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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画家,我追求的是日本美的源流,我的人生精神支柱则是玄奘三藏。然而,我不曾想到,在中国的敦煌,为我准备了非同寻常的人生画廊。”
2009年12月2日,79岁的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先生因脑梗塞在东京去世。消息传至中国,许多熟悉平山先生的人都深感悲恸。尤其是在戈壁大漠之中的敦煌,人们更是沉浸在悲伤之中。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平山先生从敦煌的痴迷者到敦煌的保护者,写就了一段传奇。有人说,世界上最爱敦煌的人,除了张大千、于右任、常书鸿,还有一位日本人,他就是平山郁夫。
敦煌的启迪
众所周知,平山先生的成名作是《佛教传来》。1959年,深受核辐射后遗症之苦、艺术创作上又一时找不到突破而苦恼的平山郁夫,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中说,1964年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18届奥运会,其圣火在从希腊雅典传递到东京的途中,如果能经过天山以南的丝绸之路就好了。
读到这篇文章的平山郁夫忽然灵感闪现。他想到,丝绸之路正是中国唐代著名僧人玄奘为拯救众生而西行印度的求法之路。被玄奘求法精神所感动的平山,创作出了《佛教传来》,这幅画当时引起了日本美术界的关注,也因此成为平山郁夫艺术道路的一个标志。平山郁夫由此一举成名,他改变了日本画以花鸟风月为题材的传统,代之以厚重的历史感,开创了日本画一代画风。
实际上,促成平山郁夫这次艺术飞跃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出现在此前的一年多之前。1958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日本东京开展,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及其弟子所临摹的三百幅敦煌壁画吸引了无数的日本观众,而平山郁夫就在其中。气势磅礴、充满生命的敦煌艺术,让平山深受震撼。虽然这次展览没有立刻改变当时仍以风景画为主的平山的画风,但当他一年多之后创作出《佛教传来》的时候,我们从这幅画作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浓厚的敦煌壁画风格。
成名之后,平山郁夫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而他的绘画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敦煌与丝绸之路。环绕在莫高窟周边的漫漫沙漠、穿行于吐鲁番戈壁中的悠悠驼队,被平山郁夫用金色和蓝色渲染得壮丽而神秘,淡泊而悠远。
平山郁夫在对自己的艺术生涯进行总结时说道:“作为画家,我追求的是日本美的源流,我的人生精神支柱则是玄奘三藏。然而,我不曾想到,在中国的敦煌,为我准备了非同寻常的人生画廊。”
成名后的平山郁夫一直想到敦煌去亲眼看看,但当时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历史条件使得他未能成行。直至20年后,平山才终于如愿以偿。
1979年,平山在第一次访问敦煌时,敦煌县城所有的招待所都被洪水冲毁了,接待单位因此拒绝了他的访问要求。平山只好向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求助。常书鸿在与外事部门协商之后,特别安排将办公室改成接待室,迎接平山的到来。
平山郁夫后来回忆自己这次敦煌之行时说:自从在东京邂逅“敦煌壁画摹写展”,20年过后能如愿以偿走近敦煌,别提多兴奋。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又从兰州经酒泉、嘉峪关,到敦煌用了五天时间。在沙漠上沿着祁连山,向敦煌日夜驰行。到莫高窟时常书鸿先生不在,我马上开始写生,捕捉莫高窟那令人激动的氛围,……在敦煌待了三天,常书鸿先生亲自带着我参观洞窟,历代洞窟的壁画和彩塑令我目不暇接,如此壮观的瑰宝使我非常惊讶。傍晚我又独自在九层楼旁画外景,听见敲钟才下来吃饭。
宏伟古老的敦煌艺术让平山郁夫深感震撼,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找到了日本文化的源泉,也找到了自己激情的源泉,他感叹道:“我真没有想到莫高窟壁画如此精美。……毫无疑问,世界性名作都齐集于敦煌。”
