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个婴儿被人贩子装在旅行袋里长途贩运。“3·17”贩婴大案震惊全国。贩婴案件在西南地区屡屡出现原因何在？贫困是罪恶根源，还有那些丧尽天良的贩婴罪犯……
　　
　　3月17日，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高速公路收费站。晚上20时40分左右，一辆车牌号为“皖S02099”的长途客车，驶入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广西高速公路交警的视线。
　　
　　一辆偷载婴儿的客车
　　
　　大约6个小时前，一个未具姓名的人用手机向广西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四队举报说，一伙贩婴者将乘当日下午从广西玉林出发的长途客车前往安徽。接报后，警方立刻在这辆客车必经的公路收费站布控。
　　当上车检查的警察随手掀开车上一张卧铺的被子时，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婴儿——他看上去只有几个月大，小脸胀得通红，双眼微闭，呼吸困难。警察马上勒令车上的所有乘客下车在旁等候，并安排人员专责看守。
　　继续检查后，警方在客车的其它卧铺、行李架和后排座位上陆续发现婴儿。这些未出哺乳期的幼小的孩子都被用被子裹着，放在尼龙旅行袋里，有的两个一袋，有的三四个一袋，由于在封闭的尼龙旅行袋里长途颠簸，他们的健康状态很差，不少婴儿面色发紫。
　　被发现的婴儿总数最后达到28个。其中一个当时已经死亡。
　　一周后，参与行动的一名警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现场情况时仍然十分激动：“当时真让人大吃一惊，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车上会有那么多的婴儿。”
　　在现场处置案情的高速公路交警，迅速通知了当地医院前来抢救，并向当地和上级公安部门报告了案情。27个婴儿被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移出旅行袋，抱上救护车。4辆救护车往返了数次，才把婴儿全部安全运到20公里外的南宁地区卫校附属医院。
　　每个获救的婴儿被配备了两名护士负责照料。儿科急救室不够用，一些普通病房也被临时征用。
　　一位目击者回忆说，那天，医院急救室的灯亮了整整一夜。
　　案发一周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赶到位于宾阳县黎塘镇的南宁地区卫校附属医院采访时，该院儿科病房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被解救出的27个婴儿被医院安置在两间病房里。
　　记者从敞开的病房房门望去，看见里面摆满了小床，婴儿们都盖着红色的小被子安静地躺着。据医护人员介绍，27个婴儿目前已全部渡过了危险期，健康状况良好。
　　
　　贩婴者不是首次做案
　　
　　在宾阳县公安局大院，记者见到了那辆被截获的七成新长途客车，紫红色的车身上漆有“安徽省亳州市汽车客运集团总公司”字样。据警方介绍，当时客车上共有司机、乘客38人。经查，其中20多人涉嫌贩婴犯罪，现已被警方羁押。
　　据被抓获的贩婴者供认，他们是单独交易，但都是从一个在玉林的卖家手里购买婴儿，每人购婴数目不等。这批28个婴儿最大的五个月，最小的仅仅两个月。贩婴者将婴儿“进货”后，带到河南、安徽以每个婴儿数千元的价格“出手”。
　　一名被抓获的贩婴者还说，价格浮动依据的是婴儿的年龄，月份大的，价格就高些，月份小的，价格就低些。
　　整个贩婴过程已经接近“流水作业”——贩婴者各自找好买家，确定所要婴儿的数目和要求后，便与广西方面的人贩子联系“购买”；广西方面的贩子则照单去“收购”，然后再与贩婴者约定时间，让他们前来广西“取货”。
　　根据这些被抓获的贩婴者的供词，宾阳警方派员赶赴贩婴者在玉林的“取货”地点侦查。但当警方赶到时，只发现一个专门负责照料被贩婴儿的老太太，人贩子早已逃之夭夭。
　　目前，宾阳警方初步判断：玉林存在着一个从事贩卖婴儿的犯罪团伙，从“3·17”案件看，这并不是该团伙的第一次活动。
　　这起案件现在已惊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他们在案发当天赶赴现场。20日，国家公安部专案组也从北京赶到了广西。
　　而被解救出来的27个婴儿现在安顿于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病房，除安排特护外，还特意选派了医院保安和武警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亲历贩婴记
　　
　　有关“3·17”案件仍在侦破之中。富于戏剧性的是，记者在调查此案相关事件时，竟意外地遭遇到一伙贩婴者，从而得以了解发生在广西的真实的贩婴故事。
