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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一段走路的过程，一个观看的角度，一种说话的样态，一些思绪的告白。
它要在游移中摸索向前，以时间换取空间，随时等候即兴与意外，或即或离，直觉地出击，并留白。
摄影，就是要体现光影，散发真情，独具见地，牵引想象。
——张照堂
张照堂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彬彬有礼，态度谦和且谨慎，简单打过招呼之后，我们面对面坐下开始了访谈。张照堂的话不多，说每句话之前似乎都要思索上一阵子，行事风格很严谨。
记者：纵观您的摄影作品集，发现您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能谈谈这四个阶段的感受么？
张照堂：第一个阶段是我高中时参加摄影社时期，当时基隆有个摄影家叫郑桑溪，带我们学习拍摄，那时候的拍摄很单纯，也很直接，是特别纯朴的写实风格；第二个阶段是大学时期，受现代文学与绘画的影响，拍摄属于安排的方式，把人摆在这边摆在那边，选择很奇怪的背景，以充满荒诞、虚无的嘲讽形式，在摄影的意境中融入文学、剧场与诗意等概念，表达我对存在现象的疑思，并赋予摄影现代化的面貌；第三个阶段是七十年代，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开始关注纪实报道摄影；第四个阶段是九十年代之后，我在写实基点上衍生出较为个人化与思维性的影像语汇。除了拍摄照片，我曾任职于中视、公视筹委会、超视等多个媒体，还创作了许多实验性、纪录性影片，也策划了许多人文、生态和社会风情的展览与书籍。
记者：这四个阶段产生变化的原因是怎样的？
张照堂：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变化过程，跟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周围的人、事、社会关系有关，没有强求一定要怎样。我出生于1943年，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未歇，日本仍殖民台湾；上小学时，蒋介石政权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政治上继续高压统治着台湾；1950年韩战爆发，台湾成为美军的后勤补给基地，美国为了防堵共产主义阵营在东亚扩张的冷战布局，将台湾编入美国的协防地区，国民党开始对岛内展开政治戒严，以正当化其独裁统治。应该说1950年到1985年中期，是台湾受到高度政治控制与思想钳制的三十多年，而我的摄影创作高峰，则正好落在这个时代。台湾人民在这个漫长的年代里，从身体到精神都备受压抑，所有涉及社会现实之反映或再现的艺术表达形式，皆无空间。所以在我影像里，展示着强烈的超现实感、荒谬剧场、疏离观点、甚至残酷美学。
记者：这样说来，第四个阶段是否是给您带来荣誉最多的阶段？
张照堂：这倒也不见得，有不少人就很喜欢我学生时代的东西，觉得画面很单纯、很纯粹。我在这几个阶段里面都有喜欢的东西，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一直感受着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东西，那种情感很难说清楚，只能用相机记录下来。人所表露出来的东西是就是你看东西的方式，那时候我是纯粹的写实，拍摄前没有特别想什么，不像后来，拍照前还要想东想西。比如我六十年代的那批作品，代表着我的一种记忆，画面上的桥啊、人啊，现在都不见了，但回忆的味道让人很珍惜。只可惜年代这东西是回不去的，如果非让它回去，就是刻意，就是不自然。其实那些照片的底片都不见了，照片也被我遗忘在了某个角落，直到两年前做展览我才想起来，将它们重新扫描、修片，这些图像等于是我捡到的，呵呵。我的照片并没有专门针对某一议题，特别集中、专注地拍摄，而是于工作之余或者旅行期间拍下的，很率性、很随机。
记者：您大学时念土木工程，算是工科，和艺术完全不搭边，怎么会投入影像的创作？
张照堂：我念大学是保送的，当时以为学土木会经常跑来跑去，所以才报名。上了学才发现，工科对我来说特别的枯燥和苦闷，所以利用业余时间去看艺术类的书籍。我不是摄影科班出身，仅仅是凭着兴趣在创作，也正因为是这样，才特别珍惜每一次拍照的机会，认真地创作。如果是学艺术的科班出身，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技术过关，坏处是难免有些刻板，技术和观念会受限制，不好突破。正因为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之后，去了广告公司工作，再后来又到了电视台拍摄纪录片和专题报道。
记者：对您来说，拍照片和拍摄影片的差别在哪儿？
张照堂：拍照片可以思考，可以看，但是拍影片一定要全神贯注地盯着。拍影片是我的工作，拍照片是我的爱好，相比拍影片我更喜欢拍照片，因为拍影片要顾及的东西很多，不能独来独往，也不能太自我，要照顾现实的方方面面；但是拍照片可以很自我，也可以跳出自我，只要拍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就好了。对我来说，拍照片是填补内心的空虚，是自我的享受，在空间和时间上很自由，但往往是孤独的。拍照片是表达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我渴望感受这个世界，也渴望别人能看到我的渴望，读懂我的渴望。
