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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八旬的江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居家背心,一步一步挪到窗前,一边开窗一边念叨着“这天太热了。”茶几上扔着一本他的学生贺卫方与章诒和合著的《四手联弹》,书是香港版。
这是江平最日常的生活状态,虽然仍关心时事,但用他的话来说还是“保命第一,真的老了”。他已经推掉了上海、香港众多大学的授课邀请,但是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江平始终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之后,在每年一度的开学典礼上,江平仍会奔波数十公里,去为法大新生作一次讲座。“讲讲法治理念,讲讲如何成才。”江平笑一笑说,“他们觉得我比较受欢迎。”
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但他的学生们更愿意称他为“永远的老校长”,虽然,他是法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他的任期未满两年。在他最后一次以校长身份参加的毕业典礼上,江平发言,“我们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一切是非功过让历史来做最终的评判吧!”
实际上,江平进入高校管理层是从1983年开始的。彼时,刚刚复校不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急缺人才。一直被政治运动打压的江平开始走出人生低谷,以留苏法学专业背景被调入领导班子,任政法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在任期间,江平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编写教材和寻找师资。文革十年,百废待兴。蓟门桥校区被三四家其他单位占据,江平等一众校领导只能在抗震棚办公,学生上课很多人还需自带马扎。与此同时,中国政法大学正在筹备建校。一年后,法大成立,江平顺利提为法大副校长。
1980年代初期,左右之争仍然没有完全消散,政法大学中有人议论“现在是右派掌权”。江平对此不置一词,仍然我行我素。“反正我是独立成性的。”如今江平这样回忆。他不参与任何派系,也不找任何后门,只求做好份内的工作。江平和其他教学骨干,在毕业生中挑选了100人,经过简单考试,让他们升为研究生。后来这一百名学生大多留校任教,成为法大建校后第一批成规模的正规师资。
在江平80寿辰的纪念文章中,他的很多学生都在回忆江平治校期间校园风气的活跃与自由。学生社团层出不穷,大家随意表达观点,有一次,尚在读书的贺卫方组织学生参与罢餐,与校领导激烈辩论,江平也并未怎样责怪,只是帮助解决问题。如今回忆起来,江平说,“很难说一个学校的气氛是由我一个人活跃起来的。但是要说我特别强调了活跃学生的情绪,那倒是有可能。”
在江平之前,法大两任校长都由司法部官员兼任,江平算是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校长。与官员的谨慎不同,江平似乎更愿意把大学变成民主的试验田。“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有个学者提出能不能让大学民主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让学校更民主一些,更自由一些。”江平说。他鼓励学生自组社团,不审查教师的讲稿,每月一次带领领导班子接受师生代表质询,甚至按照学生的反映撤换不称职的教师……
但一切尝试和努力终止于1990年,那一年江平被免职。
责权不明的体制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副院长和校长时,有从学者变成行政工作者或者官员的感觉和意识吗?
江平:在我是几乎没有这个感觉的。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开始担任副院长之后,我自己始终没有停止教学任务,原来在本科生中有课,现在仍然有课,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脱离了教学岗位;第二个,我主管的是教学,而且当时学校有一些行政干部是属于双肩挑,就是由担任教学的教授同时担起行政工作。他们在评职称的时候仍然评的是教授职称,而不是行政管理人员的职称;我回国之后被压抑了22年,那22年的阴影还没完全排除,不可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做官感觉。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学校的环境也好,当时的经费情况也好,也不可能造成做官的感觉。那时候也没什么吃喝,在我印象里我当副校长从来没在外面的餐馆请过外宾的客或别人的客,我们都是在自己食堂的二楼好点的房间,稍微炒俩小菜。
学科设置权成为对高等教育的紧箍咒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校长任内实现的突破有哪些?另外,受限于体制原因,你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有哪些?
江平:我在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内,比较大胆的一个举措是实行学分制,或者说是比较自由听课的做法。现在这个是比较习惯了,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新鲜的事情。虽然我被免职后有人说我是自由主义、自由化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指责,但我不后悔。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的,我想有两件,一个是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校长没有太大的权力。比如当时规定文体课的比重占多少,我认为中国的高等学校比起美国院校来说,这是很突出的一点。高校应该有它的自主权,或者有设置课程的自主权。不久前我听说不仅政治理论课中央要统一编教材,甚至法学的一些课程,中央也有统编教材的计划。这样的话学校就没什么自主权了,老师也没什么自主权,不能够突破课程的规定,也不能够突破统编教材的规定,必须按照统编教材讲课,那会扼杀了高等学校的自主性,将是很大困境。还有一个没做到的,就是实践课。拿一些案例来讨论,诊断式教学,但那需要小班授课,当时没有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你带领领导班子每月接受师生质询,是你的发明创造吗?领导班子内部有人对这个方式有意见吗?
