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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列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最有争议、最有影响的十大小说的话，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查特利夫人的情人》一定在当选之列。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小说所经历的种种风波和磨难足以证明这一点。
《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描写了英国中部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拉格比庄园的主人查特利夫妇生活平淡乏味、没有生气，没有幸福。瘫痪的丈夫没有生活热情，美丽的妻子在无聊中打发光阴。然后，查特利夫人遇上了家里雇用的看林人麦勒斯，她爱上了他。拉格比庄园的贵族家庭在几经波折后宣告破裂，查特利夫人和看林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爱的理想。
这个貌似单调的爱情故事之所以引起轰动并成为争论的中心，是因为D.H.劳伦斯在其中对性和性爱的直露描写。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西方严肃文学圈子里出现这样的作品，大有“伤风败俗”的味道。当然，如果《查特利夫人的情人》的本质和特点仅止于此，这种轰动与喧哗也就只是短暂的一瞬。而事实上，从小说于一九二六年问世以来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不管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它的热情一直未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暗示或证实了一点：这部小说的成功远远不是由于它的那些描写，而是它的真正的属于文学的价值、是作品的故事人物所包含的思想感情心理使它具有了久而不衰的魅力。
《查特利夫人的情人》的故事在三个主要的人物之间展开：拉格比庄园的男主人克里福特，女主人康妮和庄园的看林人麦勒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三角恋爱的表层关系揭开，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三角里，实际上只有两个角具有冲突的潜力和意义。换句话说，真正构成克里福特、康妮和看林人之间的冲突关系的内在力量实际上只来自于两个阵营：来自克里福特和麦勒斯，女主人公康妮是处于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人物，是一个中间性的存在。
克里福特是英国贵族的一员；一个继承了父亲的煤矿、庄园和爵位的从男爵。他“穿着讲究，系着从邦德街买来的漂亮领带”。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是上流社会的一个聪明、有才华的成员，也是一个有管理能力的矿山主。
在小说中，克里福特被描绘成一个受到两种文明夹击的现代人。一方面，他是一个有教养的贵族，十八、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绅士风度和观念在他身上仍然散发出幽幽的阴气。他祟尚理性、精神和自我控制，有着一整套把自然的感情和生命转化成人的精神文化附庸的思想观念和方式。他是一个典型的文明人，与自然格格不入。面对一派明媚的春光，一片葱绿的草甸和蓝色的铃兰花，他的感叹是“色彩不错，不过对一幅画而言没有任何用处。”他对自然的认识是从是否对文明有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立场出发的。正象他的瘫痪和失去性功能所暗示的一样，在同自然的接触时他是瘫痪的(他只能借助机器和他人的帮助才能出门去树林)，在同人类情感的接触里他也是瘫痪的(他不存在任何正常人所有的性欲和性功能)。
另一方面，克里福特又是一个完全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甚至成为其中一个积极成份的矿山主和作家。他信奉“工业先于个人”的原则，可以充满热情地研究关于煤的化工处理技术的书籍，可以装配收音机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听喇叭里发出的叽哩呱啦”，也可以精心地管理他的矿山，其老练、利落和刻薄的程度决不亚于任何现代企业的董事长。
这两个方面的特性构成了克里福特的本质。十九世纪的绅士理性对人的异化和二十世纪工业发展对人的异化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使他“几乎变成了一种动物，有着坚实、有效的外壳和软搭搭的内部的东西，一种现代工业和金融世界里的奇怪的螃蟹或龙虾，甲壳纲的软体无脊动物，有着象机器一样的钢铁外壳，内部却是无骨的软体。”(第102—103页)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文明。
