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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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琵琶,作为一件古老的中国民族乐器,除可以用作独奏、重奏、合奏等演奏形式之外,还广泛应用于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等多种音乐的伴奏之中。本文主要追述了琵琶的起源以及在它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地位,并以琵琶文化概括了其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所占的一席之地。
  关键词:琵琶 地位和作用
  中图分类号:J632.33 文献标识码:A
  
  琵琶,作为一件古老的中国民族乐器,除了可以用作独奏、重奏、合奏等演奏形式之外,还可作为一种主要的伴奏乐器,广泛应用于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等多种音乐的伴奏。无论是国粹京剧、苏州评弹、还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豫剧、曲剧、黄梅戏等地方剧种,都离不开琵琶的伴奏。广而言之,琵琶自身在其两千多年的不断发展完善中,融汇中外,贯穿东西,波及到文学艺术、绘画、宗教、民俗等各个领域,以“琵琶文化”来概括其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所占的一席之地,应当是恰如其分的。笔者试从琵琶的起源、名曲剖析,以及其在中国民族乐器中的重要位置三个方面谈个人的一点肤浅认识。
  一 琵琶的起源
  在秦、汉之前的“琵琶”,又称之为“批把”。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中,有“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的记载;在同时代的应劭《风俗通》中,则有:“以手批把,谓之琵琶”。由此可知,琵琶是以演奏手法来命名的乐器。其形制:秦代为直柄,圆形音箱,竖抱演奏,又称“直项琵琶”;东晋时期,又有“曲项琵琶”由波斯经新疆、甘肃一带传入我国,这种琵琶为曲颈,梨形音箱,有四柱四弦,横抱演奏;在隋唐九、十部乐中,曲项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以后,琵琶在乐器制作上,将上述几种琵琶巧妙地结合起来,它保留了曲项琵琶的发音特点,并将曲项琵琶的四相和直项琵琶的十二柱结合成四相十柱。乐器演奏为竖抱、手弹,由于乐器的改革,演奏艺术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表现技法逐渐丰富,成为既能独奏、又能伴奏和合奏的重要乐器,“琵琶”亦成为这种乐器的专有名称。古代琵琶的视觉形象,在敦煌莫高窟的诸多壁画中,有着极为生动的描绘,尤其以著名的反弹琵琶彩绘驰名中外。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古物库)中,还藏有多面唐代彩绘琵琶的实物,可以说,当今的琵琶,是“融贯中西”而形成的。
  二 琵琶名曲赏析
  1 白居易的《琵琶行》
  经过历代艺术家的发展与创造,前人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优秀的传统琵琶曲目和美丽诗篇。查阅历代文献记载和诗词,有许多描述琵琶音乐的精彩篇章,论证了琵琶演奏技巧的高度发展和表现力的极其丰富。这其中,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实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是琵琶名曲之首。《琵琶行》,原作《琵琶引》,选自《白氏长庆集》。行,又叫“歌行”,源于汉魏乐府,诗人在诗中将琵琶歌女丰富多彩的琵琶表现艺术描绘得惟妙惟肖,并以深刻的笔触抒发了他对琵琶音乐的深切感受,塑造了琵琶女历尽坎坷遭遇的生动形象,也映衬出诗人同病相怜、同声相应,遭谪贬、受压抑的复杂心态。诗中“犹抱琵琶半遮面”、“未成曲调先有情”、“大珠小珠落玉盘”、“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名句,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常常在不同场合被人们作为典故频繁引用。可以说,白居易因“琵琶”而又一次展现出他的伟大艺术才华,而琵琶也因白居易的《琵琶行》而更加显示出它那神奇的艺术魅力。
  《琵琶行》独特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它对琵琶艺术的诗性描写,在诗中,“琵琶”是一个浸入诗人情感的道具,不管是出于有声或无声的状态,均能传情达意。全诗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意境的构建、情感的寄寓;结构线索的起、承、转、合,艺术风格的体现,均依托着琵琶艺术的诗性,呈现出诗性的琵琶文化的描写,体现出诗情与琵琶乐韵的有机结合。诗中对琵琶的表现形式,形制形态、演奏技法、乐曲、乐入、乐音、乐境等形象,都有着生动详实的记载,反映出诗人对音乐文化的深入洞察和理解。同时,在琵琶的演奏技巧、艺术欣赏和音乐美学等方面,都从多个角度体现出唐代现实自然与社会动态、琵琶艺术与音乐美学的多重意蕴,为我们后人留下了研究、解读唐代琵琶文化的一份可资借鉴的珍贵史料。
