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说，我们这个阳台花园的社会企业是能做大、做成格局的，我有10大体系，等于同时在下10步棋，哪条线走得快我就先走哪条，集中在五大业务—公益、教育、家装、房地产、政府。我的规划是明年在全国36个城市建立36家分公司，后年做成上市的城市生态公益集团，大后年成立基金会。五年做到一个亿！好吧，我谦虚一点，打个一折，做到1000万的营业额绝对不成问题，不信咱俩就打个赌！”今年50岁的牛健说话间带着山东人特有的豪爽直白，一谈起自己的绿色事业就显得信心满满。当我质疑一年内建36家分公司的实现难度时，牛健撇撇嘴说：“这有什么难的，吃吃饭、喝喝酒就能解决的事儿。”
　　牛健嘴里这个能够“做大做成格局”的企业对外称作社区公益生态技术研发中心，在工商局注册的名字为北京筑绿清源立体绿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推动城市百万微绿地计划为社会责任，推广阳台花园建设的社会企业。
　　现在，这家企业总共有3名员工：他自己、他太太，还有一名会计，办公地点就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一处居民房里，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也是牛健的家。推开房门，最先看到的是一壁绿墙，种满了绿萝，房间的拐角处设计成一间三面绿墙半封闭式的森林浴房，电视后面装饰着绿植壁画，阳台上也不闲着，设有种植围栏，里面栽种着西红柿、扁豆、丝瓜、草莓等植物。牛健常把自己的家当成阳台花园工程的样板间展示给大家。
　　“谁有官帽子？”
　　牛健是个典型的生意人，在做阳台花园这家公司之前，他曾经有过四次创业经历，都集中在花卉绿植这个领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三岁看老，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是在一个类似百草园的花园里玩大的，对于绿色的追求是骨子里天生的。17岁改革开放那年就看到了这个领域的商机，当时工资不高，但所有跟花卉有关的行业报刊我月月都买，一直到现在。”
　　20世纪90年代初，还在济宁一家纺织厂做工人的牛健在《中国花卉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分析北京等一线城市中的有钱人对盆栽花卉有着旺盛需求。当时济宁还没有高档盆栽花卉，牛健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于是从海南空运种苗到济南，自己坐大巴从济南拎回济宁，再从广州批发花盆，从东北用集装箱运来营养土，把自家的主卧倒腾出来当花房，种起了花。利用周末时间，牛健骑着三轮车将扎根成活的花卉运到济宁当时最大的花卉批发市场贩卖，成本只有不到1块钱的花能卖到8块多一盆。
　　1999年，纺织厂的效益不好，已经是小领导的牛健索性辞了职。他拿出自己的全部存款，又向朋友借了一些钱，凑足2万元，想要生产价钱便宜的花泥出售，结果技术不成熟，花泥的质量不过关，仅半年时间花泥厂就倒闭了。凭着对花卉市场的熟悉，牛健在一家花种销售公司找到了工作，成为北京地区的销售代表，主要业务是从花农处收购花种，经过挑选后分装卖给农展馆等分管城市绿化的事业单位，是一个中间商的角色。
　　很快，能说会道的牛健与各地供货商、客户建立了联系，2003年春天，牛健再度辞职创办自己的花种销售公司。一斤花种的进货价不到1000块钱，牛健挑挑拣拣把质量好的分出来，包上包装论克卖，便宜的卖30多元一克，最贵的能卖到300多元一克。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牛健迅速在北京买房置车，还有了50多万元的存款，“这可是个暴利的行业，当时黄金的价格才67块钱一克，花种比黄金都贵了！但我一开始就知道这生意做不长，是讨巧的事，只在某个时间段有优势，得赶紧想后路，我做生意最大的优势就是知进也知止。”
　　建立起销售网络后，牛健就把花种公司的业务交给下属经营，自己琢磨新路。虽然先后尝试研发出售自动育苗机和自动浇水机最终都失败了，但牛健慢慢摸索出了直视水窗容器有机花菜园、单盆浮板穴盘育苗器、吸水芯垂流式立体灌溉系统、无味堆肥箱、逐层溢流式立体灌溉系统等等30多项自助式、参与式生态技术。
　　“人要想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失败，我之前的四次创业都是为了实现阳台花园这个梦想做铺垫的，起码让我知道自己的思路是对的。2004年中国的花卉市场已经很成熟了，对个人来讲，亲近绿色是本能，现在人的时间、精神、收入能摆脱经济压力了，本能肯定会释放出来。对社会来讲，20世纪90年代亚运会以来，国家就开始喊阳台绿化、低碳生活、持续发展，公共问题和私人问题是一致的；对我个人来讲，商业是靠欲望驱动，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强烈的发财欲望，我的经验、资金、种植技术也都齐全了。做生意不可能这么巧能同时满足这三个群体的需求，所以我说在全国各地都能建分点不是瞎说，建100万个都不够！”