　　3月28日晚，记者正在玉林市云天文化城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吃晚饭。这时，饭馆里走进来一个老头，个头不高，肤色很黑，右眼皮耷拉着，显得两只眼睛大小不一。他上身穿一件深蓝布衣，裤脚卷到膝盖上，骑一辆26的旧自行车，车后捆着一扎米粉。
　　这是一个沿街兜售的小商贩。
　　当他向店主推销米粉时，偶然听到记者谈论贩婴的事情，便凑上前来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说话时，他的声音很低，左顾右盼，一见有人经过，便立刻闭嘴，“在饭馆说话不方便。”老头要求记者到外面的马路边去商量。
　　当记者试探问他一个婴儿要价多少时，老头说，如果是男孩，价格就很高；如果要女孩，价格就低些。匆匆留下一张写有“北流市大里乡罗坡村二大队”的纸条后，这位自称姓何的老头转身而去。
　　第二天一早，记者与同事假扮为想要购买婴儿的一对夫妻，前往大里镇。大里是位于广西玉林市所辖北流市行政区内的一个小镇，距离玉林市区半个多小时车程。镇子不大，只有一条大约三米宽的街道，街上扔满烂菜叶和垃圾，天晴时尘土飞扬，下雨则一片泥泞。
　　街道两边，林立着两三层小楼，但其中大约1/3的楼房只盖好了底层，上面还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有些甚至没有砌上砖头，用塑料布暂时覆盖着，以防雨水侵蚀。
　　据当地人说，对于大多数尚不富裕的大里人来说，盖房子的花费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所以很多人都是先建楼底，等将来赚了钱再逐渐完工。
　　然而，在这座并不富裕的小镇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外观精美、装修高档的小楼。记者在此后的调查中得知真情 这些楼房的主人中，有一些就是靠做贩卖婴儿的“生意”而发家的。
　　刚刚进入小镇，就遇到了昨晚见过的何姓老头。他告诉记者，已经物色到一个女婴，三个月大，明天可以来“看货”，并一再强调，价钱不能低于四位数。于是，第二天，记者再次前往大里镇罗坡村何家。
　　老头名叫何月成，是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一家6口人，住三间小平房，全家的收入来源是一亩多地和米粉生意，每月收入不到几百元，家中除了一张搭蚊帐的木床和几个小凳子外，再没什么别的家具。
　　何月成说，自己是第一次帮人卖婴，对方是婴儿的母亲，一个住在村子对面大山里的山民，由于生育孩子较多，养活不起，所以想卖掉刚出生三个月的孩子。
　　当记者表示希望见到卖婴者时，何月成却马上拒绝，并说记者的开价婴儿的父亲可能不会接受，“这事情还得再商量商量”。
　　
　　大里镇里公开的秘密
　　
　　在后续调查中，更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座小镇里，从事像何月成这样“贩婴中间人”生意的竟然为数不少。
　　在当地一个摩的（出租摩托车）司机的帮助下，记者又见到一位“做过好几次生意”的接生婆，一个50多岁的干瘦的女人。
　　她警惕性很高，反复查问记者身份：从哪里来？干什么？为什么要找婴儿？在打消疑虑后，她便开门见山地开出了价码。
　　


　　据她介绍，婴儿大部分来源于镇子附近农村里的那些超生家庭。接生婆完全是利用“工作之便”，特别是与孕产妇接触多的有利条件，顺便做起贩婴中间人，从而成为当地贩婴网中的重要一环。
　　“中间人”的“红包”数额一般在100-200元之间。 这名接生婆的生意显然不错，她拥有一套三层楼房，还开了一家药店。
　　李洪纪，是当地的一名媒人（男），也属于交际甚广的类型。在当地，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贩婴中间人。“只要找到他，就肯定能找到婴儿。”一名摩的司机这样对记者说。
　　一位自称与李洪纪很熟的人说，李仅靠做中间人赚了很多钱，甚至在外面养了好几个女人。
　　在大里镇，从事贩婴生意的人，其实都是当地的普通镇民和村民，而出售婴儿的，也大多是当地的平常家庭。令人吃惊的是，如此明显的犯罪交易，在这个小镇上却仿佛是公开的秘密，中间人以此为“职业”，竟然成为当地受人瞩目的“先富起来”的人。
　　而在他们的“带动”下，一些老实的农民也不知不觉踏上罪恶的贩婴之路。
　　在大里亲历贩婴事件后，记者从玉林市公安局得悉：大里镇的贩婴并不是广西的标本，事实上，位于广西东南部的玉林和西南部的百色，是买卖婴儿最活跃的两个地区；而玉林所辖陆川、博白等县（市）的一些相对更贫穷闭塞的乡镇，弃婴、贩婴的情况更为严重，“有时会在路边发现被遗弃的婴孩”。
　　与那些乡镇相比，大里镇上的贩婴生意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广西贩婴网络
　　
　　就在“3·17贩婴案”发生前一年，2002年7月，广东郁南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跨省区贩婴案。
