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在郑晓洁创办“红丹丹”的第八个年头，她觉得公益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多次经济纠纷和救助对象的反目让她身心憔悴，对她来说，公益圈里的阴暗角落比商业圈的尔虞我诈更加难以忍受，后者虽然普遍，但却在情理之中，前者却往往超出意料，令人防不胜防，“太黑暗，太恶心了。”
　　郑晓洁说话快人快语，走路步伐稳健，她是佛教信徒，一串佛珠从不离手。“那时候我真的不想干了，真的绝望了。”郑晓洁一手转着佛珠，一手翻看着当时发给师兄的短信：“佛教里讲盲人是遭果报才看不见，那么我们帮助他们是不是在违背什么？我觉得我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最近碰到很多事疑惑重生，盲人的行为伤害着来到红丹丹的志愿者。”
　　师兄当即严厉地回给她一通电话，告诉她说，有些事一旦做了就担上一种责任，如果半途而废就是犯罪，只有做下去，良心上才过得去。接了这通电话以后，郑晓洁一个人跑去云南，消失了一周。“我需要换一个环境，因为我腻烦到不能再想起这些人了。不想再帮他们了。”
　　2012年平安夜前夜，仍然佩戴着红丹丹志愿者徽章的郑晓洁出现在“心目·心境—视觉关闭创意体验音乐会”现场。她台前台后地张罗，忙得一刻不停歇，抽空还给观众介绍盲人演员“台上从左数第四个人到最右边那个都是全盲”，“我要让公众主动闭上眼睛，体验盲人的世界，这样他们才能理解盲人，发自内心地帮助盲人”。51美术网的李江参加了音乐会，他本想中途摘掉丝巾，最后还是没摘，想彻底体验一次盲人的无助。
　　忙活了十年公益，郑晓洁帮助盲人，也怨恨盲人，一边做事，一边后悔，她觉得自己被公益绑架，但也时不时还是会享受助人成事所带来的成就感。“我告诉他走五步会掉坑里，他非要走第五步；你拽他，他打你。可能你理解不了，原来我也不理解，有句话叫作眼见为实，盲人从来都看不见，所以他不容易相信，自己体会了才真正理解，而且也知道应该怎么和他们交往了。我们再招收学员，第一件事是教他们感恩，灌输感恩。”
　　激励与挫折
　　郑晓洁的公益事业始于2003年的一场电影。当时，郑晓洁的丈夫王伟力请一位盲人朋友到家里做客，王伟力提议说“我给你讲一场电影吧，《终结者》”。王伟力一边看电影，一边为盲人描述光靠背景音和台词感受不到的画面和情节。一到没有对话的时候，盲人就会抓着王伟力的手问“这会儿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等电影结束，几个人都已经满头大汗，盲人抱起王伟力在客厅里转圈，说，“这是我一辈子里最幸福的一天！”
　　那一年，公益圈里出现了一位“为盲人讲电影”的“大伟老师”。郑晓洁以前是电视制片人，制作过专题报道残障人故事的周播栏目《生命在线》。丈夫的电影越讲越红火，她索性放弃了原本的工作，用30万拆迁补偿款和丈夫一起创办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致力于用声音解说技术为视障人提供无障碍文化产品的服务。
　　夫妻店越做越大，红丹丹发展至今，除了有给盲人讲电影的“心目影院”，为盲人录制有声图书的“心目图书馆”，还有专门研发助盲产品的“点字文化交流中心”。来“心目影院”讲电影的人络绎不绝，有企业的志愿者，也有央视名嘴崔永元、王小丫、高博等，红丹丹的志愿者说，“因为想讲的人太多，他们已经排不上号了。”
　　给盲人讲电影这事有多大的价值？郑晓洁举了个例子：“有位盲人失明三年，家里整整三年没开过电视，因为一有人开电视她就要跳楼，有时候看不到画面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另外一个盲人朋友带她到心目影院，回去她就向家里人宣布‘今天开始你们可以看电视了！’”
　　2005年，红丹丹正处在发展期，郑晓洁东奔西走为红丹丹的扩张寻求合作，一位盲人朋友向郑晓洁介绍了一位英国志愿者郝曦。郝曦左眼是义眼，右眼只有0.3的视力，持有英国盲人证，他也是一位自由制片人，以制作纪录片卖给BBC谋生。
　　在老友的引荐之下，郑郝两人决定联手做一个为盲人录制广播节目的项目。郑晓洁用做公益的经验制定方案，郝曦则利用身份的便利与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基金会（BBCWST）洽谈合作，而后向英国大彩票基金（“大乐透”）申请款项。
　　BBCWST与红丹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BBCWST提供技术支持并申请国际资金，协助红丹丹制作针对中国残疾人的广播节目，这个项目被命名为“接触中国”，郝曦被BBCWST聘请为项目协调人。2005年7月，“接触中国”获得大乐透的批准，在正式实施之前，郑晓洁发现，“郝曦瞒着我，把我们指定的中方接款机构改成了他自己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名为英华视障人基金会，在英国注册，专为盲人募款。英华视障人基金会在英国注册，由当地监管，郑晓洁很难查到它的出入款项明细。
