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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德满都，我遇见了一个从英国来的旅行者，已经是第7次到尼泊尔了，从青春到了中年。尼泊尔吸引他又让他困惑的一点是，这个国家，二十五年前来，是这个样子，二十五年后来，还是那个样子。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几乎每个到访的人都会觉得，尼泊尔就是活着的二十世纪：雪山、稻田、神庙和混乱的交通固然永恒，尼泊尔人生活中的日常事件，亦带着“战前”的特色和戏剧化的情调——我是说冷战结束前，也即1945年到1990年间。频繁的罢工，皇室被刺杀，游击队出没于山谷间，民族讨论民族争端民族和解，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频繁……几乎每个你看上去平静，友善却又坚决的尼泊尔人，都不只一次地走上街头，在他们沾着灰的中古街道。
一直到前几年，在那个骇人听闻的皇室惨案、国王永远不再的古典悲情剧后，这个国家才有了形式上的“和解”，游击队出身的尼共终于走上了前台，这让我想去以前去过的，刚刚翻新没几年的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印象最深刻的，是整整一面墙的毛泽东文集各国译本，全世界的小国小语种书写的封面在设计精良的灯光下明亮异常，让你隐约在脑海中绘出过去与现在无产阶级革命者之世界分布图，这个星球上重重孤单明灯的如丝网络。天城文自然是少不了的，虽然我很难分清，哪一本来自加尔各答、科钦或是加德满都。
但是尼泊尔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政治化，至少在加德满都和博卡拉，你根本见不到像印度加尔各答那样满街小巷都有的镰刀斧头标志，只有一样还保留着早期工运的风格：群众运动非常频繁，以至于我在尼泊尔停留的一个月，就遇见了三次罢工游行，总是不得不下车和尼泊尔人民一道走向炎热的街头。有时候，这让我们感觉到兴奋，也为尼泊尔人准点结束游戏一哄而散各自生活的速度感到惊讶和一点点不满意——喂，我们还没拍完呢。
或许这跟尼泊尔革命者的游击队属性有关，你一定要走到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峡谷深流怒河抨击，才能找到这个山地之国的战火痕迹。在过去几十年，那些勇敢深入美景的西方旅行者，常常与尼泊尔游击队员不期而遇，笑笑挥手而别——在这个离海洋太远的雪山之国，有什么比游客在山上的消费更重要？一份炒面收费两百卢比，两个半美元，已是一般尼泊尔工作人员一天的收入，更勿论山地农夫。
这种邂逅不完全是浪漫的，尼泊尔现在的领导人普拉昌达，一直视南美洲秘鲁的“光辉之路”为楷模，在两千七百英尺到四千米的安第斯山山峡里，在那些留着西班牙教堂和玛雅文明遗迹的古城里，视格瓦拉为先辈的游击队员为了他们的理想，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轰动事件。他们的英雄话语之下，却是更多的南美人感到，自己始终处于政治暴力的威胁下，从两百年前，一直延续到新千年。
好在纵然曾以南美为楷模，但尼泊尔始终是一个即保持二十世纪情趣，却又永远跟得上时代的国家。游击队出身的掌权者毕竟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种种话语诠释，都有了二十一世纪的标准。以前我们中国这一代人的父执辈的社会革命强调的是“男女平等”，尼泊尔则会在填登山许可证的时候，性别选择给出“第三性”的选项以示平等；这个国家甚至在九月于首都的体育馆举办了第一届亚洲同志运动会，无论跟它的南亚邻居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还是印度比起来，实在都算是骇人听闻的、突如其来的颠覆，或许这正是游击队革命者需要证明的平等及与旧时代的决裂。
