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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字典并不是国家明确要求采购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而是当地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所谓《学生新华字典》，其中，字典中的差错率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20倍
错误百出、纸质简陋而且价格不菲的字典，居然成为320万名湖北农村学生求知解惑的工具书，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要问这个“问题字典”的问题有多大？中国辞书学会原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原主任、辞书专家周明鉴查阅了这本字典的复印件后，认为这本字典完全可以用“错误百出”来形容，存在的错误主要包括：注音错误、字形错误、释义错误、例句错误、部首错误、英汉对照错误以及标点符号错误。
其实，这些字典并不是国家明确要求采购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而是当地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所谓《学生新华字典》，其中，字典中的差错率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20倍。随后，湖北省教育厅回应，将对字典招标、采购等相关环节全面彻查，并将字典全部回收，集中销毁。
问题被曝光迄今已近四个月，“问题字典”事件的直接责任人、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下称长江传媒）旗下崇文书局总经理黄成勇已被停职，“问题字典”被集中收回化成了纸浆，长江传媒也声明将承担全部责任，但这个事件却越来越引起更多的质疑：这本编纂、印刷、销售价格都存在种种疑问的“问题字典”，究竟是如何通过一个又一个环节一路绿灯发到学生手里的？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交易？更离奇的是，这本《学生新华字典》，竟然还有两个版本。
透过这本字典的采购及发放路径，可以窥见或隐或现的一个利益链条。
“免费字典”变身“问题字典”
一本权威、高质量的字典对于一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其重要性就好比一位不会说话的老师。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种重要性，2012年10月，国家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出《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下达2012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由中央财政拨出专项资金17亿元，为全国1.2亿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中小学生免费配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新闻出版总署也在中央下发《通知》后明令严禁“以其他工具书替代《新华字典》”。
为何在湖北省，本该按规定采购的《新华字典》却被移花接木悄然换成了《学生新华字典》呢。
起初，湖北省教育厅指定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湖北省新华书店为字典的供应商，而最终选中的《学生新华字典》则由同属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崇文书局编辑出版。
5月7日，长江传媒董事会发布《关于所属崇文书局出版物存在质量问题的声明公告》，公开回应称“字典的采购通过了招投标程序，公司所属崇文书局作为有辞书出版资质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学生新华字典》最终中标入选”。
“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要求采购的是《新华字典》，却被私自换成《学生新华字典》，明明是违规操作在先，就是走了正常的招投标程序也还是不合乎规定。” 北京市东城区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曹圣明认为。
“我们也是接到省新华书店通知让我们签意向书和协议，才知道我们这本字典被选定了。” 崇文书局总经理黄成勇这样回应。
根据事后长江传媒通报，是崇文书局擅自将《新华字典》换成了《学生新华字典》。但据黄成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言，崇文书局提供的就是《学生新华字典》，而且也只能是《学生新华字典》。至于中间环节中，“为何招投标、又如何中标”，记者虽多方采访，仍未有机构给出明确答复。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点。依据中央2011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下拨给湖北省教育厅的补助资金为6608万元，以国家确定的每本字典14元的标准计算，下发的字典应为470多万册，但湖北省实际拿到免费字典的农村学生仅为320万人。如果上述数字属实，这意味着国家的补助资金“流失”了上千万元，这笔钱又去了哪里呢？
《学生新华字典》竟然有两个版本
《方圆》记者在武汉采访期间，有学生为记者提供了两个版本的《学生新华字典》。一本零售价为19.5元，编撰认真、印刷好一些，在书店和网上都有销售，最多可以打到4.5折，也就是8.8元；另一本是“特供”给农村学生的“问题字典”，湖北省教育厅采购价格为14元，每本比正版《学生新华字典》优惠零售价还高出5.2元。