与死亡相对的是生命，与文明相对的是自然。与克里福特相对立的人物，看林人麦勒斯所代表的就是自然，是自然中的生命。
麦勒斯来自矿山的劳动阶层，在文明人中尝够了绅士圈子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抱着一种对人类的厌恶，独自躲进了树林，成了拉格比庄园的看林人。在猎狗、野鸡、松树、山花的世界中，他生活得十分平静，完全同自然溶为一体。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不提及小说中的一段著名的情节。康妮初次造访看林人在林中的住处时，碰上他独自一人在房子后面洗澡：
他的苍白瘦削的背弓着，伏在一大盆肥皂水上面，他把头伸进水里，不住地灵巧而又奇妙地晃动；他抬起洁白而细长的手臂，把耳朵里的水挤出来，既迅速又轻柔，象一只独自戏水的伶鼬。……一个独往独来的动物的完美、洁白和孤寂的裸体。一种纯洁动物的美。这不是一个美的物体，甚至不是一个美的身躯，它是一团火焰，一团温暖的生命的洁白火焰。(第62页)
这个意象再现鲜明不过地暗示出麦勒斯的本质：这是一个与世态炎凉无关的超凡脱俗的存在，一个现代的自然之神潘，作者甚至用了伶鼬的意象来描绘他，把他形容成了一只纯洁的动物。
恰好因为麦勒斯是这样一头纯洁的动物，所以在他与康妮相识之后，他并不以一个文明人所特有的方式来评价这位爵士夫人——她的社会地位和这个地位赋予她的种种社会符号或“文明”符号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在他眼中，“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只年轻的雌性动物，一只吸引着他的雌性动物。”(第111页)正是依靠了这种“动物性”，依靠了他的感觉、他的完整的身躯和生理功能、他粗犷又不乏细腻之处的爱以及他同树林和自然的亲密无间，麦勒斯才可能同自己的主人克里福特分庭抗礼。
当然，“动物性”并不是麦勒斯的全部本质，这个现代的野蛮人不可避免地也有某种思想方式，而他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则完全与他的“动物性”相吻合。他的信念是自然主义的；人都“本应该充满活力，清新活泼，应该崇拜伟大的神灵潘。他永远是大众唯一的神灵。……让所有的人都做自然神的崇拜者，做异教徒吧。”(第281页)这个自然神的福音传教士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他懂得在自己居住的树林外，有一个虎视耽眈的“庞大的恶魔，随时准备捣毁一切不适宜于自己的事物。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来捣毁这树林，风信子花将不再盛开，所有柔弱的东西都将在钢铁的冲撞下消亡。”因此，他便有了一种责任感，一种古老的骑士精神：他要保护象风信子一样柔弱的康妮，“在麻木不仁的钢铁世界和机器化的贪婪巨怪把他和她毁掉之前保护她一阵。”(第111页)
克里福特和麦勒斯各自代表的是文明和自然两个阵营。他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人格化了的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浪漫的、未被现代工业文明践踏的自然与现实的二十世纪英格兰中部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自然是胜利者，自然的代表麦勒斯是胜利者。
在克里福特和麦勒斯之间的，是查特利夫人。从表面上看，她是克里福特的不忠实的妻子，是麦勒斯的狂热的情人。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一层表面社会地位和关系剥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另一层象征性的关系：康妮是一个处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人，她一只脚被捆绑在拉格比庄园，另一只脚则踏在庄园墙外的树林里。因此，我们毋宁说，康妮是文明的不忠实的妻子(妻子必然意味着某种社会契约和规范的约束)，是自然狂热的情人(情人又必然意味着对社会契约或规范的某种程度上的违背与冒犯)。康妮从克里福特爵士的夫人地位上和拉格比庄园女主人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投入看林人麦勒斯的怀抱的过程，是一个文明人转变成一个劳伦斯式的自然人的过程。
康妮是一个“面色红润、长着柔软棕发和结实身材的乡村味十足的姑娘，她动作舒缓，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活力。她有一双大大的充满好奇的眼睛和一种柔和的嗓音，似乎刚刚才从她出生的村庄来到这里。”(第6页)就本性而言，她是一个属于自然和乡村的人。但是，她这种自然的素质却受到了文明和上流社会的污染。她的父亲是一个皇家院士，母亲曾是一个活跃的费边主义者，她和她的姐姐一道游历过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等著名的文化中心，并在少年维特和狂飙突进运动的故乡与狂想的德国青年一道度过青春焕发的时光。后来，她结识了克里福特，为他的思想和才华所倾倒，同他结婚。她同失去了性功能的丈夫一道搬来英格兰中部，做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克里福特爵士的妻子。
