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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反映我国社会生活与民俗风情的《点石斋画报》，由英国商业资本家美查（英文为“Ernest.Major”，笔名“尊闻阁主人”等）与其他三位友人合办，1884年5月8日在上海创刊，1898年终刊。该画报参照西方新闻制作方法，诚如美查在创刊号序文中所谓：“取各馆新闻事迹之颖异者，或新出一器，乍见一物，皆为绘图缀说，以征阅者之信”、“选择新闻中可惊可喜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借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广大民众阅读需求。
《点石斋画报》通常每月面世3期，依次分上、中、下旬出版，每期8个页码，每12期为一辑，先后累计出版了大约4000余幅画、150万文字的相关作品。它利用石版印刷技术刊行，封面采用彩纸，其他则用连史纸，因其由点石斋石印书局印刷，故得此名。该画报平时主要随同沪上发行的老牌报纸《申报》附送各家订户，单独零售时每份洋元五分。
《点石斋画报》一改以往文字形式的传播理念，比较早地开启了广大民众的图像阅读普及时代，因此堪称我国画报之始祖。它以“时事”、“奇闻”、“新知”及“果报”等为主要内容，涉及社会时政、民俗风情、市井百态、民间传说、发明创造及中外关系等诸多方面。从画报版式体例来看，每幅画面一般大约有三百个左右的文字描写、评述，最后落有作者款识。从画报图像风格来看，它汲取了西画“焦点透视”等表现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构图布局严谨，繁简疏密有致，采用单线白描画法，线条优美流畅，造型生动逼肖。由于《点石斋画报》在直观性、可看性、趣味性及时效性等方面均下了不少功夫，而且图文并茂、丰富多彩，因此一经露面便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或震撼力，受到不少民众尤其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青睐。全新体验的图文形式为《点石斋画报》赢得了空前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由此亦奠定了它在中国画报史上的地位。
《点石斋画报》问世，形成了晚清时期华夏文化大众化中的一个独特景观，操笔者多为近代名享一时的职业画家，大都曾流寓沪上。其中吴友如（？—1894）乃晚清江苏元和（今属苏州）人，其名嘉猷，字友如，别署猷，自幼酷爱绘画，但因家境贫困缘故，无法进入学馆或付酬拜师学艺，因而不得不依靠自学来实现心中的理想，成人之后主要依靠鬻画职业为生。吴友如在绘画方面广泛汲取前贤笔墨精髓，尤喜晚清钱杜、改琦、任熊等名家的人物画风格，一度曾赴京华为清廷作画，毕生创作绘画逾4000件，主要有《飞影阁画报》及《吴友如画宝》等。由于他在当时不堪忍受洋人的控制，遂于1890年离开《点石斋画报》，随后自创《飞影阁画报》（后来更名为《飞影阁画册》等），与《点石斋画报》展开了激烈竞争，他最终成为风靡当时画坛的一位职业画家。因受晚清高官曾国藩之聘，吴友如尝于光绪十二年五月底、六月初（大约在1886年7月左右）带领画友数人，由沪上前赴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江宁（今江苏南京，以下“同”），绘制《克复金陵功臣战绩图》。这项工作先后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吴友如在古都南京期间，对当地的山川风物、社会风情等有了进一步了解，为他的实景画创作打下了更好基础。
