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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想先说清楚几件事。
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几乎都面对过——或正在处理——某种重大的挑战或厄运。这本书是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写的。家父原本身强体健，却在64岁时因大量脑出血骤逝，病因无法解释。家母却违抗或然率，已击退卵巢癌9年，而总是将功劳归给优秀肿瘤医生策划的侵略性疗法。
身为新闻记者，我遇过数次千钧一发，也亲眼目睹过许多悲剧。1992年8月，在为ABC新闻报道塞拉耶佛血腥围城期间，资深制作人大卫·凯普兰就在和我比肩而坐时遭狙击手射杀身亡。一颗9毫米的子弹疾速穿过我们厢型车的后门，刺穿大卫的背，切断了他的肺动脉。法国战斗部队予以抢救，仍伤重不治。他——而不是我——会命丧那个中间座位，纯属几率，那明明是离车窗最远，最安全的位置啊！
我一直有某种控制癖，因此对于以上事件，我都想提出质疑。为什么健康的人会莫名其妙地暴毙？为什么癌症会袭击无罹癌风险者？为什么子弹会找张三而非李四当祭品？或许是为了取回些许掌控权，我开始问：是否有任何隐秘的方式可以提升生还几率？
生还者俱乐部的三条规则
一、规则一：人人都是生还者
无论我们怎么闪避，怎么否认或抗拒，总是有泥罐车或飓风或其他灾害在转角等着我们每一个人。最终，每个人都会加入受虐团体——遭到命运“霸凌”的团体。非进去不可，不入会不行。因此本书的第一条规则是：人人注定成为生还者。
我们给“生还者”下的定义是“面对且克服了逆境、艰困、疾病或身心创伤的人”。生还者无视反对与挫败，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或许想离开，但仍然坚持下去。有些人甚至战胜了最坏的情况。他们充分利用了不幸。他们不只是活下去而已，他们活得充实。套用这领域的黑话，他们“成长茁壮”了。无论是存活6个月或60年，他们都充分利用了时间。
生还者不是每次都能克服逆境，此后便幸福美满的超级英雄。如果你以为他们总是高奏凯歌，那你就错了。他们是有时赢，有时输的平凡人。他们有同样的态度，但并非全部拥有同样的人格特质。他们克服逆境，但不见得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不见得人人具备极佳的适应力，人人乐观进取。他们不一定能活到高龄；有时他们只多活了几个月。最终，定义生还者的是善用生命——无论剩余多少——的才能。
二、规则二：没有比较问题
星期五，21岁大学生南多·帕拉多（Nando Parrado）和他的橄榄球球从乌拉圭飞往智利，要度过一个阳光、欢笑和运动的周末假期。基于某种迄今仍不明朗的因素，他们的双引擎涡轮式螺旋浆飞机撞上安地斯山脉一座崎岖的山峰，然后坠到冰河上。45名乘客中，有12名死于撞击，5名在第一晚丧命于1.2万英尺高山的天寒地冻中。身材瘦长的南多·帕拉多在那里昏迷了3天。他的头骨有4处破裂。其他生还者已经放弃他，将他的身体拖进尸袋。
南多，你听得见吗？南多，听得到我说话吗？
南多犹记得，这些是他在1972年10月16日睁开双眼时最先听到的话。他随即困惑起来：我为什么这么冷？为什么头这么痛？帕拉多伸手摸了摸太阳穴。他发现右耳上方有数道凸起的伤痕。指尖一压，便会感受到他所谓的“湿软海绵感”。那种感觉令人作呕：他碎裂的颅骨插入脑部表层了。南多随即获悉他的母亲已在坠机事故中过世，他19岁的妹妹之后也禁不住伤势和严寒，在他怀里阖眼。尽管丧亲令他痛不欲生，南多却不允许自己掉一滴泪。脑海一个声音告诉他：不可以哭。眼泪会浪费盐分，你需要盐分才能活下去。
在冰河待了60天，面对慢性饥饿与迫在眉睫的死亡，南多和其他两人展开“困兽之斗”来救自己的性命。其中一个男人在一天后回头，剩南多和另一个人攀爬。他们从碎裂的机身里找到一些简单工具，攀上1.7万英尺高的山壁，然后惊讶而失望地发现飞机坠毁在山地中央，只有无生命的冰大肆蔓延。但他们又跋涉了10天，营养不良、筋疲力尽的他们不知怎么走了45英里路，越过冰冷的冻原，心中只有“无可毁灭的回家的渴望”。当他们终于遇到一个骑马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得救了……
后来在医院，南多的父亲问道：“你是怎么活下来的？这么多星期没吃东西……”面临随时可能饿死的恐惧，南多说他们别无选择。经过激辩，他们决定分食罹难者的尸体。父亲毫无惧色地回答：“你非得这样做不可，很高兴你回家了。”