江平: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应该说当时学校为了解决学生中的意见,有的学校就搞了对话会,我想对话会在当时来说是沟通校长和学生之间的很好的方式。所谓对话会就是把学校最近的一些措施,学校准备怎么做,向学生透露,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渠道,加强相互理解。比如学校当时复校以后,校舍面临着巨大困难。我们要校舍,北京市文化局就是不给,我们交涉过多少次最后还有很多困难,这些情况摆在学生面前,学生会理解,要不然他会觉得学校无能为力没有去要过这些校舍。第二个是倾听学生的意见,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以及时反馈,能够做到的尽量解决,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办法。学生提的意见当时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学习,一个是生活。对有些老师讲课不满意,希望能把实在讲得不好的老师换掉,这些意见很尖锐,我们也确实换了一些老师。这不是一个对立的会。领导班子的人心里怎么想,难说,但是表面上没有不愿意的情绪。
校长求突破很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让你给大学校长定位,你会怎么定位?应该是学者,管理者还是行政官员?
江平:我觉得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学者,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不是教授没法当校长。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公选公推。大学校长应该有一定的管理才能,我倒不主张他必须是专门的管理人才,必须是从教育部下来的官员,没必要。像美国,大学校长轮流担任,只要你是教授,而且是公选的,认为你这个人有一定的管理技能就可以任职。没有必要专门去培训管理才能,因为有下面的人员来帮助你。外国的大学校长就一个(任务),去要钱,凭着他的身份地位去为大学募捐。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在现有体制下,一个校长是否可能改变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在这样的体制框架下,有没有空间去发挥?
江平:中国的体制可以说两个问题是关键的,一个是高等学校行政化,这你们应该看到很多了,行政官员,学科带头人,谁当上院长、校长,谁就变成学术带头人了,他们就拿到了学术资源。学校的级别,有部长级的校长,有司局级的校长,甚至教育部的官员直接来当校长,像这些都是行政化的体现。第二个是高等学校的思想僵化。思想僵化有很大的创伤,课程的设置、内容都要有关部门来核定标准,这个损害太大。有人常常说,为什么中国不能培养几个真正能在国际上拿诺贝尔奖的学者,我看关键就在这儿。
大学可以结合市场, 但不能变成市场化的产物
中国新闻周刊:前段时间“根叔现象”被社会广为关注。有人认为这是大学校长去行政化的努力,有人认为大学校长不应只限于玩弄网络时髦语言。你怎么评价?
江平:我总的认为这样的现象应该是肯定的。这说明了现在的校长能够和学生更融合在一起,更亲近。我看到最近一些大学校长的讲话,都开始用学生更能接受的语言,以更平等的身份出现,应该说大学校长跟学生中间的隔阂也是自然的,现在很难要求校长都能跟学生打成一片,最后能跟学生更多的交往恰恰是在毕业典礼,所以各个国家的大学毕业典礼是被看得很隆重的,像美国大学就要请很多家长来参加。所以在毕业典礼里面,去掉官话套话,去掉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个就很重要。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大一个改变就是要改变文风。中国的党八股过去延安整风的时候提到过,现在越来越严重,你看看官方的讲话都是套话空话,而且蔓延到各个领域,私下讲话他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改变文风应该要从中共党内开始。或者说我们从高等学校来说,应当更提倡。高等学校完全没有必要像政治局会议那样讲话,学生一听就烦了。所以我觉得改变文风从校长来开始,提倡讲话讲得通俗一些,学生好接受一些。但是不是就仅以此为满足?当然不能这样。学校终究还有他的理念、培养目标,这些东西是根本。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知识界的人在强调大学应该是精神圣地,但现在的现实环境中,大学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机构。你觉得在现实环境中,大学应该怎样定位?
江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对于现在的大学有些做法是肯定的,有些做法是不支持的,我赞成大学走向普及化,像现在提出大学扩招,总的来说我是赞成的。有 50%、60%的高中生能上大学,这是好现象。但不能太盲目,现在变成了高级技工很少,很多变成了大学生,这点是很过分的。社会上急需高级技工,应该鼓励这样的教育,德国就是有很多高级技工,而且他们的待遇也不低。我们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也工资低,那能当一个高级技工为什么不好。
总的来说,我觉得不要把高等学校太理想化,把他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赞成。但现在有些高等学校过分市场化、商业化,我是完全反对的。但这也不能怪他们自身,因为经费不够,学校被迫搞创收,这点是个大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只要是国立的高等院校,主要的经费应该由国家预算来解决。同时,我主张像外国那样,在企业家中募捐,要有鼓励企业家慈善行为的政策,以此解决国家预算经费中不足的部分,这比高校商业化好得多。大学可以结合市场,但不能变成市场化的产物。
(实习生代双双、李玉敏、朱悦俊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
这是江平最日常的生活状态,虽然仍关心时事,但用他的话来说还是“保命第一,真的老了”。他已经推掉了上海、香港众多大学的授课邀请,但是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江平始终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之后,在每年一度的开学典礼上,江平仍会奔波数十公里,去为法大新生作一次讲座。“讲讲法治理念,讲讲如何成才。”江平笑一笑说,“他们觉得我比较受欢迎。”
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但他的学生们更愿意称他为“永远的老校长”,虽然,他是法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他的任期未满两年。在他最后一次以校长身份参加的毕业典礼上,江平发言,“我们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一切是非功过让历史来做最终的评判吧!”