《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描写了英国中部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拉格比庄园的主人查特利夫妇生活平淡乏味、没有生气，没有幸福。瘫痪的丈夫没有生活热情，美丽的妻子在无聊中打发光阴。然后，查特利夫人遇上了家里雇用的看林人麦勒斯，她爱上了他。拉格比庄园的贵族家庭在几经波折后宣告破裂，查特利夫人和看林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爱的理想。
这个貌似单调的爱情故事之所以引起轰动并成为争论的中心，是因为D.H.劳伦斯在其中对性和性爱的直露描写。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西方严肃文学圈子里出现这样的作品，大有“伤风败俗”的味道。当然，如果《查特利夫人的情人》的本质和特点仅止于此，这种轰动与喧哗也就只是短暂的一瞬。而事实上，从小说于一九二六年问世以来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不管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它的热情一直未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暗示或证实了一点：这部小说的成功远远不是由于它的那些描写，而是它的真正的属于文学的价值、是作品的故事人物所包含的思想感情心理使它具有了久而不衰的魅力。
《查特利夫人的情人》的故事在三个主要的人物之间展开：拉格比庄园的男主人克里福特，女主人康妮和庄园的看林人麦勒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三角恋爱的表层关系揭开，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三角里，实际上只有两个角具有冲突的潜力和意义。换句话说，真正构成克里福特、康妮和看林人之间的冲突关系的内在力量实际上只来自于两个阵营：来自克里福特和麦勒斯，女主人公康妮是处于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人物，是一个中间性的存在。
克里福特是英国贵族的一员；一个继承了父亲的煤矿、庄园和爵位的从男爵。他“穿着讲究，系着从邦德街买来的漂亮领带”。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是上流社会的一个聪明、有才华的成员，也是一个有管理能力的矿山主。
在小说中，克里福特被描绘成一个受到两种文明夹击的现代人。一方面，他是一个有教养的贵族，十八、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绅士风度和观念在他身上仍然散发出幽幽的阴气。他祟尚理性、精神和自我控制，有着一整套把自然的感情和生命转化成人的精神文化附庸的思想观念和方式。他是一个典型的文明人，与自然格格不入。面对一派明媚的春光，一片葱绿的草甸和蓝色的铃兰花，他的感叹是“色彩不错，不过对一幅画而言没有任何用处。”他对自然的认识是从是否对文明有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立场出发的。正象他的瘫痪和失去性功能所暗示的一样，在同自然的接触时他是瘫痪的(他只能借助机器和他人的帮助才能出门去树林)，在同人类情感的接触里他也是瘫痪的(他不存在任何正常人所有的性欲和性功能)。
另一方面，克里福特又是一个完全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甚至成为其中一个积极成份的矿山主和作家。他信奉“工业先于个人”的原则，可以充满热情地研究关于煤的化工处理技术的书籍，可以装配收音机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听喇叭里发出的叽哩呱啦”，也可以精心地管理他的矿山，其老练、利落和刻薄的程度决不亚于任何现代企业的董事长。
这两个方面的特性构成了克里福特的本质。十九世纪的绅士理性对人的异化和二十世纪工业发展对人的异化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使他“几乎变成了一种动物，有着坚实、有效的外壳和软搭搭的内部的东西，一种现代工业和金融世界里的奇怪的螃蟹或龙虾，甲壳纲的软体无脊动物，有着象机器一样的钢铁外壳，内部却是无骨的软体。”(第102—103页)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文明。
与死亡相对的是生命，与文明相对的是自然。与克里福特相对立的人物，看林人麦勒斯所代表的就是自然，是自然中的生命。