奇怪的是，这些“问题字典”虽然版次标注的是2013年1月第一版，但和该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的《学生新华字典》，外观上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标价均为19.5元。区别仅在于：2012版字典在市场上公开销售，而发给学生的这本2013版问题字典不进入市场销售，而是通过政府采购，直接配发到学生手中。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市场上可以买到的2012版字典是印刷成本更高的双色本，标明主编为杨合鸣，且有选题策划、责任编辑以及美术编辑的署名；而学生手里拿到的2013版字典，则是印刷成本更低的单色本，主编、责编的名字都没有。
而辞书作为最严谨的出版物之一，按照《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作者”。那么，对外宣称有着近150年悠久历史的崇文书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疏漏呢？
记者登录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查询后发现，崇文书局出版的《学生新华字典》备案在册的主编是杨合鸣，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辞书专家。明明有主编，为什么偏偏不标注呢？
而杨合鸣本人对此事根本不知情，“这只是崇文书局玩的一个花招，他们只是打了我的牌子，这种行为败坏了我的声誉。”
杨合鸣解释说，2001年，崇文书局曾向他约稿，编写了一本《学生规范字典》，此后，这本字典经崇文书局自行包装并更换书名，分别变成了2006年版和2012年版的《学生新华字典》。而这本今年春季开学免费发放给全省农村中小学生的所谓“《学生新华字典》”，虽然在外观上，和崇文书局重新包装的由他主编的2012版字典几乎一模一样，但只是拙劣的盗版，所以才会错漏百出。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节约成本呗。”面对疑惑，这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玄机。原因很简单，盗版的可以不署名，如果署上主编的名字，则要付5%的版权费，合同总价如果为4000万元，则需要付200萬元版权费。
除了价格上存在的疑问，采访中，辞书专家还告诉记者，字典作为工具书，对纸张和印刷质量要求非常高，正版《新华字典》目前都采用特制的字典用纸，成本要高于普通纸张的字典，而湖北省发放给学生的这本问题字典使用的纸张并非专用字典纸，而是普通胶版印刷纸。
无独有偶。湖北、云南、河北、黑龙江等地，已经用不同版本的字典替换《新华字典》发放给学生，今年3月，云南省腾冲、临沧等地甚至出现了将10多万册盗版字典发放给学生的情况。其中腾冲52所农村中小学发放的7万多册字典全部属盗版。
据调查，盗版字典在侵权方式上除了像崇文书局这样“自己盗自己”，还有一种：是“公开盗印”，不法书商利用现代扫描技术，直接盗版印刷，然后打着正版的名义，以极低的价格流入市场。
“有利益，就会产生腐败。谁掌握了当地的教育资源，谁就把握了议价的主动权。在此背景下，便不难理解为何教辅腐败案件频发，为何教辅整治屡禁不止，为何教辅行业乱象丛生。湖北省为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发放320万册盗版字典的事件，或许只折射出教辅乱象中的冰山一角。”有“倡导禁教辅第一人”之称的作家王久辛这样认为。
错误百出、纸质简陋而且价格不菲的字典，居然成为320万名湖北农村学生求知解惑的工具书，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要问这个“问题字典”的问题有多大？中国辞书学会原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原主任、辞书专家周明鉴查阅了这本字典的复印件后，认为这本字典完全可以用“错误百出”来形容，存在的错误主要包括：注音错误、字形错误、释义错误、例句错误、部首错误、英汉对照错误以及标点符号错误。
其实，这些字典并不是国家明确要求采购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而是当地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所谓《学生新华字典》，其中，字典中的差错率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20倍。随后，湖北省教育厅回应，将对字典招标、采购等相关环节全面彻查，并将字典全部回收，集中销毁。
问题被曝光迄今已近四个月，“问题字典”事件的直接责任人、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下称长江传媒）旗下崇文书局总经理黄成勇已被停职，“问题字典”被集中收回化成了纸浆，长江传媒也声明将承担全部责任，但这个事件却越来越引起更多的质疑：这本编纂、印刷、销售价格都存在种种疑问的“问题字典”，究竟是如何通过一个又一个环节一路绿灯发到学生手里的？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交易？更离奇的是，这本《学生新华字典》，竟然还有两个版本。
透过这本字典的采购及发放路径，可以窥见或隐或现的一个利益链条。
“免费字典”变身“问题字典”
一本权威、高质量的字典对于一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其重要性就好比一位不会说话的老师。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种重要性，2012年10月，国家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出《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下达2012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由中央财政拨出专项资金17亿元，为全国1.2亿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中小学生免费配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新闻出版总署也在中央下发《通知》后明令严禁“以其他工具书替代《新华字典》”。