在平山郁夫的一生中,他又多次重返敦煌。他甚至把敦煌艺术定为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的必修课,要求学生必须到敦煌去亲眼看一看日本文化的原典。
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平山郁夫在敦煌莫高窟盛唐220窟的发现。当他在220窟中看到一幅题记为“贞观十六年”的壁画时,惊讶地发现,这幅壁画竟然与他1976年在日本法隆寺金堂中所临摹的6号壁画极其相似。“两处壁画的观音像从画风到肌肤的颜色、线条、衣纹、缨珞的颜色完全一样。”平山在惊愕之余判断,两幅画应该是由同一幅底稿画出,极有可能是在长安画坊制作的原画,一幅被唐朝画师带到了长安以西2000公里的敦煌,另一幅则通过日本的遣唐使被带到了长安以东2000公里的奈良。
对敦煌的保护
第一次访问敦煌的短短几天中,平山郁夫不仅创作出了一百多幅写生作品,更产生出了保护敦煌的想法。这既是出于对敦煌的热爱,更是出于对常书鸿先生的敬佩。
常书鸿先生被尊为敦煌的保护神,他在荒芜的沙漠里呆了40余年,为保护敦煌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在1958年东京的敦煌艺术展览会上,平山郁夫得以结识常书鸿。两位艺术家因敦煌而结缘,后来又共同承担起保护敦煌的历史使命。1979年平山郁夫访问敦煌时,常书鸿谈起了敦煌的保护问题,平山答应提供帮助。
回到日本后,平山郁夫开始为敦煌的保护工作而奔走。他首先组织了东京艺术大学敦煌学术调查团,三次前往敦煌进行调查,提出合作保护项目。项目需要得到两国政府的批准,平山郁夫就向中国方面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努力解决各种困难。当从日本驻华大使那里得知,中国文物法第一条就规定重点文物由中国人自己来保护的时候,意志坚定的平山回答说:法律条文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在平山看来,敦煌的文物是中国的瑰宝,同时也是东亚的、世界的文化遗产,所以人人都有保护责任。他曾经利用一次午餐会的机会,直接向坐在他旁边的中国外长钱其琛申述:中国保护文物的法律我知道,但为了保护作为全人类财产的敦煌文物,能否网开一面。钱其琛外长马上答应,找文物局长等相关人员来协调此事。
1988年,在平山的倡导下,“文化遗产保护振兴财团”(现“文化遗产保护
2009年12月2日,79岁的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先生因脑梗塞在东京去世。消息传至中国,许多熟悉平山先生的人都深感悲恸。尤其是在戈壁大漠之中的敦煌,人们更是沉浸在悲伤之中。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平山先生从敦煌的痴迷者到敦煌的保护者,写就了一段传奇。有人说,世界上最爱敦煌的人,除了张大千、于右任、常书鸿,还有一位日本人,他就是平山郁夫。
敦煌的启迪
众所周知,平山先生的成名作是《佛教传来》。1959年,深受核辐射后遗症之苦、艺术创作上又一时找不到突破而苦恼的平山郁夫,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中说,1964年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18届奥运会,其圣火在从希腊雅典传递到东京的途中,如果能经过天山以南的丝绸之路就好了。
读到这篇文章的平山郁夫忽然灵感闪现。他想到,丝绸之路正是中国唐代著名僧人玄奘为拯救众生而西行印度的求法之路。被玄奘求法精神所感动的平山,创作出了《佛教传来》,这幅画当时引起了日本美术界的关注,也因此成为平山郁夫艺术道路的一个标志。平山郁夫由此一举成名,他改变了日本画以花鸟风月为题材的传统,代之以厚重的历史感,开创了日本画一代画风。
实际上,促成平山郁夫这次艺术飞跃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出现在此前的一年多之前。1958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日本东京开展,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及其弟子所临摹的三百幅敦煌壁画吸引了无数的日本观众,而平山郁夫就在其中。气势磅礴、充满生命的敦煌艺术,让平山深受震撼。虽然这次展览没有立刻改变当时仍以风景画为主的平山的画风,但当他一年多之后创作出《佛教传来》的时候,我们从这幅画作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浓厚的敦煌壁画风格。