记者：既然是个人感受，需要得到别人的共鸣吗？
张照堂：当然当然，别人通过照片进入你的世界后，会和你有所交流，你替别人拍出来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他们会很感动，我和读者达成了共鸣，我也会很感动，但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我不能强求。
记者：您认为当摄影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照堂：我觉得是热情，还有就是随手记录和思考的好习惯。摄影师的“饥饿感”是一定要有的，你要有所饥饿，才会想去吞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寻找猎物。我最有饥饿的是1970-1985的阶段，就想到处去拍照。
记者：您现在还有这种饥饿感么？
张照堂：现在还有，但是没那么强烈了。因为年纪变了，整个环境也变了，当时那个环境会有你想拍的东西，就想去寻找；可是现在的社会节奏太快，有特色的东西少了，人没有以前有自信了，就不太想去追寻了。我不太擅长拍摄现代的东西，还是想去民间探访，目前台湾当地民间纯朴的东西变少了，但大陆还有不少，就是那种不含有过分表象的东西。
记者：会不会想去大陆拍摄点东西？对大陆的印象如何？
张照堂：我属于比较被动的人，往往仰仗别人给的机会才会去。我也去过大陆很多次，曾经沿着长江和黄河拍过纪录片，每次都是一个多月。记忆中的大陆没有大兴土木，当然现在已经改变太多了。那时候我去北京，在巷子里走，看到的建筑、胡同、四合院的人很亲切，他们的生活很丰富，但现在很少看到了。
记者：在您看来，摄影代表着什么？
张照堂：摄影于我来说，既是观看，也是反省，不止有记录的功能，也是一种冷静的观察。我觉得好的东西，应该具有很多功能。
记者：从早期的120相机，到后来的135相机，再到现在的数码相机，您怎么看待摄影技术的发展？
张照堂：我2005年开始用数码相机拍照。有个外国人他讲得很好，他说用数码拍照总觉得比用胶片拍照没有信任感，因为数码相机降低了摄影的门槛，使得按快门变得很简单，很廉价，造成摄影师的认真度下降。摄影不止是记录，更是创作，用数码相机久了，久而久之，就不像在创作了，愿意等待的乐趣也变少了。有些影像我觉得如果能用传统相机拍下来会更好，毕竟传统相机经过银盐感光材料制作出来的质感和味道是数码相机没有的，数码相机创作出来的影像过分精细。但不得不说的是，数码相机在记录功能上对摄影师有很大帮助，而且我现在也很少用胶片相机，几乎都是用数码相机在拍，有时候即使带了，也很少打开。这是很矛盾的事情，所以作品也不如以前有分量了。对我来说，黑白照片才是创作，彩色照片仅仅是记录，我现在常用的是徕卡最便宜的那款数码相机。
记者：有没有想过用数码单反相机拍摄？
张照堂：没有，我不太想惊动别人，可能是年纪大了，出去拍照时的顾虑变多了，不太能够忍受别人瞪你了，也不想让人觉得你在掠夺他们的隐私。但年轻的时候不会这么觉得，只是想拍就去拍了。所以拍到后来，我的作品中人的照片越来越少，因为拍摄风景受限制比较少。
记者：您得过很多奖，在您的心里，哪个奖的分量最重？拍照这么多年，是否经历过瓶颈期？
张照堂：得奖是荣誉，但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得奖既是别人对你一种认可，也是一种压力、一种鞭策，逼得你赶快再去创作，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瓶颈期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也碰到很多次，碰到以后就停下来，放一放，多看看，当摄影师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时刻保持热情和饥饿感。
记者：作为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如果让您用一些词句描述台湾，应该是怎么样的？
张照堂：我出生在板桥，一个台湾小镇，离台北车程在那个时候要二三十分钟。在我的记忆中，那里很宁静，很淳朴。后来台湾给我的感觉虽然有点苦涩，有一些苦闷，但毕竟是我成长的地方，有熟悉的街道、人、事、物，很亲和。
摄影师简介
张照堂，1943年出生于台湾板桥镇，1958年就读于成功高中，加入学摄影社，师从郑桑溪与张才。1961年进入台湾大学就读，以摄影作品表现迷惘、抑郁，有评价说他的摄影是以纪实风格呈现，实则表现超现实主义的内心感觉，他也被认为是台湾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对推动台湾摄影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起到关键作用。1965年举办“郑桑溪/张照堂，现代摄影双人展”。曾任台湾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媒体中心主任、音像艺术学院院长，多家电视公司摄影、编导、监制及制作，曾获金马奖及金钟奖等，现为台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