为何在湖北省，本该按规定采购的《新华字典》却被移花接木悄然换成了《学生新华字典》呢。
起初，湖北省教育厅指定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湖北省新华书店为字典的供应商，而最终选中的《学生新华字典》则由同属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崇文书局编辑出版。
5月7日，长江传媒董事会发布《关于所属崇文书局出版物存在质量问题的声明公告》，公开回应称“字典的采购通过了招投标程序，公司所属崇文书局作为有辞书出版资质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学生新华字典》最终中标入选”。
“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要求采购的是《新华字典》，却被私自换成《学生新华字典》，明明是违规操作在先，就是走了正常的招投标程序也还是不合乎规定。” 北京市东城区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曹圣明认为。
“我们也是接到省新华书店通知让我们签意向书和协议，才知道我们这本字典被选定了。” 崇文书局总经理黄成勇这样回应。
根据事后长江传媒通报，是崇文书局擅自将《新华字典》换成了《学生新华字典》。但据黄成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言，崇文书局提供的就是《学生新华字典》，而且也只能是《学生新华字典》。至于中间环节中，“为何招投标、又如何中标”，记者虽多方采访，仍未有机构给出明确答复。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点。依据中央2011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下拨给湖北省教育厅的补助资金为6608万元，以国家确定的每本字典14元的标准计算，下发的字典应为470多万册，但湖北省实际拿到免费字典的农村学生仅为320万人。如果上述数字属实，这意味着国家的补助资金“流失”了上千万元，这笔钱又去了哪里呢？
《学生新华字典》竟然有两个版本
《方圆》记者在武汉采访期间，有学生为记者提供了两个版本的《学生新华字典》。一本零售价为19.5元，编撰认真、印刷好一些，在书店和网上都有销售，最多可以打到4.5折，也就是8.8元；另一本是“特供”给农村学生的“问题字典”，湖北省教育厅采购价格为14元，每本比正版《学生新华字典》优惠零售价还高出5.2元。
奇怪的是，这些“问题字典”虽然版次标注的是2013年1月第一版，但和该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的《学生新华字典》，外观上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标价均为19.5元。区别仅在于：2012版字典在市场上公开销售，而发给学生的这本2013版问题字典不进入市场销售，而是通过政府采购，直接配发到学生手中。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市场上可以买到的2012版字典是印刷成本更高的双色本，标明主编为杨合鸣，且有选题策划、责任编辑以及美术编辑的署名；而学生手里拿到的2013版字典，则是印刷成本更低的单色本，主编、责编的名字都没有。
而辞书作为最严谨的出版物之一，按照《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作者”。那么，对外宣称有着近150年悠久历史的崇文书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疏漏呢？
记者登录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查询后发现，崇文书局出版的《学生新华字典》备案在册的主编是杨合鸣，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辞书专家。明明有主编，为什么偏偏不标注呢？
而杨合鸣本人对此事根本不知情，“这只是崇文书局玩的一个花招，他们只是打了我的牌子，这种行为败坏了我的声誉。”
杨合鸣解释说，2001年，崇文书局曾向他约稿，编写了一本《学生规范字典》，此后，这本字典经崇文书局自行包装并更换书名，分别变成了2006年版和2012年版的《学生新华字典》。而这本今年春季开学免费发放给全省农村中小学生的所谓“《学生新华字典》”，虽然在外观上，和崇文书局重新包装的由他主编的2012版字典几乎一模一样，但只是拙劣的盗版，所以才会错漏百出。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节约成本呗。”面对疑惑，这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玄机。原因很简单，盗版的可以不署名，如果署上主编的名字，则要付5%的版权费，合同总价如果为4000万元，则需要付200萬元版权费。
除了价格上存在的疑问，采访中，辞书专家还告诉记者，字典作为工具书，对纸张和印刷质量要求非常高，正版《新华字典》目前都采用特制的字典用纸，成本要高于普通纸张的字典，而湖北省发放给学生的这本问题字典使用的纸张并非专用字典纸，而是普通胶版印刷纸。
无独有偶。湖北、云南、河北、黑龙江等地，已经用不同版本的字典替换《新华字典》发放给学生，今年3月，云南省腾冲、临沧等地甚至出现了将10多万册盗版字典发放给学生的情况。其中腾冲52所农村中小学发放的7万多册字典全部属盗版。
据调查，盗版字典在侵权方式上除了像崇文书局这样“自己盗自己”，还有一种：是“公开盗印”，不法书商利用现代扫描技术，直接盗版印刷，然后打着正版的名义，以极低的价格流入市场。
“有利益，就会产生腐败。谁掌握了当地的教育资源，谁就把握了议价的主动权。在此背景下，便不难理解为何教辅腐败案件频发，为何教辅整治屡禁不止，为何教辅行业乱象丛生。湖北省为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发放320万册盗版字典的事件，或许只折射出教辅乱象中的冰山一角。”有“倡导禁教辅第一人”之称的作家王久辛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