实际上,江平进入高校管理层是从1983年开始的。彼时,刚刚复校不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急缺人才。一直被政治运动打压的江平开始走出人生低谷,以留苏法学专业背景被调入领导班子,任政法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在任期间,江平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编写教材和寻找师资。文革十年,百废待兴。蓟门桥校区被三四家其他单位占据,江平等一众校领导只能在抗震棚办公,学生上课很多人还需自带马扎。与此同时,中国政法大学正在筹备建校。一年后,法大成立,江平顺利提为法大副校长。
1980年代初期,左右之争仍然没有完全消散,政法大学中有人议论“现在是右派掌权”。江平对此不置一词,仍然我行我素。“反正我是独立成性的。”如今江平这样回忆。他不参与任何派系,也不找任何后门,只求做好份内的工作。江平和其他教学骨干,在毕业生中挑选了100人,经过简单考试,让他们升为研究生。后来这一百名学生大多留校任教,成为法大建校后第一批成规模的正规师资。
在江平80寿辰的纪念文章中,他的很多学生都在回忆江平治校期间校园风气的活跃与自由。学生社团层出不穷,大家随意表达观点,有一次,尚在读书的贺卫方组织学生参与罢餐,与校领导激烈辩论,江平也并未怎样责怪,只是帮助解决问题。如今回忆起来,江平说,“很难说一个学校的气氛是由我一个人活跃起来的。但是要说我特别强调了活跃学生的情绪,那倒是有可能。”
在江平之前,法大两任校长都由司法部官员兼任,江平算是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校长。与官员的谨慎不同,江平似乎更愿意把大学变成民主的试验田。“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有个学者提出能不能让大学民主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让学校更民主一些,更自由一些。”江平说。他鼓励学生自组社团,不审查教师的讲稿,每月一次带领领导班子接受师生代表质询,甚至按照学生的反映撤换不称职的教师……
但一切尝试和努力终止于1990年,那一年江平被免职。
责权不明的体制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副院长和校长时,有从学者变成行政工作者或者官员的感觉和意识吗?
江平:在我是几乎没有这个感觉的。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开始担任副院长之后,我自己始终没有停止教学任务,原来在本科生中有课,现在仍然有课,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脱离了教学岗位;第二个,我主管的是教学,而且当时学校有一些行政干部是属于双肩挑,就是由担任教学的教授同时担起行政工作。他们在评职称的时候仍然评的是教授职称,而不是行政管理人员的职称;我回国之后被压抑了22年,那22年的阴影还没完全排除,不可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做官感觉。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学校的环境也好,当时的经费情况也好,也不可能造成做官的感觉。那时候也没什么吃喝,在我印象里我当副校长从来没在外面的餐馆请过外宾的客或别人的客,我们都是在自己食堂的二楼好点的房间,稍微炒俩小菜。
学科设置权成为对高等教育的紧箍咒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校长任内实现的突破有哪些?另外,受限于体制原因,你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有哪些?
江平:我在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内,比较大胆的一个举措是实行学分制,或者说是比较自由听课的做法。现在这个是比较习惯了,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新鲜的事情。虽然我被免职后有人说我是自由主义、自由化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指责,但我不后悔。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的,我想有两件,一个是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校长没有太大的权力。比如当时规定文体课的比重占多少,我认为中国的高等学校比起美国院校来说,这是很突出的一点。高校应该有它的自主权,或者有设置课程的自主权。不久前我听说不仅政治理论课中央要统一编教材,甚至法学的一些课程,中央也有统编教材的计划。这样的话学校就没什么自主权了,老师也没什么自主权,不能够突破课程的规定,也不能够突破统编教材的规定,必须按照统编教材讲课,那会扼杀了高等学校的自主性,将是很大困境。还有一个没做到的,就是实践课。拿一些案例来讨论,诊断式教学,但那需要小班授课,当时没有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你带领领导班子每月接受师生质询,是你的发明创造吗?领导班子内部有人对这个方式有意见吗?