它要在游移中摸索向前，以时间换取空间，随时等候即兴与意外，或即或离，直觉地出击，并留白。
摄影，就是要体现光影，散发真情，独具见地，牵引想象。
——张照堂
张照堂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彬彬有礼，态度谦和且谨慎，简单打过招呼之后，我们面对面坐下开始了访谈。张照堂的话不多，说每句话之前似乎都要思索上一阵子，行事风格很严谨。
记者：纵观您的摄影作品集，发现您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能谈谈这四个阶段的感受么？
张照堂：第一个阶段是我高中时参加摄影社时期，当时基隆有个摄影家叫郑桑溪，带我们学习拍摄，那时候的拍摄很单纯，也很直接，是特别纯朴的写实风格；第二个阶段是大学时期，受现代文学与绘画的影响，拍摄属于安排的方式，把人摆在这边摆在那边，选择很奇怪的背景，以充满荒诞、虚无的嘲讽形式，在摄影的意境中融入文学、剧场与诗意等概念，表达我对存在现象的疑思，并赋予摄影现代化的面貌；第三个阶段是七十年代，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开始关注纪实报道摄影；第四个阶段是九十年代之后，我在写实基点上衍生出较为个人化与思维性的影像语汇。除了拍摄照片，我曾任职于中视、公视筹委会、超视等多个媒体，还创作了许多实验性、纪录性影片，也策划了许多人文、生态和社会风情的展览与书籍。
记者：这四个阶段产生变化的原因是怎样的？
张照堂：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变化过程，跟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周围的人、事、社会关系有关，没有强求一定要怎样。我出生于1943年，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未歇，日本仍殖民台湾；上小学时，蒋介石政权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政治上继续高压统治着台湾；1950年韩战爆发，台湾成为美军的后勤补给基地，美国为了防堵共产主义阵营在东亚扩张的冷战布局，将台湾编入美国的协防地区，国民党开始对岛内展开政治戒严，以正当化其独裁统治。应该说1950年到1985年中期，是台湾受到高度政治控制与思想钳制的三十多年，而我的摄影创作高峰，则正好落在这个时代。台湾人民在这个漫长的年代里，从身体到精神都备受压抑，所有涉及社会现实之反映或再现的艺术表达形式，皆无空间。所以在我影像里，展示着强烈的超现实感、荒谬剧场、疏离观点、甚至残酷美学。
记者：这样说来，第四个阶段是否是给您带来荣誉最多的阶段？
张照堂：这倒也不见得，有不少人就很喜欢我学生时代的东西，觉得画面很单纯、很纯粹。我在这几个阶段里面都有喜欢的东西，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一直感受着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东西，那种情感很难说清楚，只能用相机记录下来。人所表露出来的东西是就是你看东西的方式，那时候我是纯粹的写实，拍摄前没有特别想什么，不像后来，拍照前还要想东想西。比如我六十年代的那批作品，代表着我的一种记忆，画面上的桥啊、人啊，现在都不见了，但回忆的味道让人很珍惜。只可惜年代这东西是回不去的，如果非让它回去，就是刻意，就是不自然。其实那些照片的底片都不见了，照片也被我遗忘在了某个角落，直到两年前做展览我才想起来，将它们重新扫描、修片，这些图像等于是我捡到的，呵呵。我的照片并没有专门针对某一议题，特别集中、专注地拍摄，而是于工作之余或者旅行期间拍下的，很率性、很随机。
记者：您大学时念土木工程，算是工科，和艺术完全不搭边，怎么会投入影像的创作？
张照堂：我念大学是保送的，当时以为学土木会经常跑来跑去，所以才报名。上了学才发现，工科对我来说特别的枯燥和苦闷，所以利用业余时间去看艺术类的书籍。我不是摄影科班出身，仅仅是凭着兴趣在创作，也正因为是这样，才特别珍惜每一次拍照的机会，认真地创作。如果是学艺术的科班出身，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技术过关，坏处是难免有些刻板，技术和观念会受限制，不好突破。正因为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之后，去了广告公司工作，再后来又到了电视台拍摄纪录片和专题报道。
记者：对您来说，拍照片和拍摄影片的差别在哪儿？
张照堂：拍照片可以思考，可以看，但是拍影片一定要全神贯注地盯着。拍影片是我的工作，拍照片是我的爱好，相比拍影片我更喜欢拍照片，因为拍影片要顾及的东西很多，不能独来独往，也不能太自我，要照顾现实的方方面面；但是拍照片可以很自我，也可以跳出自我，只要拍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就好了。对我来说，拍照片是填补内心的空虚，是自我的享受，在空间和时间上很自由，但往往是孤独的。拍照片是表达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我渴望感受这个世界，也渴望别人能看到我的渴望，读懂我的渴望。