告别过去，“握手和平和宪政”，面对未来的另一个标志，是尼泊尔总统普拉昌达在十月推出的“游击队之路”徒步线路。如果你对尼泊尔的可抵达区有一个印象的话，那将不会低估这个新线路对“尼泊尔徒步爱好者”的吸引力——它将徒步区域从博卡拉向西北方向延伸了两百公里，接近从加德满都到博卡拉的距离，抵达鲁孔和多尔帕坦自然保护区，穿过稻田、河流甚至洞穴，无需像一个战士那样全身紧绷地避让战斗的雪路小径。在此之前，这片占了尼泊尔国土六分之一的高山地带基本属于禁区，就算是孤独星球的旅行指南，也基本没有这一区域的介绍。所以普拉昌达又把它叫做“阿卡，香格里拉健行之路”，如果以“无人抵达”为标准衡量，这个香格里拉，绝对胜过中国的或克什米尔的“香格里拉”。
这当然不是尼泊尔第一个被拿出来卖的游击队路线，众多旅行者眼馋的中尼边境的木斯塘，也是当年一些武装队伍的领地，如今它的进山证卖到五百美元一张，买单者大约总有对西藏荒原风貌和六零年代传奇的向往，而尼泊尔雇佣兵的勇猛传奇，也一直是次大陆最难忽略的传说。普拉昌达对新推出的这个徒步相当有信心，他知道那些年复一年多次来到尼泊尔的人，最大吸引便是这些荒蛮中的绮丽，寒顶下的葱翠，这个游击队的徒步路线也因此像是长征——完成全线需要二十天。当然，尼泊尔人总是晓得游人的需求的，你还可以选择十三天的“短线”，就像我们已经再也熟悉不过的珠穆朗玛峰营地徒步一样。
以战争和“革命”为卖点，大概也就是这个困窘于发展经济的山国敢出的狠招，你无法想象柬埔寨人愿意开发什么红色高棉之丛林道路，而且那还有无数可惧怕的遗留地雷。普拉昌达声称他的“游击队徒步”跟俄国、越南和中国的战争遗迹旅行路线多有相似，完全是低估了尼泊尔游击队环境的优越，雪山与丛林的传奇之美，大概也只有普拉昌达心仪的前行者秘鲁光辉小径游击队雪峰皑皑的安第斯山地区可与之一拼。中国要与之相比，或许只有红军从西康宝山县翻越的夹金山可与之一拼，我依然记得从4100米的夹金山下降到3000多米的山腰时，那草甸下漫山遍野姹紫嫣红，松林上提着野菌的嘉绒老妇人，才像是一个游击队应有的浪漫停歇地。但是，尼泊尔游击队那些比红军过草地要高三千米海拔的瑰丽雪山，大抵是缠绵过任何之境的。
但是，尼泊尔又是一个宗教之国，游击队和罢工，实在只是山地间的二十世纪身影，更身影悠长的，还是几千年的湿婆与梵天，佛陀与浮屠，山地的主人，是那些真正来自山顶的人，热心包围河谷的游击队员，某种程度来说，应该是高山的叛徒。虽然，你很难辨别那些曾经的游击队员是无神论者还是内心依然有神驻，就像你很难说清，那些声称自己是夏尔巴人和佛教徒的家伙，家里为什么挂着梵天的画像。
丹珠阿姨是我唯一在尼泊尔认到的夏尔巴人家庭。她们居住的达芒，远离喜马拉雅，却有是尼泊尔能看到最广阔喜马拉雅雪线的所在，下了这个2450米高的山脊，就是茫茫的印度平原了。这个地方因为很难到达，游客稀少，收两天五百卢比的丹珠阿姨似乎垄断了省钱旅客在达芒的生意，她自己的一栋房子，儿子的一栋房子，女儿的一栋房子都投入到这个两千三百三十米公尺高的新农村建设中。
我住在她的那栋房子里，每天去她女儿家吃一百二十卢比的菜饭，清凉夜里帮她销掉一瓶两百五十卢比的啤酒，还有丹珠十五岁的俊美外孙德子陪聊。这个羞涩又大胆的小伙子戴着花花公子小兔子标志的耳环，仿佛这是一种叛逆，一如所有未发展的第三世界少年一样。他说他每天早上搭公车去七公里外的中学上学，下午四点因为没车了只能和同学徒步回来。他算是母亲唯一可依靠的“男人”，偶尔也会想念他去科威特当卡车司机的父亲——这大概是想逃脱尼泊尔那种二十世纪氛围和收入的人能想到的去处，在阿拉伯世界和星马，来自尼泊尔的劳工已经成了相当稳固的一个群体。
第二天六点早起，正在塔上惊叹几乎是二百度广角、八九座雪峰绝无相似形状的喜马拉雅时，看到德子和他的同学们从路下跑步招呼而过，都是黑红纤瘦，少年未成的健美，熟视无睹金色晨光下的一百八十度雪峰绿谷啦啦笑闹过，到底是雪山来客的后代。只是操着纯熟英语的他们以后离喜马拉雅的距离，恐怕比那些上岸进城的游击队员，还要更遥远了。
