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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参与劫掠北京城的不但有各国士兵，还有以梅威良为代表的各国传教士。
1900年8月15日，包括美国在内的五国联军冲破了北京城，解除了义和团对使馆区长达55天的围困，解救出了1000多外国士兵和平民，还有聚集在使馆区的5000多中国基督徒。这些人中有70名美国新教传教士，梅威良(Wil-liam S.Ament)就在其中。
残忍的冒险者
与义和团围困使馆区相比，更惊心动魄的是联军占领中国之后发生的“抢劫盛宴”。外国士兵、平民和传教士闯进北京的宫殿、寺庙和商店大肆抢夺珠宝、毛皮、丝绸、贵重瓷器和金银。北京城内外到处是中国人的死尸。为了避免被奸污的命运，有些中国女人投井自杀。
美国军队的司令官查飞表示：可以肯定地说，杀死的没有一个是义和团拳民。无害的苦力和劳工，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成了替死鬼。
1860年的劫掠基本上限制在圆明园及其周边地区，1900年的劫掠范围则包括了整个北京城、颐和园，甚至直隶省内的每一个城镇。1860年的劫掠只持续了两三天，而1900年的劫掠从7月底攻占天津后开始，直到10月，北京的劫掠还在进行。
查飞将军禁止他的下属劫掠，但是效果甚微。英国人辩护说“劫掠是最传统的战争方式”，每个星期日英国使馆都举行劫掠物品拍卖会。
解围之后，大多数传教士都被送到附近的联军要塞，或者护送回国，但是梅威良和其他少数传教士留下来重建教区，领导劫后余生的中国基督徒。“我应该留在这里收拾残局，”梅威良写道，
“必须把我们那些可怜的教民安置好，就像为我们自己寻求赔偿一样维护他们的利益。”
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梅威良，在义和团运动中是个英雄。就在使馆区被围困之前，他两次出入义和团频繁出没的地区，保护那些他通过20年的传教努力才使其皈依的中国信徒。其中一次他星夜出城，随身只带着猎枪，去通州解救了20个传教士和100多名中国基督徒。用他一个同事的话来说，梅威良是一个“完美的传教士”，他汉语熟练，无所畏惧，是天生的领袖。
围困解除之后，大约有200多中国基督徒在梅威良的“护翼”之下。他的那些皈依者，有的躲藏了起来，但是多数被义和团拳民所杀。逃过一劫的幸存者失去了一切——房屋、田地和家庭成员。梅威良的当务之急是找个总部，他的家和教堂都已被义和团烧毁。义和团还玷污了他教堂的墓地——他的三个孩子都埋在那里。8月16日，联军到来后的第二天，梅威良冒险走过北京一片狼藉的街道，征用了一个早已逃离的蒙古王公的府邸，随后把他的基督徒们安置在此，而他俨然成了当地社区的领主。
“我成了一个有影响的人，”他写道，
“附近的中国人对待我就像对待王公，他们给我送来鸡蛋、鸡肉、鸭子和蔬菜。”梅威良扮演起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对那些曾经伤害和杀害基督徒的人施行报复，对顺服的邻居给予保护。
9月，梅威良带领一队美国士兵去乡村寻找和惩罚义和团的拳民。领队的上尉称梅威良“嗜杀成性”，并且试图阻止那些中国基督徒的劫掠。为此这些美国士兵杀死了一个中国基督徒并且误杀了一个无辜的中国老人。梅威良对美国士兵的“软弱”极其厌恶。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查飞心怀疑忌，不再把美国巡逻队派到城外和传教士们一起行动。
梅威良毫不畏惧，即使没有军队的护卫、只在几个中国信徒的陪伴下，他也开始走访北京以南50公里以外的涿州——他的旧教区。已经认识多年的当地中国官员看到他后非常高兴。梅威良看到，占领当地的德国和法国士兵不加区分和选择地烧杀劫掠，把中国人当作标靶来练习枪法，“德国士兵，”梅威良写道，“比恶魔还厉害。”梅威良在“对中国人充满同情”和“应该实行强硬手段”之间摇摆不定。
与马克·吐温的“战争”
梅威良对自己的成就非常骄傲，禁不住在北京的美国记者面前大肆吹嘘。他还仿照英国大使馆的做法，组织劫掠拍卖会拍卖他抢来的物品。此时的他，对外国士兵的野蛮行径和传教士到处劫掠的报道在美国引起公众愤怒一事，还一无所知。这些报道谴责梅威良是一个嗜血的劫掠者，一个记者说，
“梅牧师看上去像个好人，但是我可不愿意尝到他的手段。”
1901年1月，梅威良的麻烦更多了，他被涿州的法国士兵和耶稣会传教团逮捕，被控敲诈勒索一个当铺商人。一个记者报道，这是因为梅威良从40个村庄里劫掠到了价值超过67Y美元的东西。当法国人再到这些村庄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到了梅威良那里。美国大使馆对梅威良的被捕表示抗议。不久之后梅威良获释。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引起了一位名人的关注——他以“马克-吐温”的笔名为人所知。1901年2月6日在《北美评论》上，马克·吐温发表了题为《致黑暗中的人们》的文章，辛辣讽刺梅威良和美国因为占领菲律宾和参与镇压义和团而深深卷人的帝国主义政策。