　　虽然牛健信心爆棚，但事实证明，生意并没有那么好做。牛健发现，如果做居民个体生意，就会碰到单子少、利润低的问题，如果做集体单位的生意倒是单子大、利润高，但是与公司接触的机会太少了。“我后来发现，造成这两种情况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没有园艺传承，所以个人不愿意掏钱为阳台花园买单；第二，集体单位是吃财政饭的，国家掏钱，跟他们接触得有官帽子。”牛健分析说。
　　这时正值2008年奥运会，社会企业的概念开始受到关注，牛健也把视线转向了公益圈，“谁愿意为培养公民的园艺传承、低碳理念买单？NGO！谁有官帽子？还是NGO！搞绿化既是个人问题，也是公共问题，NGO有资源，我有技术，能不能借助公益互益的形式做出来？做社会企业这个办法好，可以走技术和公益结合的运作模式，我干脆转型做个社会企业吧！”
　　“这事能成”
　　“我一直做生意，很明白一个道理，欲取先予，得先有自己的价值，有能力给别人好处，人家才愿意跟着你玩。”想清楚了自己的优势，牛健开始寻找与自己利益一致的NGO谈合作。2009年，北京惠泽人志愿服务中心收到万通基金的一笔投资款，用于生态社区的建设项目，牛健听说这个消息就主动找上门。“他们之前找过学院派的专家教授请教，但都没效果，那些都是眼高手低的人，做不成事。我这正好有一套完整的实践体系，人家正犯困的时候我提溜了个枕头，一下就谈成了。” 　　由惠泽人出钱购买牛健阳台花园计划的方案和技术，再由志愿者投入到社区的各家各户，志愿者第一批提供的材料免费，但花草的更替周期大概是3个月，很多居民喜欢上这种绿色环境之后就会持续购买。接着，牛健又与北京屋顶绿化协会合作了知春里中学的新楼绿化工程，每个教室的窗台安装一个架子三盆花，并装上了自动灌溉系统，整个组合售价500元，一个单子下来，牛健赚了1万多元。在之后的两年里，牛健先后与10家NGO、2个大学生创业团队合作，跟4个基金打过交道，孵化出了一大堆与政府有关的案例。
　　“其实就是企业拿着钱找到NGO，NGO再把钱给我，我替他们做，这是我的初步目标，现在基本实现了。通过跟NGO合作，我发现我不能做个人的终端，必须以方法和模式取胜，输出技术模式，锁定市场，整合社会资源，所以现在开始走第二步。在中国NGO项目资金中只有10%能作为项目成员的工资和行政成本，国外至少也得30%，要想把项目做好，必须得有有能力的人，这点工资太少了，所以中国的NGO养不了人。我现在要找区域里的NGO老大，帮助他们做社会企业转型。”在牛健看来，NGO都太天真，自己是从商业圈出来的，做社会企业有着天然的优势，可以为其提供支持。
　　2012年8月，牛健与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达成协议，以牛健和该中心负责人李冰的个人名义共同注册一家社会企业，目前正在审批中。牛健认为，一旦审批成功，新机构的背景单纯，并且有原来NGO较高的信誉度，很容易就能拿到投资。“当然了，帮他们转型我是得收费的，咱不能白干呀。”在钱这个问题上，牛健一丁点儿也不含糊。
　　牛健目前正在观察广州环保领域的NGO，打算开拓广州市场，计划在北上广三地分别成立一家类似的分公司，打通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区、珠江三角区，将每一家分公司作为一个批发平台，把资金吸收过来，再把钱分给下面的小NGO，带动小NGO转型。“我给钱、给技术、给市场，NGO只要出人做就成，没有成功不了的。”对牛健来说，如果这种理想中的模式能成功，又将有一大笔收入进账。
　　“你看，这36家分公司不是立马就有了吗？我很快就能在全国搭上一个架子，组成一个联盟效应，人多好办事，这样就能给客户一个概念，我们有人、有技术、有行动力，钱还不是哗哗就来了。”牛健很清楚规模效应的优势，他也不担心自己的饭碗会被别人学走。“我现在就是拿着一个胡萝卜让你看，等你特喜欢了，我就让你掏钱买。当然了，我是做社会企业的，也会多让一些利润出来，希望能把这套家里的小花园普及了。我不担心系统被学走，我有理论支撑，就八个字：‘参与式社区方法’，两个要点—参与式技术、专业志愿服务体系。你知道怎么组合吗？你知道怎么变换吗？这些只在我的脑子里。”
　　最近，牛健正在积极地接触社会企业圈里的投资人，“我倒不是奔着拿投资去的，目前我所有的投入都用自己的存款，这有一个好处，我可以自己做决策，甚至可以左右NGO的项目。广泛地见风投主要是为了混个脸熟，等以后形成规模了，大家不会对我有那么多的疑问，推进就会更方便些。”
　　在牛健看来，他的这家企业还能造出更大的蛋糕。接下来，牛健打算与地产商和家装商合作，以工厂化、模块式集成花园技术建造真正的“私家花园洋房”。“我理想中的世界就像上海世博会美国馆播放的无声电影《花园》一样，通过建立一个个小花园，改变小区天空灰暗、垃圾遍地、人情淡漠的现状，回到我小时候那种绿草如茵、天蓝如洗，充满欢声笑语的温暖大家庭。通过我这个社会企业，这事儿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