  2 琵琶演奏曲的分类及代表作品赏析
  根据不同的演奏技法,不同的题材内容,琵琶演奏曲目按传统习惯常被分为“武曲”、“文曲”、“大曲”三大类。琵琶武曲,气势恢弘,场景壮观,多描绘战争场面的悲壮激烈;其特点是以写实和运用右手技法为主,代表作品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将军令》等。琵琶文曲,高雅清新,委婉细腻,多以优美动听的旋律表达深刻的内心感情,其特点是以抒情和运用左手技法为主,代表作品有:《夕阳箫鼓》(又称《浔阳月夜》、《浔阳琵琶》)、《月儿高》、《飞花点翠》等。而琵琶大曲指的是综合运用琵琶文曲、武曲的表现手法,兼具二者演奏风格特点,不受传统文曲、武曲格调束缚,风格新颖、活泼欢畅的乐曲。其特点是既具有文曲的抒情性、写意性特点,又具有武曲的叙事性、写实性特色;同时在演奏技法的运用方面也比较自由、丰富多样。代表作品有:《阳春古曲》(又名《阳春白雪》)、《灯月交辉》、《普庵咒》等。
  《十面埋伏》现存乐谱最早见于1818年华秋萍编著的《琵琶行》中,乐谱描写的是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中垓下决战的情景。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因此,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看到大势已去,楚霸王项羽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汉军用十面埋伏的阵法击败楚军,项羽自刎于乌江,刘邦取得胜利,汉王朝由此诞生。《十面埋伏》是由“列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埋伏”、“小战”、“大战”、“项王败北”、“乌江自刎”、“众军奏凯”、“诸将争功”、“得胜回营”等十余个段落构成,听起来动人心魄,如身临战争其境。
  改编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的琵琶文曲《夕阳箫鼓》,每段曲、每个字都蕴含着美的遐想,浸透着美的体味。琵琶声起,一幅幅精致奇妙的画面将春、江、花、月、夜的韵味如流动的音符一样弹出。该乐曲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以核心音调为基础的旋律展开手法,它以两个核心音调为基础环节进行模进或变奏,使乐曲听起来十分和谐,表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上的欣赏习惯与运用特点,在宁静中不断有新的表现和流动,这个流动又淹没在中庸与典雅的秀美之中。《夕阳箫鼓》将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特意隐藏在朦胧迷离的艺术氛围之中,通过委婉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细腻的和声、丝丝入扣的演奏,形象地描绘了月夜春江上迷人的景色,它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一株奇葩。《夕阳箫鼓》就像一幅工笔精细、色彩柔和、清丽典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全曲由“红楼钟鼓”、“月上东山”、“风回曲水”、“花影层台”、“水深云际”、“渔歌晚唱”、“回澜拍岸”、“桡鸣远濑”等段落构成,通过夕阳西下,江上归舟,水波荡漾的细腻描绘,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美好景色的无限眷恋之情,听起来沁人心脾。
  琵琶大曲《阳春古曲》,是以对传统民族音乐旋律有重大影响的著名乐曲《老六板》为基础,轮番变奏,不断出新,描绘大地回春、生气勃勃、春意盎然的景象的一首活泼流畅、富于生命力的琵琶曲。
  3 琵琶在现代文化中的应用
  在优秀爱国题材电影《甲午风云》中,著名民族英雄、海军将领邓世昌在大敌当前,面对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弹尽舰伤之时,他临危不惧,怀抱琵琶,一曲《十面埋伏》震撼了全舰官兵,在厮杀呐喊、慷慨激昂的乐曲映衬之下,二百余名官兵同仇敌忾,全速冲向敌旗舰“吉野”号,与倭寇同归于尽,谱写了一曲弘扬民族气节的壮丽颂歌。琵琶艺术的感染力可见一斑。
  在音乐中,完美音乐形象的塑造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1)优良的材质;(2)精心的制造;(3)完美的技巧;(4)纯正的心态。每一位琵琶演奏者,都要以严谨的学习态度,以“学”、“奏”、“研”相结合,博采众家之长,从而达到推陈出新、承上启下、糅合成自己的演奏特点,才能使琵琶这一古老的民族乐器始终充满着动力感和完美感。
