球都踢了100年，相比过去，资金投入越来越多，场地建设越来越好，去国外培训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多，为何踢的却越来越臭？
估计问者与被问着，面对这一问题剩下的只是面面相觑—你问我，我问谁 去？
巴西世界杯的球场上，身价不菲的球员踢得如火如荼。而在中国，因时差而众生颠倒，但无论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再怎么狂欢，也只是看客。世界杯盛宴，我们兀自品尝中国足球的落寞与感伤。
有一点需要澄清，现在国足踢得不好，并不代表中国足球向来就不好，尤其是如果回到民国，尽管没有一支专业的足球队，但中国足球也绝对是“称霸远东”的一支劲旅。
蝉联七届冠军的“国足”
从1915年到1934年，中国队在远东运动会的19年间，曾获9届足球冠军，其中从第2届到第8届，蝉联7次冠军，号称“远东连捷七届”。尤其是1923年在大阪举办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日本人以为稳操胜算，准备一雪前耻，不料又以一比五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当时的中国足球，并没有现在这么阔气，没有人投资足球，国民政府也没有相关的预算。为了筹备1936年柏林奥运会，球队只能向各个政府部门去化缘，经过一番从上到下、地毯式的化缘，共筹集资金17万元，但仍缺5万。于是，一场“江湖卖艺”便开始了。足球队提前两个月出发，从越南、新加坡、印尼到马来西亚，经缅甸和印度，中国足球队一路踢向柏林。先后踢了27场球，其中胜24场，平3场，筹得收入20万元港币，解决了中国奥运代表团成行柏林的路费。
其艰辛可想而知，乘船时，大家选择最低等的舱位，住宿则找最便宜的旅馆里最便宜的房间，有时，全体队员共住一间大统间，若床位不够，还需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
遗憾的是，中国开赛便是迎战作为现代足球运动“鼻祖”的英国队，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率领五六百人拉拉队到球场为中国队助阵，但终究因体力不支被淘汰了。可这些曾经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民国足球队员，在国内甚至亚洲都是被人顶礼膜拜的。足球主力队员李惠堂，与贝利、马修斯、斯蒂法诺、普斯卡士并称为世界五大球王；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 1948年和1952年，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谭江柏，为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之父，外号“谭铜头”，希特勒曾因其头球功夫颇佳赠送了一块金驼表。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
当时资金如此窘迫的足球队，还能踢出这样的成绩，培养出顶尖球星，放在现在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可在百年前，能够把现在的不可能变成一种存在的现实，并非偶然。除了当时整个民族身上都散发着一种富民强国的精气神外，跟一帮留学海归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像著名的民国十大先生之一张伯苓，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早年在北洋水师实习的时候，张伯苓目睹甲午惨败，1903年东渡日本后，他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深受启发，回国后便创办了著名的南开大学。很多人可能只知张先生是南开的先驱，却不曾想到他亦是体育的推动者。张伯苓最早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这标志了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而征战远东、征战奥运的中国足球队背后，张伯苓的推力也不可忽视。张伯苓曾说，“西洋人总是嘲笑国人是‘一盘散沙’，做事‘五分钟热度’。但足球运动的团结合作性强，技术尚在次要。全队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有胜利希望。这是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的良好手段。”
海归推动体育发展
事实上，在张伯苓之前，自晚清开启的留学热潮后，近代留学生对于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一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人们总以为，那些近代留学生沐浴着欧风美雨，学的都是科技。没有人注意到，在学业之外，他们也积极进行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在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菲尔浦斯书信体《自传》中，曾有关于近代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形象描写：“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我们玩的所有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为棒球、橄榄球、冰球、足球的好手。”此外，在耶鲁大学，留美学童詹天佑、梁敦彦等人组建的中华棒球队，也都有过不俗的表现。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将国外的体育运动，带回了暮气沉沉的晚清。
而真正有体育留学生，是从甲午战争之后。从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除了培育外交、军事、制造技术的人才外，体育成为一个新的专业方向。到1904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体育学校就读的有12人，到1907年达到104人。这当中有著名的革命党人徐锡麟。这些体育留学生的初衷，跟当年的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会一样，便是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像与徐锡麟一起作为体育生留学日本的徐一冰，在1908年主持中国体操学校时，明确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校训。
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留学生，对引进西方体育并推动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些民国的日记中可看到，纵然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月，乡间学校仍然可看到孩童踢足球的场景。
看到这些日记、了解中国足球历史的人就发问了，中国足球都踢了100年，相比过去，资金投入越来越多，场地建设越来越好，去国外培训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多，为何踢的却越来越臭？
估计问者与被问着，面对这一问题剩下的只是面面相觑—你问我，我问谁 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