当时参与《点石斋画报》绘制的其他作者，还包括张志瀛、周慕桥、田英（字子琳）、金桂（字蟾香）、符节（字艮心）、贾醒卿、何元俊（字明甫）、朱儒贤、马子明等20余位画家。其中张志瀛（具体生卒年不详）乃吴友如老师，毕生主要依靠鬻画、课徒为生，绘画风格自具风貌，门下弟子较多，一度名享当时，他曾为清末文人王韬的短篇小说集《淞滨琐话》画插图，深受读者喜爱；周慕桥（1868—1922）为江苏苏州人，曾经拜张志瀛为师学画，后来寓居上海滩谋生，擅长工笔人物及水彩月份牌画，一度影响亦不小；田英（具体生卒年不详）长于人物画，南京博物院现藏有他的人物画《伯乐相马图》，人们可以对其丹青风格有所了解；符节（具体生卒年不详）、贾醒卿（具体生卒年不详）也是上海人……由于这些作者画家大都为在野的一介布衣，故相关生平事略在以往典籍文献中记载有限。
《点石斋画报》在反映清代末期我国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京华等地以及西方一些国家时政奇闻、生活方式的同时，还描绘了不少反映当时江南重镇金陵的一些情形，笔者初略统计相关内容不下200余幅。在近代报业刚刚兴起的年代里，这类时事类图文记载堪称比较新奇少见，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金陵地域文化特色，故在古都南京人文研究方面还具有相应的补史意义。
金陵聚宝门（今中华门，以下“同”）外的雨花台，因为南朝梁代云光法师在此讲经说法，曾致“天落花雨”而得名。台畔还有被誉为“江南第二泉”的永宁泉，相传用该泉水沏茶，不仅清甘提神，更能通灵慧心。春秋佳季，这一带景色优美，颇为吸引游人。故每逢风和日朗，人们踏青、赏秋登临于此，眺览钟山、秦淮和古城景观，放飞风筝，洗涤尘襟，侑酒品茗，拾翠而归……如此体悟六朝遗风，确实别有一番情致韵味。该画报中的《白门烟景》，就反映了当时南京（俗称“白门”等）民众春日踏青雨花台、流连忘返之景。
除了我国传统“上已节”修禊、春日踏青外，农历正月十六“爬城头”也是老南京人登高健身的一大风俗，据说这是从乡村妇女元宵节期间“走三桥”习俗演化而来的。据清代南京文人甘熙《白下琐言》记载：“岁正月既望，城头游人如蚁，箫鼓爆竹之声，远近相闻，谓之‘走百病，又云‘踏太平’。聚宝、三山、石城、通济四门为尤盛……是其俗自古有之，不第吾乡然也。”《踏春赘谭》描绘了当时金陵百姓扶老携幼、登临聚宝门城墙的盛况，其中竟然还出现了一些不雅现象，“最可恶者有无赖少年出入红粉丛中，竟欲咏伊其相”……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昔日文字记载不足或不够形象直观等缺憾。
农历六月廿六为清末光绪皇帝生日，光绪年间（1875—1908）每逢此时，南京城内便呈现出“衢歌巷祝”等景象，当地官员拜贺于城南评事街“万寿宫”，为光绪皇帝祝寿。平民百姓沿街搭起五颜六色的彩棚，有的还以红绫布制成灯彩，上面书有各色字样。入夜以后，沿街灯烛燃放，一派缤纷斑斓景象，自聚宝门逶迤数里许，游人如织，十分热闹，“诚升平气象也”。《万寿盛仪》便反映了这一情景。 《南闱放榜》描绘清代江南贡院（与京华顺天贡院并称“南闱”、“北闱”）科考张榜时，众多考生在江宁府衙正堂前夜晚挑灯仔细查看张榜名单的情景。辛辛苦苦地准备了这么多年，落榜考生的心中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再看如今那些高考后亟待录取消息的莘莘学子，类似渴望“金榜提名”、“鲤鱼跃龙门”的心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祈雨新奇》记述金陵久日不雨，煞是苦了民众，人们祈祷不成，于是祈雨之法愈出愈奇。江宁知府李廷箫遂接受术士之言，以癫虾蟆四头，先用红笔书写四个“火”字，“于其背系于大堂畔，堂之旁复设龙王神位”，待李廷箫身着官服升堂略为审视后，便差人携着虾蟆出聚宝门外四十九步之处，“掘地埋之”；一般民众、商户则裁剪黄纸尺许，再书上“石燕高飞”、“商羊起舞”等字样满街挂遍，或请画家在其上画龙，蜿蜒云际，“极东云见鳞、西云见爪之势”；而孩童们还在门板上塑造土龙，以鸡蛋壳充当龙眼，用碎磁片作龙脊，再以细螺蛳为鳞，两童手持黄旗前行，两童随后鸣锣，众童各持杨柳枝，沿途洒水。如此上行下效，堪称“奇而犹未足为奇也”。由于当时缺乏基本科学常识指导，人们在自然力面前显得颇为无助。