  在审美风格中,壮美和优美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壮美的作品始终体现出一种史诗般的美学特点。它以气势取胜,多宏伟、壮观之貌;在乐曲篇幅、乐曲形式、结构铺排、声响效果、演奏特性、旋律动态等方面都能有所体现。《琵琶行》与《十面埋伏》这两首脍炙人口的琵琶作品,之所以能够传颂千古,即充分体现出作品的壮美与优美。
  好的琵琶乐曲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除乐曲本身的艺术魅力外,艺术家们的演绎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白居易之所以能创造出千古流传的长诗《琵琶行》,固与其妙笔生花、旷世诗情有关,但诗中琵琶女的绝妙演奏亦是《琵琶行》能得以成型的主要根源。而我国近代为琵琶艺术作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则当推刘天华、华彦钧(瞎子阿炳)莫属。他们的作品,如《歌舞引》、《改进操》、《虚籁》(刘天华)、《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华彦钧)等,“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在琵琶艺术史上贡献甚大。建国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琵琶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培养出了以刘德海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琵琶艺术大师,演奏技巧有了空前的提高,乐曲的创作亦取得了新的突破。如继承传统“武曲”风格的现代题材乐曲《狼牙山五壮士》(吕绍恩曲),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绘了八路军五勇士弹尽粮绝,宁死不屈,英勇跳崖的壮烈事迹,是一曲中华民族抗拒外侮的英雄颂歌;又如,继承传统“文曲”风格的现代题材乐曲《彝族舞曲》(王惠然曲),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彝族青年质朴而健康的情操和追求幸福的炽热感情。乐曲既有诗情画意的轻歌曼舞,又有强烈开放的热情欢歌,是一幅动人的彝族人民风俗画。再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刘德海、吴祖强曲),具有“大曲”的结构特点,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党的阳光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四个大段落,集中表现了内蒙少年儿童不畏风暴,与自然灾害英勇搏斗的顽强精神,不失为一首时代的颂歌。
  三 琵琶在中国民族乐器中的重要位置
  在提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注重素质教育的今天,琵琶艺术也更加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青少年学习琵琶的良好风气日渐盛行。如在上海市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活动中,出现了数百名青少年琵琶乐手齐奏聂耳编曲的《金蛇狂舞》的壮观场面。而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琵琶这件古老的民族乐器常常作为友好的文化使者,传播着友谊的种子。如在“华夏杯民族乐器邀请赛”中,有诸多非华人选手报名参赛表演琵琶演奏,这些都说明了琵琶早已走出国门,并在世界音乐文化之林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琵琶不愧为享有中国民族乐器美誉的乐器之王。
  本文对琵琶文化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目的就是在寻找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为我国民族音乐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找到新的思维途径,为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
  [2] 冯步岭编:《民族音乐基础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音乐欣赏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孙莉,女,1963—,河南郑州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工作单位:中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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