　　案情表明：自1998年10月至案发期间，犯罪嫌疑人广东人申建华、谢国兴以住所为中转站，从广西百色的人贩子手中以数千元的价格，买入出生仅十几天到几个月的男婴30多个，然后以近乎一倍的价钱转手卖往广东郁南、德庆、云安、信宜、肇庆、广州等地，这些婴儿大多被当地家庭收养作为子嗣。
　　一直对“贩婴问题”保持关注的、曾任《广西人口报》主编的陈小兵接受本刊采访。
　　他说，贩婴现象一般发生在两种地方：一是贫困地区，一是较富裕的地区。
　　在贫困地区，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养育儿子是这些地区绝大多数人养老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些地区，很多人想方设法生育儿子的目的之一，便是老有所养。
　　“在这些地方的农村，如果一对夫妇生育的第一胎是女婴，一般不会出卖或抛弃，因为他们还有机会生育第二胎。”陈小兵说，“但如果第二胎仍然是女婴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把她丢弃、送人或者卖给人贩子，然后找机会继续生育。”
　　记者从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瞒报、漏报人口的现象在当地时有发生。偏远乡镇的人家生孩子通常不到正式医院，而是找当地的私人诊所或者接生婆。
　　而在那些较富裕地区，当地人们生活虽然富足，但思想观念仍然落后，手里有了钱，便打起了添丁入口的小算盘。
　　“那些不能生育孩子的夫妇，或者是希望多要孩子的夫妇，有可能会抱养被贩卖的婴儿；而且，他们也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婴儿。”陈小兵说。
　　在广西，贩婴集散地最集中的是玉林和百色地区。玉林贩婴更多取决于人们的养儿防老思想，而百色地区的贩婴更多的则是因为贫困。
　　广西百色是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2001年，百色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只有1250元。
　　百色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封闭，山区面积占到了当地总面积的95.4%，整个地区12个县(市)，都属于自治区级的贫困山区县(市)，其中9个县还属于国务院划定的贫困县。
　　百色的许多农村，人均收入都在贫困线以下。在那里，一些人甚至将出卖自己的亲生骨肉当作一种生活手段。
　　广西大学社管学院社会学教师余清说，当地妇女从20岁左右就开始生育，虽说“虎毒不食子”，但如果生了一个孩子可以换回全家半年或一年的生活费，还是有人愿意忍痛割爱。
　　“贫穷，的确是很多社会丑恶现象滋生的根源。”余清说。
　　
　　西南贩婴市场
　　
　　贩婴问题在广西为何屡屡出现？据公安部一位负责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官员透露，在整个西南地区，存在一个更大的贩婴市场，其中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贫困山区和农村，是传统意义上的贩婴输出地，而输入地则幅员辽阔。
　　以广西为例，输出婴儿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北上，经湖南、湖北出自治区流向各地；另一条是东去，往毗邻的广东，尤其玉林地区的陆川、博白与广东接壤，往往是沿公路直通广州、湛江，甚至更远的安徽等地。此次“3.17”案件即是如此。
　　2002年8月，贵州省贵阳铁路公安处在T88次列车上破获一起贩婴案，４名人贩子携带7名女婴。被解救的女婴最大的不到4个月，其余6名都只有十几天大，她们的最终目的地是河南安阳陶二金矿。据说是卖给当地人做童养媳。
　　2002年6月，武汉警方在武昌火车站抓获了一名云南人贩，其所带一名婴儿出生才刚刚5天。
　　广西大学社会学教师余清警告说，一旦贩婴形成市场环境，这种现象就会愈演愈烈。
　　贩婴案件的发现，事实上较之其他的案件困难得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贩子“收购”的婴儿大都是婴儿亲生父母自愿出卖的。婴儿父母往往在名义上把自己的婴儿送予别人收养，但通常会收取数额不定的“领养费”，而从中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也会拿到金额不等的“红包”。
　　而如果人贩子收集到的婴儿是父母自愿行为或者弃婴，在没有上户口或无人举报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被发现的可能。
　　这就导致了贩婴现象在当地或“人贩子行业”众所皆知，但被有关部门查获的概率一般很小。
　　事实上，对这类案件的侦查困难重重，被立案并最终侦破的可以说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