尼佬，云南土著，Lonely Planet作者和专栏作者，一年在路有半载的旅行者。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几乎每个到访的人都会觉得，尼泊尔就是活着的二十世纪：雪山、稻田、神庙和混乱的交通固然永恒，尼泊尔人生活中的日常事件，亦带着“战前”的特色和戏剧化的情调——我是说冷战结束前，也即1945年到1990年间。频繁的罢工，皇室被刺杀，游击队出没于山谷间，民族讨论民族争端民族和解，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频繁……几乎每个你看上去平静，友善却又坚决的尼泊尔人，都不只一次地走上街头，在他们沾着灰的中古街道。
一直到前几年，在那个骇人听闻的皇室惨案、国王永远不再的古典悲情剧后，这个国家才有了形式上的“和解”，游击队出身的尼共终于走上了前台，这让我想去以前去过的，刚刚翻新没几年的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印象最深刻的，是整整一面墙的毛泽东文集各国译本，全世界的小国小语种书写的封面在设计精良的灯光下明亮异常，让你隐约在脑海中绘出过去与现在无产阶级革命者之世界分布图，这个星球上重重孤单明灯的如丝网络。天城文自然是少不了的，虽然我很难分清，哪一本来自加尔各答、科钦或是加德满都。
但是尼泊尔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政治化，至少在加德满都和博卡拉，你根本见不到像印度加尔各答那样满街小巷都有的镰刀斧头标志，只有一样还保留着早期工运的风格：群众运动非常频繁，以至于我在尼泊尔停留的一个月，就遇见了三次罢工游行，总是不得不下车和尼泊尔人民一道走向炎热的街头。有时候，这让我们感觉到兴奋，也为尼泊尔人准点结束游戏一哄而散各自生活的速度感到惊讶和一点点不满意——喂，我们还没拍完呢。
或许这跟尼泊尔革命者的游击队属性有关，你一定要走到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峡谷深流怒河抨击，才能找到这个山地之国的战火痕迹。在过去几十年，那些勇敢深入美景的西方旅行者，常常与尼泊尔游击队员不期而遇，笑笑挥手而别——在这个离海洋太远的雪山之国，有什么比游客在山上的消费更重要？一份炒面收费两百卢比，两个半美元，已是一般尼泊尔工作人员一天的收入，更勿论山地农夫。
这种邂逅不完全是浪漫的，尼泊尔现在的领导人普拉昌达，一直视南美洲秘鲁的“光辉之路”为楷模，在两千七百英尺到四千米的安第斯山山峡里，在那些留着西班牙教堂和玛雅文明遗迹的古城里，视格瓦拉为先辈的游击队员为了他们的理想，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轰动事件。他们的英雄话语之下，却是更多的南美人感到，自己始终处于政治暴力的威胁下，从两百年前，一直延续到新千年。
好在纵然曾以南美为楷模，但尼泊尔始终是一个即保持二十世纪情趣，却又永远跟得上时代的国家。游击队出身的掌权者毕竟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种种话语诠释，都有了二十一世纪的标准。以前我们中国这一代人的父执辈的社会革命强调的是“男女平等”，尼泊尔则会在填登山许可证的时候，性别选择给出“第三性”的选项以示平等；这个国家甚至在九月于首都的体育馆举办了第一届亚洲同志运动会，无论跟它的南亚邻居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还是印度比起来，实在都算是骇人听闻的、突如其来的颠覆，或许这正是游击队革命者需要证明的平等及与旧时代的决裂。