　　“他不告诉我大乐透究竟批了多少钱，还说我没资格知道，照做就行了。合作计划书预算是49万英镑，他说因为申请数额太大，被大乐透砍了一部分，也没告诉我砍了多少。砍掉多少可以再协调，BBCWST拿走一部分费用，剩下的给我们，算算应该能拿到一半。”
　　因为没有跨国合作的经验，郑晓洁在项目获批后没有索要大乐透的“项目批准通知书”，也一直不知道项目批准的总费用，合作破裂后才得知，大乐透给项目批了36万多英镑。2005年12月，郝曦发来一份空白合同让郑晓洁签，并告诉她，红丹丹可以拿到的费用是7.9万英镑，但是这个数目远远低于她的预期，“你说我能签吗？我当然不签！”郑晓洁抬高了语调。
　　2006年3月，BBCWST亚洲项目经理曾到北京调查“接触中国”的项目进展，实地考察后，认为郑晓洁的做法合理。但是在2006年5月，郑晓洁却被BBCWST发来的邮件通知：鉴于“交流障碍和不能在合同上取得一致而导致的信任的破裂”，BBCWST决定与红丹丹终止合作。
　　郑晓洁这才意识到，红丹丹在这个项目里被利用了。“因为郝曦的基金会太小，不能向大乐透申请募款，所以才找了BBC做中介。”“郝曦跟BBC说我歧视盲人，还找来盲孩子作证。”郑晓洁说，如果是几年前讲这件事，自己会在院子里跳起来骂人，“我一手毫无保留教给他们怎么做慈善，他们却陷害我，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换取自己机构的诞生和成长！” 　　2007年末，郑晓洁把BBCWST告上法庭。她说，打官司不是为了索要赔款，而是证明自己的清白。经过法庭调解，红丹丹和BBCWST达成调解协议，红丹丹胜诉，并获得总计1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补偿。
　　困惑与摸索
　　在公益圈摸爬滚打将近十年，郑晓洁开始从根本上反思公益运营的模式，“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之所以被骗，就是因为受制于人。不能再伸手要钱了！你要激励大家做好事，让别人幸福了，你的员工不幸福这是不对的。”郑晓洁思前想后，觉得必须让红丹丹生出自己造血的机制，不再“伸手要钱”。
　　“在日本，像红丹丹这样的组织，政府直接给你80%的运作资金，让你活下去。在美国、英国一些市场比较成熟的国家，当你有一个申请说：我想做一个公益组织，政府就会给配备资金，按照普通标准的收入来做这个事情。而我们国家现状就实现不了，很多人现在才知道我要生存，我得吃饭。”
　　“红丹丹”从2003年注册以来，一直是非营利性质的机构，资金大部分来自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属的专项基金，2007年4月才开始发给每位员工每月640元补助，工资慢慢涨，到2012年，员工最多可以拿到每月3200元。
　　有了这些想法之后，郑晓洁参加了英国大使馆和帝亚吉欧合作的社会企业家深度培训，坚定了走商业化之路的决心。“培训给我很多启发，我看到有很多方法可以让社会企业良性运转，用商业模式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企业经营管理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商业行为，只不过不是把盈利的钱给股东分，而是把盈利返回到股东的项目中去。”
　　但郑晓洁其实并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的模式，只能边摸索边创新。郑晓洁现在正忙着为新发明的“盲人乘车仪”申请专利，她还要注册成立“点字无障碍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研发可以投入市场的助盲产品。郑晓洁还在考虑创办一所用低于市场的价格接收盲人的养老院，香港的社会进步资本已经对这个想法表示了兴趣。
　　“心目·心境”是国内第一个气味音乐会，全程由红丹丹的志愿者策划。观众入场时必须用一条丝巾蒙上眼睛。音乐会设计了“心冷、寂寞、幸福、爱我吧”四部分，每一部分演出不同的曲目，并辅以不同味道的香气。这和德国的社会企业“黑暗中的对话”（DiD）如出一辙，同样是制造一个独特的环境，让明眼人在盲人的引导下适应全黑的环境，体验视障者的生活。它不仅为视障者提供了工作机会，而且工作基于自己的长处和潜能，同时让公众改变了对视障者的态度，消除歧视和偏见，DiD已经能够自负盈亏，并且通过连锁加盟的方式，把公司扩展到了香港和上海。
　　郑晓洁曾经自掏腰包听了“黑暗中的对话”在香港举办的明星演唱会，一张门票480港币。但她并不想完全模仿，“‘黑暗中的对话’是让明眼人被动失明，体会盲人的生活，而我一定要开着灯做音乐会，让明眼人主动地蒙上眼睛，打开心眼看世界”，郑晓洁认为，红丹丹举办的“心目·心境”，未来或许也可以像“黑暗中的对话”那样卖门票。
　　郑晓洁承认，其实她还没完全想清楚自己的商业模式，只能边摸索，边学习，边创新。当被问到是否担心商业化会被质疑红丹丹的纯粹性，她说：“有人怀疑我，社会就不进步了吗？怀疑我，我就不做了吗？我无所谓，他们质疑就质疑吧。被质疑完你会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