江平: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应该说当时学校为了解决学生中的意见,有的学校就搞了对话会,我想对话会在当时来说是沟通校长和学生之间的很好的方式。所谓对话会就是把学校最近的一些措施,学校准备怎么做,向学生透露,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渠道,加强相互理解。比如学校当时复校以后,校舍面临着巨大困难。我们要校舍,北京市文化局就是不给,我们交涉过多少次最后还有很多困难,这些情况摆在学生面前,学生会理解,要不然他会觉得学校无能为力没有去要过这些校舍。第二个是倾听学生的意见,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以及时反馈,能够做到的尽量解决,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办法。学生提的意见当时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学习,一个是生活。对有些老师讲课不满意,希望能把实在讲得不好的老师换掉,这些意见很尖锐,我们也确实换了一些老师。这不是一个对立的会。领导班子的人心里怎么想,难说,但是表面上没有不愿意的情绪。
校长求突破很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让你给大学校长定位,你会怎么定位?应该是学者,管理者还是行政官员?
江平:我觉得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学者,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不是教授没法当校长。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公选公推。大学校长应该有一定的管理才能,我倒不主张他必须是专门的管理人才,必须是从教育部下来的官员,没必要。像美国,大学校长轮流担任,只要你是教授,而且是公选的,认为你这个人有一定的管理技能就可以任职。没有必要专门去培训管理才能,因为有下面的人员来帮助你。外国的大学校长就一个(任务),去要钱,凭着他的身份地位去为大学募捐。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在现有体制下,一个校长是否可能改变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在这样的体制框架下,有没有空间去发挥?
江平:中国的体制可以说两个问题是关键的,一个是高等学校行政化,这你们应该看到很多了,行政官员,学科带头人,谁当上院长、校长,谁就变成学术带头人了,他们就拿到了学术资源。学校的级别,有部长级的校长,有司局级的校长,甚至教育部的官员直接来当校长,像这些都是行政化的体现。第二个是高等学校的思想僵化。思想僵化有很大的创伤,课程的设置、内容都要有关部门来核定标准,这个损害太大。有人常常说,为什么中国不能培养几个真正能在国际上拿诺贝尔奖的学者,我看关键就在这儿。
大学可以结合市场, 但不能变成市场化的产物
中国新闻周刊:前段时间“根叔现象”被社会广为关注。有人认为这是大学校长去行政化的努力,有人认为大学校长不应只限于玩弄网络时髦语言。你怎么评价?
江平:我总的认为这样的现象应该是肯定的。这说明了现在的校长能够和学生更融合在一起,更亲近。我看到最近一些大学校长的讲话,都开始用学生更能接受的语言,以更平等的身份出现,应该说大学校长跟学生中间的隔阂也是自然的,现在很难要求校长都能跟学生打成一片,最后能跟学生更多的交往恰恰是在毕业典礼,所以各个国家的大学毕业典礼是被看得很隆重的,像美国大学就要请很多家长来参加。所以在毕业典礼里面,去掉官话套话,去掉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个就很重要。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大一个改变就是要改变文风。中国的党八股过去延安整风的时候提到过,现在越来越严重,你看看官方的讲话都是套话空话,而且蔓延到各个领域,私下讲话他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改变文风应该要从中共党内开始。或者说我们从高等学校来说,应当更提倡。高等学校完全没有必要像政治局会议那样讲话,学生一听就烦了。所以我觉得改变文风从校长来开始,提倡讲话讲得通俗一些,学生好接受一些。但是不是就仅以此为满足?当然不能这样。学校终究还有他的理念、培养目标,这些东西是根本。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知识界的人在强调大学应该是精神圣地,但现在的现实环境中,大学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机构。你觉得在现实环境中,大学应该怎样定位?
江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对于现在的大学有些做法是肯定的,有些做法是不支持的,我赞成大学走向普及化,像现在提出大学扩招,总的来说我是赞成的。有 50%、60%的高中生能上大学,这是好现象。但不能太盲目,现在变成了高级技工很少,很多变成了大学生,这点是很过分的。社会上急需高级技工,应该鼓励这样的教育,德国就是有很多高级技工,而且他们的待遇也不低。我们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也工资低,那能当一个高级技工为什么不好。
总的来说,我觉得不要把高等学校太理想化,把他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赞成。但现在有些高等学校过分市场化、商业化,我是完全反对的。但这也不能怪他们自身,因为经费不够,学校被迫搞创收,这点是个大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只要是国立的高等院校,主要的经费应该由国家预算来解决。同时,我主张像外国那样,在企业家中募捐,要有鼓励企业家慈善行为的政策,以此解决国家预算经费中不足的部分,这比高校商业化好得多。大学可以结合市场,但不能变成市场化的产物。
(实习生代双双、李玉敏、朱悦俊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