美国公众的愤怒令梅威良非常震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勇敢而又足智多谋的人，为自己挽救中国基督徒的行为而自豪，但是他发现在美国公众眼中他变成了一个恶棍。美国势力强大的传教士团体立刻声援梅威良，要求公众对马克-吐温针对梅威良牧师完全错误的中伤进行还击。
美国驻中国外交官代表自己讲话说，
“传教士并没有劫掠。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有2万贫困的中国基督徒需要照顾。那里没有政府，没有权威组织，冬天就要到了，传教士们发现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情况非常紧急。最后对财富的安排，现在看来无疑很公正。”
为了平息美国公众的愤怒，梅威良回国为自己辩护。一开始他看起来像“自焚”：他对记者使用“霸占”这样的词，告诉媒体“传教士囤机”谷物等类似措施。他的上级组织、美国国外宣教会命令他闭嘴，希望他找到能扭转公众情绪的策略之后再发言。
美国国外宣教会教育梅威良要遵守媒体的规则。梅威良是一个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之人，如果没有成为一个传教士，他会是个成功的铁路商人。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梅威良还向听众吹响了号角，号召基督徒冲向充满机会的中国去传播上帝的福音。在场的400个商界领袖听罢站起来热烈鼓掌。在15个月里，作为传教英雄和被马克’吐温恶毒诽谤之人，梅威良走遍美国和加拿大到处演讲，为自己辩护。
梅威良和传教团在与马克·吐温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波士顿杂志》的社论标题谴责马克·吐温是“误入歧途的幽默家”。《纽约时报》的社论中写道：看起来我们都错怪了梅威良牧师。甚至最先敲响谴责梅威良战鼓的《纽约太阳报》也撤退了。
梅威良1902年回到中国，带着他那美丽的妻子继续履行传教的使命。1909年1月6日，梅威良死于旧金山，终年57岁。
出兵打击清政府和义和团运动体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德理念”。这场战争之后，联军对北京的野蛮占领和到处劫掠激怒了美国公众，马克·吐温对梅威良的谴责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热衷宣扬的所谓“白人的责任”，并开始自省：基督教国家真的有权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强加给中国吗?
1900年8月15日，包括美国在内的五国联军冲破了北京城，解除了义和团对使馆区长达55天的围困，解救出了1000多外国士兵和平民，还有聚集在使馆区的5000多中国基督徒。这些人中有70名美国新教传教士，梅威良(Wil-liam S.Ament)就在其中。
残忍的冒险者
与义和团围困使馆区相比，更惊心动魄的是联军占领中国之后发生的“抢劫盛宴”。外国士兵、平民和传教士闯进北京的宫殿、寺庙和商店大肆抢夺珠宝、毛皮、丝绸、贵重瓷器和金银。北京城内外到处是中国人的死尸。为了避免被奸污的命运，有些中国女人投井自杀。
美国军队的司令官查飞表示：可以肯定地说，杀死的没有一个是义和团拳民。无害的苦力和劳工，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成了替死鬼。
1860年的劫掠基本上限制在圆明园及其周边地区，1900年的劫掠范围则包括了整个北京城、颐和园，甚至直隶省内的每一个城镇。1860年的劫掠只持续了两三天，而1900年的劫掠从7月底攻占天津后开始，直到10月，北京的劫掠还在进行。
查飞将军禁止他的下属劫掠，但是效果甚微。英国人辩护说“劫掠是最传统的战争方式”，每个星期日英国使馆都举行劫掠物品拍卖会。
解围之后，大多数传教士都被送到附近的联军要塞，或者护送回国，但是梅威良和其他少数传教士留下来重建教区，领导劫后余生的中国基督徒。“我应该留在这里收拾残局，”梅威良写道，
“必须把我们那些可怜的教民安置好，就像为我们自己寻求赔偿一样维护他们的利益。”
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梅威良，在义和团运动中是个英雄。就在使馆区被围困之前，他两次出入义和团频繁出没的地区，保护那些他通过20年的传教努力才使其皈依的中国信徒。其中一次他星夜出城，随身只带着猎枪，去通州解救了20个传教士和100多名中国基督徒。用他一个同事的话来说，梅威良是一个“完美的传教士”，他汉语熟练，无所畏惧，是天生的领袖。
围困解除之后，大约有200多中国基督徒在梅威良的“护翼”之下。他的那些皈依者，有的躲藏了起来，但是多数被义和团拳民所杀。逃过一劫的幸存者失去了一切——房屋、田地和家庭成员。梅威良的当务之急是找个总部，他的家和教堂都已被义和团烧毁。义和团还玷污了他教堂的墓地——他的三个孩子都埋在那里。8月16日，联军到来后的第二天，梅威良冒险走过北京一片狼藉的街道，征用了一个早已逃离的蒙古王公的府邸，随后把他的基督徒们安置在此，而他俨然成了当地社区的领主。
“我成了一个有影响的人，”他写道，
