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明代龙泉窑花器系日本回流藏品（图1、2、3、4、5），尺寸不大，高仅15厘米，造型十分罕见，浅盘口，束颈，圆腹，寰底，肩部等距附花片式穿孔三系耳，三系耳是佛像发冠或臂上变体莲花装饰纹（图6、图7）。腹壁暗刻缠枝菊纹，里外满釉，芒口覆烧，釉色青翠莹润，精光内蕴。日本人专为此器配制了木架座，以铜链悬挂，怡然清供妙品。
　　笔者十分认同日本藏家对该器的理解——吊式花器，而其具体名称应该即是明人笔下的“花囊”。花囊最初指香囊一类，窑器花囊则是插花专用的一种器皿，但现今明确为花囊的瓷器主要是清代之物，可资参照之器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豆青三系花囊（图8，高13.2、口径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仿汝釉花囊（图9，高13、口径5.8厘米）等清宫旧藏珍品。这两例花囊器式有明显的相承关系，均为侈口，束颈，扁鼓腹，前者肩部附三系，圈足，后者为双系，三乳足。从实物的对照来看，本文所述明龙泉窑吊式花器造型与这两件清宫旧藏花囊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肩部附系的设计颇显共性特质。另，这类清官器花囊造型有些地方也称为鱼篓尊。笔者认为，雍乾鱼篓尊一般尺寸较大，且器壁多刻意装饰仿竹篾编织的纹路，以惟妙惟肖摹现鱼篓之意趣，与上述鱼篓形花囊是存在根本性区别的，尤其乾隆仿汝釉花囊饰有乳丁纹，此种常见于古铜器、古玉器上的纹饰，若加诸乡野竹器鱼篓岂不大谬矣。
　　再看文献方面的相关记述。花囊虽古已有之，但正式见诸文字的似始于明人，最为详要的一则是明高濂《遵生八笺》“论定窑条”的描述：“更有坐墩式雅花囊，圆腹口坦如橐盘，中孔径二寸许，用插多花。”明制度量单位二寸相当于今天的6.22厘米，这里单指孔径，二寸许无疑要比一般的瓶口大，而坐墩式当为花囊式样之一种。
　　其二，清代官器花囊始烧于雍正朝，有按古样而制，《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有多处记载，如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太监刘希文、王太平、王长贵交来的数十件仿古釉器物中就有一件“仿冬青窑花囊”；雍正七年四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古铜花囊一件。奉旨：著照样镟木样，将天盘口硬楞做软楞，此面上开三孔，做样呈览后再做。钦此。于四月二十日，做得木样一件呈览。奉旨：此边口再放圆些，胆开大些，交年希尧各样釉水烧造几件，比此样大些的亦烧造几件。”此条记录被多篇文章援引作清宫旧藏三孔花插器（传世有炉钧釉、白釉两种，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页208，图版187和《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图版92）的文献依据，以至于三孔花插造型被视为花囊之一种，且将花囊等同于花插。对于这类观点，笔者亦不敢苟同，据《活计档》可知，花囊口部为“有楞的盘口”，这与高濂所述的“口坦如橐盘”是一致的，而三孔花插口部封顶呈平面，明显是有区别的。另外，雍正帝眼里的花囊，边口要圆，胆要开大些才好，也透露出花囊造型风格上的一些特点。
　　其三，《红楼梦》第四十回，贾母在大观园宴请刘姥姥，带着薛姨妈、刘姥姥等人在大观园中闲逛，走到探春住的秋爽斋，其房里各种摆设中就有花囊：“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探春“素喜阔朗”，房里尽是大案、大幅、大鼎、大盘、大佛手，汝窑花囊也是斗大的规格，设花囊而非花瓶即因花囊大气，“用插多花”。从此处的文字描述来推断，探春房里的花囊也不可能是囊口封闭，上开多个圆孔的花插，否则，“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无法想象插在一个个孔里。
　　对照这三则有关花囊的描述，此件龙泉花囊，正是“圆腹口坦如橐盘”，且盘口起楞，以之插满满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笃定相宜。口大，腹大，适用于插多花，这是花囊的特征，比之花瓶的高挑，花囊相对低矮，这是花囊的风格。无论实物、文献，此件龙泉窑花器均吻合花囊特征风格，唯一的特殊处是其寰底吊式设计。悬挂式花器五代时即有，结合一些图录资料及实物来看，有竹筒、竹篮、柳篮、吊舟、壶、瓶等各种类，明清时尤其流行，如今日北京故宫内养心殿东暖阁慈禧太后宝座前所设的一对挑杆花篮即颇能说明一时之风气（参阅孟晖《雍正的花香》，《紫禁城》2008年第五期）。有些吊式器更为专门的赏玩件，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水晶带链花篮（图10）、象牙雕镂花篮（图11）等，都是材质高级、制作精细的珍玩。相比于普通立式花器，吊式花器往往更为别致讲究，传世数量稀少，若此件龙泉窑花囊更是笔者收藏龙泉窑青瓷三十多年来，首次见到之器，当时或为名流雅士定制之作亦未可知。
　　此外，前文说到花囊最初指香囊香袋一类，明清时的花囊还镂空用来盛鲜花盛香袋，这与插花的花囊明显是两类不同的器物。但笔者认为，这两者间或存在关联，插花器花囊的造型渊源很可能即是历史更为悠久的盛香草香药的香囊。如本文明龙泉窑吊式花囊，其造型样式跟民间传统的荷包香囊颇为神似，而肩设穿孔的三系耳，或为香囊系绳的一种蜕变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