今天南多是乌拉圭一名成功的生意人兼电视名人。结婚至今29年，育有两个女儿，他环游世界、玩赛车并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他告诉我在犹他盐湖城一次令他难忘的经验。在他发表演说，畅谈安地斯山的磨难时，他注意到台下有个衣冠不整的女人在哭泣。演说完毕，她前去找他。“今天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她告诉他，“我原本死了，但在今天重生。”几年前，她在倒车出车道时意外辗过她的女儿，她说从此她不再在乎任何事情，她不爱惜自己，宛如行尸走肉。南多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把那个女人拉进怀中，用全身力量紧紧拥抱她。这个不修边幅的女人没有在冰河熬过72天，也没有失去一半的家人和两个最好的朋友。但，南多想，会有任何人怀疑，她所承受的苦难不比我多吗？
在那一刻之前，他一直对于他的求生奋斗感到一股莫名而不自在的骄傲。各大冒险杂志一直将安地斯事件列于史上最伟大求生故事的榜首，他们的奋斗也拍成电影和纪录片。但，紧搂着那个女人，他才发现某件更深层却更普遍的事。“我们每一个人，有时都会面临无助与绝望，”他在著名的回忆录《安地斯山脉的奇迹》中写道，“每个人都会经历悲伤、遗弃和难以承受的丧亲之痛。而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可避免的迫近。”给了那名妇女长长的拥抱后，他想到两句话，于是轻声地说：“我们全都有人生的安地斯山。你也有你的安地斯山。”
哪个比较惨？身陷安地斯山的冰天雪地，还是失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有人问这些问题，但没有标准答案。生还者俱乐部的第二条规则是：没有比较问题。当然，逆境有千万种形式，但如果那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如果它使你无法转移注意力——如果那对你意义重大——那么就不该拿来比较。最大的磨难正发生在你身上，此时，此地。比较没有意义。无论危机为何，无论是在冰河或车道上，生还者俱乐部的第二条规则意味着，你的挑战和其他人一样巨大。
三、规则三：你比你想象中强壮
1985年3月16日一大早，安德森刚和朋友在西贝鲁特打完网球。在一条狭窄的路上，他遇到3名全身脏兮兮的持枪男人。“进去，不然就开枪了！”一个男人说，拿枪抵着他的头。他猛力把安德森摔在地板，把一只旧篮子丢在他身上。开了一会儿后，安德森身体被胶带捆绑，眼睛被一块脏布蒙住，然后遭审问。后来他被铐上手铐脚镣，和一张钢床绑在一起。他无法站立，更别说坐直起来了。他被迫把尿解在床边一只塑胶瓶里。在钢床上趴了24天后，安德森觉得自己快疯了。他告诉其中一个俘虏他的人：“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是动物，我是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那你想要什么？”对方问他。
“一本书，一本圣经……你得松开这些锁链，我要疯了。”
隔天，安德森的桎梏解开了，他们也买给他一本全新的红色的圣经。他们让他摘掉眼罩，读30分钟。他品尝着新墨水、新书皮的气味，以及《创世纪》的第一句：一开始……
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安德森刚吃完在家做的意大利面和沙拉午餐，正喝着一杯南非皮诺塔吉红酒。他住在俄亥俄州雅典县一座面积达250英亩的农场，日子过得幸福。
曾为越战陆战队员的安德森是足迹踏遍三大洲的通讯记者，报道各式各样的天然及人为灾害。安德森表示，在约莫20个平安返家的长期人质中，有一个直接送进精神病院，之后便未再出现，还有一人则在类似机构进进出出达10年之久。“我们全都在某些方面受创，”他说，“但我相信我们都恢复得很好。”
“生还是一回事，”他继续，“生还得优雅而有尊严是另一回事。”安德森相信，他的磨难最令他惊奇的地方，是他的人质同伴如何在不失体面与人性之下渡过最大的难关。他犹记得那些最低潮的日子，他好想放弃，无法再面对那些虐待、孤独及恶心的羔羊饭。“上帝，我办不到，”他说，“我完了，我投降了。”
“但在投降的尽头，”他在回忆录《烙印：特派员的生与死》（Den of Lions）中写道，“没有条理分明的思想，没有真实的痛楚，没有感觉，只有疲惫，只有等待，以及一样东西。温暖，光明，柔和。接受，我愿意接受了，接受自己。休息吧。一会儿之后，力量油然而生。就此刻而言，那已足够。”（编辑/袁红）
作者简介
班·薛伍德（Ben Sherwood）
得奖记者，曾任美国广播公司（ABC）《早安美国》执行制作及国家广播公司（NBC）《晚间新闻》的资深广播制作人。他的畅销书《啃七四七飞机的男人》（The Man Who Ate the 747）及《查理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Charlie St. Cloud）于全球各地出版。