《掘窖暴富》叙述金陵居民陶某以贩为业，但他一贯勤俭谨慎。族人中有家道中落者甲某，欲卖其祖上留下来的房子，陶某便以三百金购得。有一天他于院落中整地，无意中居然掘出了私藏在地窖中的二十余万金。陶氏便对甲某讲：“祖上所遗留下来的钱你敢独占，分一半给我。”其他人知悉后，也纷纷地前来讨要。谚云“一两黄金四两祸”、“命里穷，拾着黄金变了铜”，看来亦不无道理。
庸医骗人，不啻是现在才有的陋象。当年金陵西门街有个姓余的外科医生，平日给人治疗收费甚高，一位金姓病人身上长了一个毒疮，疼痛难忍，慕名前来就诊。但岂知经余某治疗后，非但不见效果，反而一命呜呼。金家妻妾遂气愤地披麻戴孝，找上门来大吵大闹。《庸医受辱》将余某无地自容的狼狈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南郊金陵机器制造局为大名鼎鼎的晚清高官李鸿章倡导所建，在近代军兴、抵御外辱中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静观《快枪述奇》中所绘，有个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摸弄一架重机枪，旁边几位达官贵人亦围观张望。这对当时西风东渐影响下的南京人来说，无疑是件新奇稀罕的事情，颇具诱人魅力。该图客观地反映了人们这一充满好奇心的真实场景。
“十里秦淮”河畔夫子庙对岸的钓鱼巷，昔日尝为烟花场所。初入藏娇窟者称谓财神，进门少则须得先交七八元，多则数十元钱，否则便会受到龟鸨之流的侮辱。某日有人在朋友家饮酒，酩酊大醉后想寻花问柳。友人当即劝阻他说：“钓鱼巷那地方轻易去不得。”而此人早已欲火攻心，这番良言哪能够听得入耳，执意前往钓鱼巷。酒醉醺醺的他不交钱就横冲直闯进入妓院，而见惯了三教九流的龟鸨通常也不是好惹的，见状连忙大声疾呼：“快来人哪！此人非财神也，而是晦气神，把他给我轰出去。”《财神被殴》中的此醉汉正被众人四翘八叉地按倒在地，惨遭一顿棒打鞋抽。
《秦淮胜会》记述了当时西方人士游览古都南京的情景。广东商人陈某早前在粤、沪一带曾与西方人士交识，流寓金陵时又在夫子庙江南贡院的斜对门，开设了一家“庆华照像馆”。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凡西人之来（金）陵者，半与陈相识”，陈某每逢此时必定设筵款待，“以伸地主之情”。之前又有西人到访，此人因与陈某有莫逆之交，陈某特地在秦淮河上雇了条“来喜头号”洋式灯船，并办西式酒席恭款客人，还请在南京的其他西方人士“登舟览眺”，感悟“蒋山青、秦淮碧”的幽美情景。陈某又从钓鱼巷招来妓者，一同征歌侑酒，客人“顾而乐之，无不指手喝彩”。
《骸垢想浴》描绘有个金陵青楼雏妓，冒然闯入一家公共男子浴室内，此举给裸露躯体的众浴客造成了颇为难堪的窘境。男女这般混淆，在当时华夏各地都极为罕见。如此风流放荡，真可谓是人心不古呀！
类似的故事在《点石斋画报》中还有不少精彩或细腻的描绘。诸如记述叔嫂之事的《陈平再世》，反映行窃被揍情景的《小窃受创》，另外还有像《愚人自愚》、《沈乱于酒》、《舆服被焚》、《龟鸨游湖》、《狐遭雷殛》、《暴客惊禅》、《雉鸣求牡》、《蛇破小匪》、《幸离虎口》、《堕桃鸣冤》、《奇方保赤》、《黠贼兔脱》、《高跷肇祸》、《香生九畹》、《天诛逆子》、《小题大做》、《姻缘错配》、《横遭奇祸》、《娶妻归妹》、《杀马求驯》、《屠夫殉豕》、《兵衅》、《磨折十年》、《赌骗》、《异鸟》……可谓洋洋大观，千奇百怪。其中不乏市井生活、奇闻怪事等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时期“西风东渐”的影响下，朝廷、官府对报禁管制氛围时紧时松。《点石斋画报》刊载的有些内容，如反映抵抗外国列强侵略的情形，在客观上起到了唤起民心的作用；再如揭露当时社会中的一些腐朽、阴暗面等现象，对日渐衰败的封建社会进行一定的批评或鞭挞，以及对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同情。这些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新闻语境中，还是应当值得赞许的。当然，该画报中有些内容难免亦带有创作者明显的个人倾向或局限性，与新闻报道客观、真实、准确性以及扬善弃恶等要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距；有些俚俗、艳异之事，生活格调不高，还有的荒诞传说等则具有封建迷信的糟粕性。
