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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环，男，1965年7月生，河南省信阳市人，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正处级检察员，兼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论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所研究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咨询员等学术职务。
人们挞伐专制而誉美民主，是因为民主允许公众充分表达诉求，允许每一个有理性的国民，每一个有利益追求的集团，通过法律设定的程序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施加相同的影响。民主容许各种分歧的意见，包容不同的风格，宽容无害社会的个人行为。正处在社会全面变革时期的中国，对许多发展难题的破解，应当依靠广泛的民意和深厚的民智，在最不易突破的地方进行除旧布新，不是仰仗所谓的精英阶层而是让多数人共同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多数意见在民主决策程序中之所以应当是决定性的，基于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这样的命题。因为是平等的，判断的标准只能是数量的。聪明与愚钝、富足与贫穷、文化程度的高与低等个体性差异，都不足以成为个人意见价值大小的判断标准。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意味着对多数人有好处，以多数人为特征的民主应当受制于社会公正，否则，人们所担心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为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真的会发生。
民主虽然是在民族文化土壤里慢慢生长的，但是，开放的外部世界和发达的经济能够催生民主意识的萌芽。清末丙午年间，日本观察家们发现，在中国各省的咨议局选举中，做得最好的是江浙一带，这里也是新式学堂最发达、出国留学人员最多的地区。仿行立宪三年之后，各省进行了第一次咨议局选举，当选者大多是40－45岁的绅士，其中包括很多曾经留学日本的人士。但是那时的民主也仅限于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激越的民主声浪并没有影响到我国更为广阔的乡村世界。历代王朝频繁兴替让更多的国人尤其是乡村人相信，一个王朝的终结与产生缘于暴力而非民主。即便是在大城市，民主启蒙也刚刚开始。清末极力反对革命力主通过革新达到民主的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在1903年访美后旋即改变了自己先前的改革主张。梁认为美国民主政治是分肥式的，选举过于频繁，太注重大众的短期利益，使有作为的领袖很难为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绘制出未雨绸缪的远景。更重要的是，民主在美国跟深蒂固，有它很独特的环境因素，其它国家难以企及。不够资格实行民主的民族，需要有强力的政府进行统治和管理。因此中国人应该忘掉卢梭和华盛顿，倒是应当记住自己古老的、严厉而有效的法家传统。这说明，一帮鼓噪西式民主的志士仁人虽然理念上接受了民主，但是对在当时的中国是否能真正实现民主，骨子里始终抱有怀疑态度。
无独有偶，中国乡村人所具有的皇权思想与俄罗斯民族冷眼观望西方民主的态度极为相似。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理性精神，是政治盲从和群众性狂热文化的土壤：“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哥萨克自治观念，更直接产生了俄国式的皇权信条以及从村社角度对西方民主的鄙视。俄国的谚语中有许多崇尚皇权的内容：“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沙皇的权能是上帝设定的”，等等。俄国人历来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形式上的、具有欺骗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西方民主承认有用金饭碗吃饭的权力，但对于俄国农民来说，我们愿意用一个银卢布来出卖这种权力。”
民主是法治之下的历史产物。没有言论自由固然是不民主的，但是虽有言论自由却没有表达诉求的渠道照样也不能算是民主。真正的民主，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是民众意愿是否能够得到充分地表达；二是这种表达是否具有畅通无阻的渠道；三是否有对通过民意形成共识所提供周全的法律保障。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可以通过民主的形式达成，民主议决的结果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正义，这就是我们把某种行为许可与否的权利交给社区、村庄来表决的合法性基础。但表决是如何进行的等问题也必需解决，需要生成相配套的民主制度，否则，这种结果依然是不可信的。民主结果虽然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总有少数人利用暴力和智谋，置身于民主规则之外。法律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行民主议决得到最大进展的助推器和制度保障。