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几乎都面对过——或正在处理——某种重大的挑战或厄运。这本书是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写的。家父原本身强体健，却在64岁时因大量脑出血骤逝，病因无法解释。家母却违抗或然率，已击退卵巢癌9年，而总是将功劳归给优秀肿瘤医生策划的侵略性疗法。
身为新闻记者，我遇过数次千钧一发，也亲眼目睹过许多悲剧。1992年8月，在为ABC新闻报道塞拉耶佛血腥围城期间，资深制作人大卫·凯普兰就在和我比肩而坐时遭狙击手射杀身亡。一颗9毫米的子弹疾速穿过我们厢型车的后门，刺穿大卫的背，切断了他的肺动脉。法国战斗部队予以抢救，仍伤重不治。他——而不是我——会命丧那个中间座位，纯属几率，那明明是离车窗最远，最安全的位置啊！
我一直有某种控制癖，因此对于以上事件，我都想提出质疑。为什么健康的人会莫名其妙地暴毙？为什么癌症会袭击无罹癌风险者？为什么子弹会找张三而非李四当祭品？或许是为了取回些许掌控权，我开始问：是否有任何隐秘的方式可以提升生还几率？
生还者俱乐部的三条规则
一、规则一：人人都是生还者
无论我们怎么闪避，怎么否认或抗拒，总是有泥罐车或飓风或其他灾害在转角等着我们每一个人。最终，每个人都会加入受虐团体——遭到命运“霸凌”的团体。非进去不可，不入会不行。因此本书的第一条规则是：人人注定成为生还者。
我们给“生还者”下的定义是“面对且克服了逆境、艰困、疾病或身心创伤的人”。生还者无视反对与挫败，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或许想离开，但仍然坚持下去。有些人甚至战胜了最坏的情况。他们充分利用了不幸。他们不只是活下去而已，他们活得充实。套用这领域的黑话，他们“成长茁壮”了。无论是存活6个月或60年，他们都充分利用了时间。
生还者不是每次都能克服逆境，此后便幸福美满的超级英雄。如果你以为他们总是高奏凯歌，那你就错了。他们是有时赢，有时输的平凡人。他们有同样的态度，但并非全部拥有同样的人格特质。他们克服逆境，但不见得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不见得人人具备极佳的适应力，人人乐观进取。他们不一定能活到高龄；有时他们只多活了几个月。最终，定义生还者的是善用生命——无论剩余多少——的才能。
二、规则二：没有比较问题
星期五，21岁大学生南多·帕拉多（Nando Parrado）和他的橄榄球球从乌拉圭飞往智利，要度过一个阳光、欢笑和运动的周末假期。基于某种迄今仍不明朗的因素，他们的双引擎涡轮式螺旋浆飞机撞上安地斯山脉一座崎岖的山峰，然后坠到冰河上。45名乘客中，有12名死于撞击，5名在第一晚丧命于1.2万英尺高山的天寒地冻中。身材瘦长的南多·帕拉多在那里昏迷了3天。他的头骨有4处破裂。其他生还者已经放弃他，将他的身体拖进尸袋。
南多，你听得见吗？南多，听得到我说话吗？
南多犹记得，这些是他在1972年10月16日睁开双眼时最先听到的话。他随即困惑起来：我为什么这么冷？为什么头这么痛？帕拉多伸手摸了摸太阳穴。他发现右耳上方有数道凸起的伤痕。指尖一压，便会感受到他所谓的“湿软海绵感”。那种感觉令人作呕：他碎裂的颅骨插入脑部表层了。南多随即获悉他的母亲已在坠机事故中过世，他19岁的妹妹之后也禁不住伤势和严寒，在他怀里阖眼。尽管丧亲令他痛不欲生，南多却不允许自己掉一滴泪。脑海一个声音告诉他：不可以哭。眼泪会浪费盐分，你需要盐分才能活下去。
在冰河待了60天，面对慢性饥饿与迫在眉睫的死亡，南多和其他两人展开“困兽之斗”来救自己的性命。其中一个男人在一天后回头，剩南多和另一个人攀爬。他们从碎裂的机身里找到一些简单工具，攀上1.7万英尺高的山壁，然后惊讶而失望地发现飞机坠毁在山地中央，只有无生命的冰大肆蔓延。但他们又跋涉了10天，营养不良、筋疲力尽的他们不知怎么走了45英里路，越过冰冷的冻原，心中只有“无可毁灭的回家的渴望”。当他们终于遇到一个骑马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得救了……
后来在医院，南多的父亲问道：“你是怎么活下来的？这么多星期没吃东西……”面临随时可能饿死的恐惧，南多说他们别无选择。经过激辩，他们决定分食罹难者的尸体。父亲毫无惧色地回答：“你非得这样做不可，很高兴你回家了。”