不过，我们从这些光怪陆离的生活万花镜中，仍然可以窥见当时我国南京乃至其他一些地区的社会世象，究竟大概应是怎样一种情形了！
《点石斋画报》通常每月面世3期，依次分上、中、下旬出版，每期8个页码，每12期为一辑，先后累计出版了大约4000余幅画、150万文字的相关作品。它利用石版印刷技术刊行，封面采用彩纸，其他则用连史纸，因其由点石斋石印书局印刷，故得此名。该画报平时主要随同沪上发行的老牌报纸《申报》附送各家订户，单独零售时每份洋元五分。
《点石斋画报》一改以往文字形式的传播理念，比较早地开启了广大民众的图像阅读普及时代，因此堪称我国画报之始祖。它以“时事”、“奇闻”、“新知”及“果报”等为主要内容，涉及社会时政、民俗风情、市井百态、民间传说、发明创造及中外关系等诸多方面。从画报版式体例来看，每幅画面一般大约有三百个左右的文字描写、评述，最后落有作者款识。从画报图像风格来看，它汲取了西画“焦点透视”等表现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构图布局严谨，繁简疏密有致，采用单线白描画法，线条优美流畅，造型生动逼肖。由于《点石斋画报》在直观性、可看性、趣味性及时效性等方面均下了不少功夫，而且图文并茂、丰富多彩，因此一经露面便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或震撼力，受到不少民众尤其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青睐。全新体验的图文形式为《点石斋画报》赢得了空前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由此亦奠定了它在中国画报史上的地位。
《点石斋画报》问世，形成了晚清时期华夏文化大众化中的一个独特景观，操笔者多为近代名享一时的职业画家，大都曾流寓沪上。其中吴友如（？—1894）乃晚清江苏元和（今属苏州）人，其名嘉猷，字友如，别署猷，自幼酷爱绘画，但因家境贫困缘故，无法进入学馆或付酬拜师学艺，因而不得不依靠自学来实现心中的理想，成人之后主要依靠鬻画职业为生。吴友如在绘画方面广泛汲取前贤笔墨精髓，尤喜晚清钱杜、改琦、任熊等名家的人物画风格，一度曾赴京华为清廷作画，毕生创作绘画逾4000件，主要有《飞影阁画报》及《吴友如画宝》等。由于他在当时不堪忍受洋人的控制，遂于1890年离开《点石斋画报》，随后自创《飞影阁画报》（后来更名为《飞影阁画册》等），与《点石斋画报》展开了激烈竞争，他最终成为风靡当时画坛的一位职业画家。因受晚清高官曾国藩之聘，吴友如尝于光绪十二年五月底、六月初（大约在1886年7月左右）带领画友数人，由沪上前赴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江宁（今江苏南京，以下“同”），绘制《克复金陵功臣战绩图》。这项工作先后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吴友如在古都南京期间，对当地的山川风物、社会风情等有了进一步了解，为他的实景画创作打下了更好基础。
当时参与《点石斋画报》绘制的其他作者，还包括张志瀛、周慕桥、田英（字子琳）、金桂（字蟾香）、符节（字艮心）、贾醒卿、何元俊（字明甫）、朱儒贤、马子明等20余位画家。其中张志瀛（具体生卒年不详）乃吴友如老师，毕生主要依靠鬻画、课徒为生，绘画风格自具风貌，门下弟子较多，一度名享当时，他曾为清末文人王韬的短篇小说集《淞滨琐话》画插图，深受读者喜爱；周慕桥（1868—1922）为江苏苏州人，曾经拜张志瀛为师学画，后来寓居上海滩谋生，擅长工笔人物及水彩月份牌画，一度影响亦不小；田英（具体生卒年不详）长于人物画，南京博物院现藏有他的人物画《伯乐相马图》，人们可以对其丹青风格有所了解；符节（具体生卒年不详）、贾醒卿（具体生卒年不详）也是上海人……由于这些作者画家大都为在野的一介布衣，故相关生平事略在以往典籍文献中记载有限。