记者：既然是个人感受，需要得到别人的共鸣吗？
张照堂：当然当然，别人通过照片进入你的世界后，会和你有所交流，你替别人拍出来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他们会很感动，我和读者达成了共鸣，我也会很感动，但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我不能强求。
记者：您认为当摄影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照堂：我觉得是热情，还有就是随手记录和思考的好习惯。摄影师的“饥饿感”是一定要有的，你要有所饥饿，才会想去吞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寻找猎物。我最有饥饿的是1970-1985的阶段，就想到处去拍照。
记者：您现在还有这种饥饿感么？
张照堂：现在还有，但是没那么强烈了。因为年纪变了，整个环境也变了，当时那个环境会有你想拍的东西，就想去寻找；可是现在的社会节奏太快，有特色的东西少了，人没有以前有自信了，就不太想去追寻了。我不太擅长拍摄现代的东西，还是想去民间探访，目前台湾当地民间纯朴的东西变少了，但大陆还有不少，就是那种不含有过分表象的东西。
记者：会不会想去大陆拍摄点东西？对大陆的印象如何？
张照堂：我属于比较被动的人，往往仰仗别人给的机会才会去。我也去过大陆很多次，曾经沿着长江和黄河拍过纪录片，每次都是一个多月。记忆中的大陆没有大兴土木，当然现在已经改变太多了。那时候我去北京，在巷子里走，看到的建筑、胡同、四合院的人很亲切，他们的生活很丰富，但现在很少看到了。
记者：在您看来，摄影代表着什么？
张照堂：摄影于我来说，既是观看，也是反省，不止有记录的功能，也是一种冷静的观察。我觉得好的东西，应该具有很多功能。
记者：从早期的120相机，到后来的135相机，再到现在的数码相机，您怎么看待摄影技术的发展？
张照堂：我2005年开始用数码相机拍照。有个外国人他讲得很好，他说用数码拍照总觉得比用胶片拍照没有信任感，因为数码相机降低了摄影的门槛，使得按快门变得很简单，很廉价，造成摄影师的认真度下降。摄影不止是记录，更是创作，用数码相机久了，久而久之，就不像在创作了，愿意等待的乐趣也变少了。有些影像我觉得如果能用传统相机拍下来会更好，毕竟传统相机经过银盐感光材料制作出来的质感和味道是数码相机没有的，数码相机创作出来的影像过分精细。但不得不说的是，数码相机在记录功能上对摄影师有很大帮助，而且我现在也很少用胶片相机，几乎都是用数码相机在拍，有时候即使带了，也很少打开。这是很矛盾的事情，所以作品也不如以前有分量了。对我来说，黑白照片才是创作，彩色照片仅仅是记录，我现在常用的是徕卡最便宜的那款数码相机。
记者：有没有想过用数码单反相机拍摄？
张照堂：没有，我不太想惊动别人，可能是年纪大了，出去拍照时的顾虑变多了，不太能够忍受别人瞪你了，也不想让人觉得你在掠夺他们的隐私。但年轻的时候不会这么觉得，只是想拍就去拍了。所以拍到后来，我的作品中人的照片越来越少，因为拍摄风景受限制比较少。
记者：您得过很多奖，在您的心里，哪个奖的分量最重？拍照这么多年，是否经历过瓶颈期？
张照堂：得奖是荣誉，但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得奖既是别人对你一种认可，也是一种压力、一种鞭策，逼得你赶快再去创作，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瓶颈期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也碰到很多次，碰到以后就停下来，放一放，多看看，当摄影师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时刻保持热情和饥饿感。
记者：作为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如果让您用一些词句描述台湾，应该是怎么样的？
张照堂：我出生在板桥，一个台湾小镇，离台北车程在那个时候要二三十分钟。在我的记忆中，那里很宁静，很淳朴。后来台湾给我的感觉虽然有点苦涩，有一些苦闷，但毕竟是我成长的地方，有熟悉的街道、人、事、物，很亲和。
摄影师简介
张照堂，1943年出生于台湾板桥镇，1958年就读于成功高中，加入学摄影社，师从郑桑溪与张才。1961年进入台湾大学就读，以摄影作品表现迷惘、抑郁，有评价说他的摄影是以纪实风格呈现，实则表现超现实主义的内心感觉，他也被认为是台湾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对推动台湾摄影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起到关键作用。1965年举办“郑桑溪/张照堂，现代摄影双人展”。曾任台湾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媒体中心主任、音像艺术学院院长，多家电视公司摄影、编导、监制及制作，曾获金马奖及金钟奖等，现为台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