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996”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上非常热闹，不少IT界的“码农”都在抱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我很喜欢拿汉朝的事情比附现代，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汉代劳工的工作待遇，究竟如何？
　　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制度，当然不是汉代的主要劳动组织方式。除了自耕农之外，在当时，广大劳动力主要是以奴婢或者部曲（家奴）的方式存在的。关于这些奴婢的实际生活状态，西汉著名辞赋家、四川人王褒（约公元前90—前52年，字子渊）写的《僮约》（即针对奴婢的约定）是一份很重要的材料。
　　王褒写这份材料的背景，可理解为当下生活中的场景：他到湔山办事，在寡妇杨惠的家里住民宿，王褒突然还想喝饮料，但店里却没存货了。老板娘杨惠叫自己的奴婢便了去取货，便了却嘴里啰里啰嗦，说根据合同，他的任务就是看家，不包括买饮料。很想马上喝到饮料的王褒非常不爽，立即帮老板娘重新定了一份合同，用来约束便了。其中内容包括：一早起床，洒水扫地；吃饭以后，洗净餐具；捆扫帚，做酒斗，通水渠；圈篱落，平阡陌，除野草；织鞋捕雀，设网捉鸦，结网捕鱼，射雁弹鸭；喝酒只能喝一口，房屋坏了立即修；半夜持盾敲锣鼓，防火防盗防奸人。便了读了很害怕，觉得这工作条件比“996”还惨，立即向王先生道歉，立即冲出门去买饮料了。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会问：按照现代的法权观点，契约关系是建立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而既然汉代的奴婢本身是可以被买卖的，主人为何还要与奴婢订立什么契约呢？这或许与汉代奴婢的奇怪地位相关。一方面，汉代的奴婢地位接近牛马，可以被买卖，因此似乎不应当具有契约主体的资格；另外一方面，汉代的儒学精神所自带的人道主义意蕴，却使得官方不时立法减轻对于奴婢的欺压。
　　譬如，王莽在政治作秀阶段，就因为儿子弄死了一个奴婢而命令其自杀谢罪，而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更明确“杀死奴婢不得减罪”，并六次下令释放奴婢。奴婢的真实法律地位，接近家庭中主人的子女。因此，即使是一个地主花钱买来的女奴婢，该地主也不能随便与之发生性关系，否则就会犯下“禽兽行”，被揭发后官府可是要追究的。
　　换言之，汉代奴婢在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性虽然非常不充分，却在封建家法的体系中具有一定地位，并非毫无表达自由意志的空间。因此，其实际地位要高于古希腊、古罗马与近代美国南方的奴隶。
　　也正因如此，便了才胆敢以他与老板娘的原始合同的内容不包含“为主人以外的人买饮料”为理由，试图为自己维权。可见，主奴之间的合同内容是有一定稳定性的。而王褒之所以能对合同内容进行改定，其逻辑前提便是王褒向老板娘提出购买此奴婢的请求。很显然，只要这笔买卖成交，前面的约定自然失效，新主人王褒自然就有权用更苛刻的工作规定来要求便了了。便了出于恐惧，立即表示愿意继续服务于现有主人，并对王褒表示恭敬。這一点客观上也说明了当时奴婢的真实生活境遇，会因为自身主人的性格与家境等因素而形成巨大差异。
　　要指出的是，王褒所列出的工作条件虽然貌似非常苛刻，但他当时这么写的主观意图，仅仅是为了吓唬便了罢了，而这一点又是由《僮约》自身的喜剧风格所决定的。从常识角度看，要将王褒列出的这些工作全部做完，他显然需要买多个奴婢，而这样分摊下来，这些奴婢也未必需要人人“996”。大汉朝虽然也有不少阴暗面，但儒家的仁德之风毕竟还是为社会交往的准则定下了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