《点石斋画报》在反映清代末期我国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京华等地以及西方一些国家时政奇闻、生活方式的同时，还描绘了不少反映当时江南重镇金陵的一些情形，笔者初略统计相关内容不下200余幅。在近代报业刚刚兴起的年代里，这类时事类图文记载堪称比较新奇少见，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金陵地域文化特色，故在古都南京人文研究方面还具有相应的补史意义。
金陵聚宝门（今中华门，以下“同”）外的雨花台，因为南朝梁代云光法师在此讲经说法，曾致“天落花雨”而得名。台畔还有被誉为“江南第二泉”的永宁泉，相传用该泉水沏茶，不仅清甘提神，更能通灵慧心。春秋佳季，这一带景色优美，颇为吸引游人。故每逢风和日朗，人们踏青、赏秋登临于此，眺览钟山、秦淮和古城景观，放飞风筝，洗涤尘襟，侑酒品茗，拾翠而归……如此体悟六朝遗风，确实别有一番情致韵味。该画报中的《白门烟景》，就反映了当时南京（俗称“白门”等）民众春日踏青雨花台、流连忘返之景。
除了我国传统“上已节”修禊、春日踏青外，农历正月十六“爬城头”也是老南京人登高健身的一大风俗，据说这是从乡村妇女元宵节期间“走三桥”习俗演化而来的。据清代南京文人甘熙《白下琐言》记载：“岁正月既望，城头游人如蚁，箫鼓爆竹之声，远近相闻，谓之‘走百病，又云‘踏太平’。聚宝、三山、石城、通济四门为尤盛……是其俗自古有之，不第吾乡然也。”《踏春赘谭》描绘了当时金陵百姓扶老携幼、登临聚宝门城墙的盛况，其中竟然还出现了一些不雅现象，“最可恶者有无赖少年出入红粉丛中，竟欲咏伊其相”……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昔日文字记载不足或不够形象直观等缺憾。
农历六月廿六为清末光绪皇帝生日，光绪年间（1875—1908）每逢此时，南京城内便呈现出“衢歌巷祝”等景象，当地官员拜贺于城南评事街“万寿宫”，为光绪皇帝祝寿。平民百姓沿街搭起五颜六色的彩棚，有的还以红绫布制成灯彩，上面书有各色字样。入夜以后，沿街灯烛燃放，一派缤纷斑斓景象，自聚宝门逶迤数里许，游人如织，十分热闹，“诚升平气象也”。《万寿盛仪》便反映了这一情景。 《南闱放榜》描绘清代江南贡院（与京华顺天贡院并称“南闱”、“北闱”）科考张榜时，众多考生在江宁府衙正堂前夜晚挑灯仔细查看张榜名单的情景。辛辛苦苦地准备了这么多年，落榜考生的心中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再看如今那些高考后亟待录取消息的莘莘学子，类似渴望“金榜提名”、“鲤鱼跃龙门”的心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祈雨新奇》记述金陵久日不雨，煞是苦了民众，人们祈祷不成，于是祈雨之法愈出愈奇。江宁知府李廷箫遂接受术士之言，以癫虾蟆四头，先用红笔书写四个“火”字，“于其背系于大堂畔，堂之旁复设龙王神位”，待李廷箫身着官服升堂略为审视后，便差人携着虾蟆出聚宝门外四十九步之处，“掘地埋之”；一般民众、商户则裁剪黄纸尺许，再书上“石燕高飞”、“商羊起舞”等字样满街挂遍，或请画家在其上画龙，蜿蜒云际，“极东云见鳞、西云见爪之势”；而孩童们还在门板上塑造土龙，以鸡蛋壳充当龙眼，用碎磁片作龙脊，再以细螺蛳为鳞，两童手持黄旗前行，两童随后鸣锣，众童各持杨柳枝，沿途洒水。如此上行下效，堪称“奇而犹未足为奇也”。由于当时缺乏基本科学常识指导，人们在自然力面前显得颇为无助。
《掘窖暴富》叙述金陵居民陶某以贩为业，但他一贯勤俭谨慎。族人中有家道中落者甲某，欲卖其祖上留下来的房子，陶某便以三百金购得。有一天他于院落中整地，无意中居然掘出了私藏在地窖中的二十余万金。陶氏便对甲某讲：“祖上所遗留下来的钱你敢独占，分一半给我。”其他人知悉后，也纷纷地前来讨要。谚云“一两黄金四两祸”、“命里穷，拾着黄金变了铜”，看来亦不无道理。