“附近的中国人对待我就像对待王公，他们给我送来鸡蛋、鸡肉、鸭子和蔬菜。”梅威良扮演起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对那些曾经伤害和杀害基督徒的人施行报复，对顺服的邻居给予保护。
9月，梅威良带领一队美国士兵去乡村寻找和惩罚义和团的拳民。领队的上尉称梅威良“嗜杀成性”，并且试图阻止那些中国基督徒的劫掠。为此这些美国士兵杀死了一个中国基督徒并且误杀了一个无辜的中国老人。梅威良对美国士兵的“软弱”极其厌恶。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查飞心怀疑忌，不再把美国巡逻队派到城外和传教士们一起行动。
梅威良毫不畏惧，即使没有军队的护卫、只在几个中国信徒的陪伴下，他也开始走访北京以南50公里以外的涿州——他的旧教区。已经认识多年的当地中国官员看到他后非常高兴。梅威良看到，占领当地的德国和法国士兵不加区分和选择地烧杀劫掠，把中国人当作标靶来练习枪法，“德国士兵，”梅威良写道，“比恶魔还厉害。”梅威良在“对中国人充满同情”和“应该实行强硬手段”之间摇摆不定。
与马克·吐温的“战争”
梅威良对自己的成就非常骄傲，禁不住在北京的美国记者面前大肆吹嘘。他还仿照英国大使馆的做法，组织劫掠拍卖会拍卖他抢来的物品。此时的他，对外国士兵的野蛮行径和传教士到处劫掠的报道在美国引起公众愤怒一事，还一无所知。这些报道谴责梅威良是一个嗜血的劫掠者，一个记者说，
“梅牧师看上去像个好人，但是我可不愿意尝到他的手段。”
1901年1月，梅威良的麻烦更多了，他被涿州的法国士兵和耶稣会传教团逮捕，被控敲诈勒索一个当铺商人。一个记者报道，这是因为梅威良从40个村庄里劫掠到了价值超过67Y美元的东西。当法国人再到这些村庄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到了梅威良那里。美国大使馆对梅威良的被捕表示抗议。不久之后梅威良获释。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引起了一位名人的关注——他以“马克-吐温”的笔名为人所知。1901年2月6日在《北美评论》上，马克·吐温发表了题为《致黑暗中的人们》的文章，辛辣讽刺梅威良和美国因为占领菲律宾和参与镇压义和团而深深卷人的帝国主义政策。
美国公众的愤怒令梅威良非常震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勇敢而又足智多谋的人，为自己挽救中国基督徒的行为而自豪，但是他发现在美国公众眼中他变成了一个恶棍。美国势力强大的传教士团体立刻声援梅威良，要求公众对马克-吐温针对梅威良牧师完全错误的中伤进行还击。
美国驻中国外交官代表自己讲话说，
“传教士并没有劫掠。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有2万贫困的中国基督徒需要照顾。那里没有政府，没有权威组织，冬天就要到了，传教士们发现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情况非常紧急。最后对财富的安排，现在看来无疑很公正。”
为了平息美国公众的愤怒，梅威良回国为自己辩护。一开始他看起来像“自焚”：他对记者使用“霸占”这样的词，告诉媒体“传教士囤机”谷物等类似措施。他的上级组织、美国国外宣教会命令他闭嘴，希望他找到能扭转公众情绪的策略之后再发言。
美国国外宣教会教育梅威良要遵守媒体的规则。梅威良是一个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之人，如果没有成为一个传教士，他会是个成功的铁路商人。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梅威良还向听众吹响了号角，号召基督徒冲向充满机会的中国去传播上帝的福音。在场的400个商界领袖听罢站起来热烈鼓掌。在15个月里，作为传教英雄和被马克’吐温恶毒诽谤之人，梅威良走遍美国和加拿大到处演讲，为自己辩护。
梅威良和传教团在与马克·吐温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波士顿杂志》的社论标题谴责马克·吐温是“误入歧途的幽默家”。《纽约时报》的社论中写道：看起来我们都错怪了梅威良牧师。甚至最先敲响谴责梅威良战鼓的《纽约太阳报》也撤退了。
梅威良1902年回到中国，带着他那美丽的妻子继续履行传教的使命。1909年1月6日，梅威良死于旧金山，终年57岁。
出兵打击清政府和义和团运动体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德理念”。这场战争之后，联军对北京的野蛮占领和到处劫掠激怒了美国公众，马克·吐温对梅威良的谴责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热衷宣扬的所谓“白人的责任”，并开始自省：基督教国家真的有权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强加给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