今天南多是乌拉圭一名成功的生意人兼电视名人。结婚至今29年，育有两个女儿，他环游世界、玩赛车并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他告诉我在犹他盐湖城一次令他难忘的经验。在他发表演说，畅谈安地斯山的磨难时，他注意到台下有个衣冠不整的女人在哭泣。演说完毕，她前去找他。“今天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她告诉他，“我原本死了，但在今天重生。”几年前，她在倒车出车道时意外辗过她的女儿，她说从此她不再在乎任何事情，她不爱惜自己，宛如行尸走肉。南多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把那个女人拉进怀中，用全身力量紧紧拥抱她。这个不修边幅的女人没有在冰河熬过72天，也没有失去一半的家人和两个最好的朋友。但，南多想，会有任何人怀疑，她所承受的苦难不比我多吗？
在那一刻之前，他一直对于他的求生奋斗感到一股莫名而不自在的骄傲。各大冒险杂志一直将安地斯事件列于史上最伟大求生故事的榜首，他们的奋斗也拍成电影和纪录片。但，紧搂着那个女人，他才发现某件更深层却更普遍的事。“我们每一个人，有时都会面临无助与绝望，”他在著名的回忆录《安地斯山脉的奇迹》中写道，“每个人都会经历悲伤、遗弃和难以承受的丧亲之痛。而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可避免的迫近。”给了那名妇女长长的拥抱后，他想到两句话，于是轻声地说：“我们全都有人生的安地斯山。你也有你的安地斯山。”
哪个比较惨？身陷安地斯山的冰天雪地，还是失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有人问这些问题，但没有标准答案。生还者俱乐部的第二条规则是：没有比较问题。当然，逆境有千万种形式，但如果那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如果它使你无法转移注意力——如果那对你意义重大——那么就不该拿来比较。最大的磨难正发生在你身上，此时，此地。比较没有意义。无论危机为何，无论是在冰河或车道上，生还者俱乐部的第二条规则意味着，你的挑战和其他人一样巨大。
三、规则三：你比你想象中强壮
1985年3月16日一大早，安德森刚和朋友在西贝鲁特打完网球。在一条狭窄的路上，他遇到3名全身脏兮兮的持枪男人。“进去，不然就开枪了！”一个男人说，拿枪抵着他的头。他猛力把安德森摔在地板，把一只旧篮子丢在他身上。开了一会儿后，安德森身体被胶带捆绑，眼睛被一块脏布蒙住，然后遭审问。后来他被铐上手铐脚镣，和一张钢床绑在一起。他无法站立，更别说坐直起来了。他被迫把尿解在床边一只塑胶瓶里。在钢床上趴了24天后，安德森觉得自己快疯了。他告诉其中一个俘虏他的人：“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是动物，我是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那你想要什么？”对方问他。
“一本书，一本圣经……你得松开这些锁链，我要疯了。”
隔天，安德森的桎梏解开了，他们也买给他一本全新的红色的圣经。他们让他摘掉眼罩，读30分钟。他品尝着新墨水、新书皮的气味，以及《创世纪》的第一句：一开始……
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安德森刚吃完在家做的意大利面和沙拉午餐，正喝着一杯南非皮诺塔吉红酒。他住在俄亥俄州雅典县一座面积达250英亩的农场，日子过得幸福。
曾为越战陆战队员的安德森是足迹踏遍三大洲的通讯记者，报道各式各样的天然及人为灾害。安德森表示，在约莫20个平安返家的长期人质中，有一个直接送进精神病院，之后便未再出现，还有一人则在类似机构进进出出达10年之久。“我们全都在某些方面受创，”他说，“但我相信我们都恢复得很好。”
“生还是一回事，”他继续，“生还得优雅而有尊严是另一回事。”安德森相信，他的磨难最令他惊奇的地方，是他的人质同伴如何在不失体面与人性之下渡过最大的难关。他犹记得那些最低潮的日子，他好想放弃，无法再面对那些虐待、孤独及恶心的羔羊饭。“上帝，我办不到，”他说，“我完了，我投降了。”
“但在投降的尽头，”他在回忆录《烙印：特派员的生与死》（Den of Lions）中写道，“没有条理分明的思想，没有真实的痛楚，没有感觉，只有疲惫，只有等待，以及一样东西。温暖，光明，柔和。接受，我愿意接受了，接受自己。休息吧。一会儿之后，力量油然而生。就此刻而言，那已足够。”（编辑/袁红）
作者简介
班·薛伍德（Ben Sherwood）
得奖记者，曾任美国广播公司（ABC）《早安美国》执行制作及国家广播公司（NBC）《晚间新闻》的资深广播制作人。他的畅销书《啃七四七飞机的男人》（The Man Who Ate the 747）及《查理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Charlie St. Cloud）于全球各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