庸医骗人，不啻是现在才有的陋象。当年金陵西门街有个姓余的外科医生，平日给人治疗收费甚高，一位金姓病人身上长了一个毒疮，疼痛难忍，慕名前来就诊。但岂知经余某治疗后，非但不见效果，反而一命呜呼。金家妻妾遂气愤地披麻戴孝，找上门来大吵大闹。《庸医受辱》将余某无地自容的狼狈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南郊金陵机器制造局为大名鼎鼎的晚清高官李鸿章倡导所建，在近代军兴、抵御外辱中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静观《快枪述奇》中所绘，有个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摸弄一架重机枪，旁边几位达官贵人亦围观张望。这对当时西风东渐影响下的南京人来说，无疑是件新奇稀罕的事情，颇具诱人魅力。该图客观地反映了人们这一充满好奇心的真实场景。
“十里秦淮”河畔夫子庙对岸的钓鱼巷，昔日尝为烟花场所。初入藏娇窟者称谓财神，进门少则须得先交七八元，多则数十元钱，否则便会受到龟鸨之流的侮辱。某日有人在朋友家饮酒，酩酊大醉后想寻花问柳。友人当即劝阻他说：“钓鱼巷那地方轻易去不得。”而此人早已欲火攻心，这番良言哪能够听得入耳，执意前往钓鱼巷。酒醉醺醺的他不交钱就横冲直闯进入妓院，而见惯了三教九流的龟鸨通常也不是好惹的，见状连忙大声疾呼：“快来人哪！此人非财神也，而是晦气神，把他给我轰出去。”《财神被殴》中的此醉汉正被众人四翘八叉地按倒在地，惨遭一顿棒打鞋抽。
《秦淮胜会》记述了当时西方人士游览古都南京的情景。广东商人陈某早前在粤、沪一带曾与西方人士交识，流寓金陵时又在夫子庙江南贡院的斜对门，开设了一家“庆华照像馆”。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凡西人之来（金）陵者，半与陈相识”，陈某每逢此时必定设筵款待，“以伸地主之情”。之前又有西人到访，此人因与陈某有莫逆之交，陈某特地在秦淮河上雇了条“来喜头号”洋式灯船，并办西式酒席恭款客人，还请在南京的其他西方人士“登舟览眺”，感悟“蒋山青、秦淮碧”的幽美情景。陈某又从钓鱼巷招来妓者，一同征歌侑酒，客人“顾而乐之，无不指手喝彩”。
《骸垢想浴》描绘有个金陵青楼雏妓，冒然闯入一家公共男子浴室内，此举给裸露躯体的众浴客造成了颇为难堪的窘境。男女这般混淆，在当时华夏各地都极为罕见。如此风流放荡，真可谓是人心不古呀！
类似的故事在《点石斋画报》中还有不少精彩或细腻的描绘。诸如记述叔嫂之事的《陈平再世》，反映行窃被揍情景的《小窃受创》，另外还有像《愚人自愚》、《沈乱于酒》、《舆服被焚》、《龟鸨游湖》、《狐遭雷殛》、《暴客惊禅》、《雉鸣求牡》、《蛇破小匪》、《幸离虎口》、《堕桃鸣冤》、《奇方保赤》、《黠贼兔脱》、《高跷肇祸》、《香生九畹》、《天诛逆子》、《小题大做》、《姻缘错配》、《横遭奇祸》、《娶妻归妹》、《杀马求驯》、《屠夫殉豕》、《兵衅》、《磨折十年》、《赌骗》、《异鸟》……可谓洋洋大观，千奇百怪。其中不乏市井生活、奇闻怪事等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时期“西风东渐”的影响下，朝廷、官府对报禁管制氛围时紧时松。《点石斋画报》刊载的有些内容，如反映抵抗外国列强侵略的情形，在客观上起到了唤起民心的作用；再如揭露当时社会中的一些腐朽、阴暗面等现象，对日渐衰败的封建社会进行一定的批评或鞭挞，以及对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同情。这些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新闻语境中，还是应当值得赞许的。当然，该画报中有些内容难免亦带有创作者明显的个人倾向或局限性，与新闻报道客观、真实、准确性以及扬善弃恶等要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距；有些俚俗、艳异之事，生活格调不高，还有的荒诞传说等则具有封建迷信的糟粕性。
不过，我们从这些光怪陆离的生活万花镜中，仍然可以窥见当时我国南京乃至其他一些地区的社会世象，究竟大概应是怎样一种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