麦勒斯来自矿山的劳动阶层，在文明人中尝够了绅士圈子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抱着一种对人类的厌恶，独自躲进了树林，成了拉格比庄园的看林人。在猎狗、野鸡、松树、山花的世界中，他生活得十分平静，完全同自然溶为一体。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不提及小说中的一段著名的情节。康妮初次造访看林人在林中的住处时，碰上他独自一人在房子后面洗澡：
他的苍白瘦削的背弓着，伏在一大盆肥皂水上面，他把头伸进水里，不住地灵巧而又奇妙地晃动；他抬起洁白而细长的手臂，把耳朵里的水挤出来，既迅速又轻柔，象一只独自戏水的伶鼬。……一个独往独来的动物的完美、洁白和孤寂的裸体。一种纯洁动物的美。这不是一个美的物体，甚至不是一个美的身躯，它是一团火焰，一团温暖的生命的洁白火焰。(第62页)
这个意象再现鲜明不过地暗示出麦勒斯的本质：这是一个与世态炎凉无关的超凡脱俗的存在，一个现代的自然之神潘，作者甚至用了伶鼬的意象来描绘他，把他形容成了一只纯洁的动物。
恰好因为麦勒斯是这样一头纯洁的动物，所以在他与康妮相识之后，他并不以一个文明人所特有的方式来评价这位爵士夫人——她的社会地位和这个地位赋予她的种种社会符号或“文明”符号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在他眼中，“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只年轻的雌性动物，一只吸引着他的雌性动物。”(第111页)正是依靠了这种“动物性”，依靠了他的感觉、他的完整的身躯和生理功能、他粗犷又不乏细腻之处的爱以及他同树林和自然的亲密无间，麦勒斯才可能同自己的主人克里福特分庭抗礼。
当然，“动物性”并不是麦勒斯的全部本质，这个现代的野蛮人不可避免地也有某种思想方式，而他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则完全与他的“动物性”相吻合。他的信念是自然主义的；人都“本应该充满活力，清新活泼，应该崇拜伟大的神灵潘。他永远是大众唯一的神灵。……让所有的人都做自然神的崇拜者，做异教徒吧。”(第281页)这个自然神的福音传教士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他懂得在自己居住的树林外，有一个虎视耽眈的“庞大的恶魔，随时准备捣毁一切不适宜于自己的事物。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来捣毁这树林，风信子花将不再盛开，所有柔弱的东西都将在钢铁的冲撞下消亡。”因此，他便有了一种责任感，一种古老的骑士精神：他要保护象风信子一样柔弱的康妮，“在麻木不仁的钢铁世界和机器化的贪婪巨怪把他和她毁掉之前保护她一阵。”(第111页)
克里福特和麦勒斯各自代表的是文明和自然两个阵营。他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人格化了的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浪漫的、未被现代工业文明践踏的自然与现实的二十世纪英格兰中部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自然是胜利者，自然的代表麦勒斯是胜利者。
在克里福特和麦勒斯之间的，是查特利夫人。从表面上看，她是克里福特的不忠实的妻子，是麦勒斯的狂热的情人。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一层表面社会地位和关系剥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另一层象征性的关系：康妮是一个处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人，她一只脚被捆绑在拉格比庄园，另一只脚则踏在庄园墙外的树林里。因此，我们毋宁说，康妮是文明的不忠实的妻子(妻子必然意味着某种社会契约和规范的约束)，是自然狂热的情人(情人又必然意味着对社会契约或规范的某种程度上的违背与冒犯)。康妮从克里福特爵士的夫人地位上和拉格比庄园女主人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投入看林人麦勒斯的怀抱的过程，是一个文明人转变成一个劳伦斯式的自然人的过程。
康妮是一个“面色红润、长着柔软棕发和结实身材的乡村味十足的姑娘，她动作舒缓，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活力。她有一双大大的充满好奇的眼睛和一种柔和的嗓音，似乎刚刚才从她出生的村庄来到这里。”(第6页)就本性而言，她是一个属于自然和乡村的人。但是，她这种自然的素质却受到了文明和上流社会的污染。她的父亲是一个皇家院士，母亲曾是一个活跃的费边主义者，她和她的姐姐一道游历过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等著名的文化中心，并在少年维特和狂飙突进运动的故乡与狂想的德国青年一道度过青春焕发的时光。后来，她结识了克里福特，为他的思想和才华所倾倒，同他结婚。她同失去了性功能的丈夫一道搬来英格兰中部，做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克里福特爵士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