成名之后,平山郁夫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而他的绘画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敦煌与丝绸之路。环绕在莫高窟周边的漫漫沙漠、穿行于吐鲁番戈壁中的悠悠驼队,被平山郁夫用金色和蓝色渲染得壮丽而神秘,淡泊而悠远。
平山郁夫在对自己的艺术生涯进行总结时说道:“作为画家,我追求的是日本美的源流,我的人生精神支柱则是玄奘三藏。然而,我不曾想到,在中国的敦煌,为我准备了非同寻常的人生画廊。”
成名后的平山郁夫一直想到敦煌去亲眼看看,但当时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历史条件使得他未能成行。直至20年后,平山才终于如愿以偿。
1979年,平山在第一次访问敦煌时,敦煌县城所有的招待所都被洪水冲毁了,接待单位因此拒绝了他的访问要求。平山只好向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求助。常书鸿在与外事部门协商之后,特别安排将办公室改成接待室,迎接平山的到来。
平山郁夫后来回忆自己这次敦煌之行时说:自从在东京邂逅“敦煌壁画摹写展”,20年过后能如愿以偿走近敦煌,别提多兴奋。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又从兰州经酒泉、嘉峪关,到敦煌用了五天时间。在沙漠上沿着祁连山,向敦煌日夜驰行。到莫高窟时常书鸿先生不在,我马上开始写生,捕捉莫高窟那令人激动的氛围,……在敦煌待了三天,常书鸿先生亲自带着我参观洞窟,历代洞窟的壁画和彩塑令我目不暇接,如此壮观的瑰宝使我非常惊讶。傍晚我又独自在九层楼旁画外景,听见敲钟才下来吃饭。
宏伟古老的敦煌艺术让平山郁夫深感震撼,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找到了日本文化的源泉,也找到了自己激情的源泉,他感叹道:“我真没有想到莫高窟壁画如此精美。……毫无疑问,世界性名作都齐集于敦煌。”
在平山郁夫的一生中,他又多次重返敦煌。他甚至把敦煌艺术定为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的必修课,要求学生必须到敦煌去亲眼看一看日本文化的原典。
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平山郁夫在敦煌莫高窟盛唐220窟的发现。当他在220窟中看到一幅题记为“贞观十六年”的壁画时,惊讶地发现,这幅壁画竟然与他1976年在日本法隆寺金堂中所临摹的6号壁画极其相似。“两处壁画的观音像从画风到肌肤的颜色、线条、衣纹、缨珞的颜色完全一样。”平山在惊愕之余判断,两幅画应该是由同一幅底稿画出,极有可能是在长安画坊制作的原画,一幅被唐朝画师带到了长安以西2000公里的敦煌,另一幅则通过日本的遣唐使被带到了长安以东2000公里的奈良。
对敦煌的保护
第一次访问敦煌的短短几天中,平山郁夫不仅创作出了一百多幅写生作品,更产生出了保护敦煌的想法。这既是出于对敦煌的热爱,更是出于对常书鸿先生的敬佩。
常书鸿先生被尊为敦煌的保护神,他在荒芜的沙漠里呆了40余年,为保护敦煌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在1958年东京的敦煌艺术展览会上,平山郁夫得以结识常书鸿。两位艺术家因敦煌而结缘,后来又共同承担起保护敦煌的历史使命。1979年平山郁夫访问敦煌时,常书鸿谈起了敦煌的保护问题,平山答应提供帮助。
回到日本后,平山郁夫开始为敦煌的保护工作而奔走。他首先组织了东京艺术大学敦煌学术调查团,三次前往敦煌进行调查,提出合作保护项目。项目需要得到两国政府的批准,平山郁夫就向中国方面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努力解决各种困难。当从日本驻华大使那里得知,中国文物法第一条就规定重点文物由中国人自己来保护的时候,意志坚定的平山回答说:法律条文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在平山看来,敦煌的文物是中国的瑰宝,同时也是东亚的、世界的文化遗产,所以人人都有保护责任。他曾经利用一次午餐会的机会,直接向坐在他旁边的中国外长钱其琛申述:中国保护文物的法律我知道,但为了保护作为全人类财产的敦煌文物,能否网开一面。钱其琛外长马上答应,找文物局长等相关人员来协调此事。
1988年,在平山的倡导下,“文化遗产保护振兴财团”(现“文化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