告别过去，“握手和平和宪政”，面对未来的另一个标志，是尼泊尔总统普拉昌达在十月推出的“游击队之路”徒步线路。如果你对尼泊尔的可抵达区有一个印象的话，那将不会低估这个新线路对“尼泊尔徒步爱好者”的吸引力——它将徒步区域从博卡拉向西北方向延伸了两百公里，接近从加德满都到博卡拉的距离，抵达鲁孔和多尔帕坦自然保护区，穿过稻田、河流甚至洞穴，无需像一个战士那样全身紧绷地避让战斗的雪路小径。在此之前，这片占了尼泊尔国土六分之一的高山地带基本属于禁区，就算是孤独星球的旅行指南，也基本没有这一区域的介绍。所以普拉昌达又把它叫做“阿卡，香格里拉健行之路”，如果以“无人抵达”为标准衡量，这个香格里拉，绝对胜过中国的或克什米尔的“香格里拉”。
这当然不是尼泊尔第一个被拿出来卖的游击队路线，众多旅行者眼馋的中尼边境的木斯塘，也是当年一些武装队伍的领地，如今它的进山证卖到五百美元一张，买单者大约总有对西藏荒原风貌和六零年代传奇的向往，而尼泊尔雇佣兵的勇猛传奇，也一直是次大陆最难忽略的传说。普拉昌达对新推出的这个徒步相当有信心，他知道那些年复一年多次来到尼泊尔的人，最大吸引便是这些荒蛮中的绮丽，寒顶下的葱翠，这个游击队的徒步路线也因此像是长征——完成全线需要二十天。当然，尼泊尔人总是晓得游人的需求的，你还可以选择十三天的“短线”，就像我们已经再也熟悉不过的珠穆朗玛峰营地徒步一样。
以战争和“革命”为卖点，大概也就是这个困窘于发展经济的山国敢出的狠招，你无法想象柬埔寨人愿意开发什么红色高棉之丛林道路，而且那还有无数可惧怕的遗留地雷。普拉昌达声称他的“游击队徒步”跟俄国、越南和中国的战争遗迹旅行路线多有相似，完全是低估了尼泊尔游击队环境的优越，雪山与丛林的传奇之美，大概也只有普拉昌达心仪的前行者秘鲁光辉小径游击队雪峰皑皑的安第斯山地区可与之一拼。中国要与之相比，或许只有红军从西康宝山县翻越的夹金山可与之一拼，我依然记得从4100米的夹金山下降到3000多米的山腰时，那草甸下漫山遍野姹紫嫣红，松林上提着野菌的嘉绒老妇人，才像是一个游击队应有的浪漫停歇地。但是，尼泊尔游击队那些比红军过草地要高三千米海拔的瑰丽雪山，大抵是缠绵过任何之境的。
但是，尼泊尔又是一个宗教之国，游击队和罢工，实在只是山地间的二十世纪身影，更身影悠长的，还是几千年的湿婆与梵天，佛陀与浮屠，山地的主人，是那些真正来自山顶的人，热心包围河谷的游击队员，某种程度来说，应该是高山的叛徒。虽然，你很难辨别那些曾经的游击队员是无神论者还是内心依然有神驻，就像你很难说清，那些声称自己是夏尔巴人和佛教徒的家伙，家里为什么挂着梵天的画像。
丹珠阿姨是我唯一在尼泊尔认到的夏尔巴人家庭。她们居住的达芒，远离喜马拉雅，却有是尼泊尔能看到最广阔喜马拉雅雪线的所在，下了这个2450米高的山脊，就是茫茫的印度平原了。这个地方因为很难到达，游客稀少，收两天五百卢比的丹珠阿姨似乎垄断了省钱旅客在达芒的生意，她自己的一栋房子，儿子的一栋房子，女儿的一栋房子都投入到这个两千三百三十米公尺高的新农村建设中。
我住在她的那栋房子里，每天去她女儿家吃一百二十卢比的菜饭，清凉夜里帮她销掉一瓶两百五十卢比的啤酒，还有丹珠十五岁的俊美外孙德子陪聊。这个羞涩又大胆的小伙子戴着花花公子小兔子标志的耳环，仿佛这是一种叛逆，一如所有未发展的第三世界少年一样。他说他每天早上搭公车去七公里外的中学上学，下午四点因为没车了只能和同学徒步回来。他算是母亲唯一可依靠的“男人”，偶尔也会想念他去科威特当卡车司机的父亲——这大概是想逃脱尼泊尔那种二十世纪氛围和收入的人能想到的去处，在阿拉伯世界和星马，来自尼泊尔的劳工已经成了相当稳固的一个群体。
第二天六点早起，正在塔上惊叹几乎是二百度广角、八九座雪峰绝无相似形状的喜马拉雅时，看到德子和他的同学们从路下跑步招呼而过，都是黑红纤瘦，少年未成的健美，熟视无睹金色晨光下的一百八十度雪峰绿谷啦啦笑闹过，到底是雪山来客的后代。只是操着纯熟英语的他们以后离喜马拉雅的距离，恐怕比那些上岸进城的游击队员，还要更遥远了。
尼佬，云南土著，Lonely Planet作者和专栏作者，一年在路有半载的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