法律牢固地把合意行为变成一种行为规则：一方面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民主依靠法律维系，法律作为共同生活的规则，不能听任于每个人的不同意见，它必须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规则；法律是一种社会的民主合约。法律发展史可以证明，保证民主合约制度的建立必定是几代人，反反复复博弈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并不缺乏民主性因素，所缺乏的只不过是制度支持下的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鼻祖的孟子几千年前就曾言“民贵君轻”，然而这种思想始终未成为构建社会制度的主导信念。洪武三年，朱元璋发狠地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这个老家伙若活到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他）。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民主一直被暴力所钳制。长期的区域封闭与专制政体，国民的民主意识相对羸弱，个人化的利益与权利概念淡漠。工业经济和知识文化等社会转型时期，大众的民主意识被唤醒，初始的民主意愿具有不成熟性，这就需要适时地加以引导，以防止泛滥的民主自由主义四处漂溢。对此，我们也不妨沿着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去认知民主所具有的两面性。希腊是世界上第一个市民能参与国的国家，因而被称为民主思想的滥觞地。以言论自由和主体平等为条件的民主政治，使批评和涌现新思想成为可能。希腊人认为，辩论有助于寻求真知，市民会议上的对话是让市民保持对城邦关心的一种主要形式。那时的希腊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民主辩论具有双重性：民主辩论意味着自由思想的贯彻，但也会导致个人主义和群体道德的瓦解。因此，缺少法律的支持，民主被滥用几近不可避免。为此，民主启蒙是必要的，尤其应当“送法下乡”，对民主的魅力用大众能够理解的通俗语言作出阐释，详细对即将推行的公共政策等合理性进行正当性言说，所有的言说都应围绕人民需要这个原点来展开，这种言说姿态对激活国民的民主热情和将对城乡民众具体行为上追求民主正当性无疑有良好影响。
民主的功能是满足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制度安排，它不是主观选择的，民主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民主不能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或者口号，它的落实与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制度设计、组织管理活动等有关，必须以国情区情作为载体。国情是常挂在我们嘴上的东西，那么国情是什么？中国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最显著特色，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行了多年，仍然还有十亿乡村人口被排除在工业、城市和现代文明之外，许多人仍然为生计奔波而无暇顾及其它。对乡民来说，生存和秩序远比民主重要，静静的一方水土，舒适的乡村环境，每时每刻都知足地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安居乐业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所有这些须臾不能与井然的秩序分开。
民主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民主意识的强弱与利益追求的動因攸关，近年我国沿海地区民营业主由于经济地位提升进而参与政治民主的热情高涨；而内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低文化充斥的边远区域和视生存为第一要务的贫穷阶层对于参与民主的意识冷漠，即便被动参与也很难达成理性的共识。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的组织体制问题多多，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家族势力或者非法势力通过自治的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奇怪现象。形式上的“民主”变成家族势力甚至非法势力披上“合法”外衣的保护伞。由于法律规定乡镇一级政府与基层村委会之间是指导而非领导的村民自治体制，这意味着基层政权不能插手村民选举，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这些以民主为幌子被选举上的村官们私立村章民规阻止国家政令在农村的通行。目前已经出现的问题警醒我们，对未来的乡村民主前景绝不能盲目乐观，要充分体认实行民主的复杂性与民主历程的艰辛。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和面对这个现实，理性人和利益组织在摈弃专制和享受选择民主自由的同时也为民主自由选择而作出牺牲，这正如“二战”德国国民通过民主选择了希特勒的同时也遭受了专制与战争之痛相仿，这种类比或许被认为是有悖常情和缺乏逻辑分析的。但是，这也恰恰进一步反证了民主本身具有缺陷，民主程序与民主成果还需要制度来巩固和保证的极端重要性。
人们挞伐专制而誉美民主，是因为民主允许公众充分表达诉求，允许每一个有理性的国民，每一个有利益追求的集团，通过法律设定的程序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施加相同的影响。民主容许各种分歧的意见，包容不同的风格，宽容无害社会的个人行为。正处在社会全面变革时期的中国，对许多发展难题的破解，应当依靠广泛的民意和深厚的民智，在最不易突破的地方进行除旧布新，不是仰仗所谓的精英阶层而是让多数人共同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多数意见在民主决策程序中之所以应当是决定性的，基于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这样的命题。因为是平等的，判断的标准只能是数量的。聪明与愚钝、富足与贫穷、文化程度的高与低等个体性差异，都不足以成为个人意见价值大小的判断标准。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意味着对多数人有好处，以多数人为特征的民主应当受制于社会公正，否则，人们所担心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为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真的会发生。
民主虽然是在民族文化土壤里慢慢生长的，但是，开放的外部世界和发达的经济能够催生民主意识的萌芽。清末丙午年间，日本观察家们发现，在中国各省的咨议局选举中，做得最好的是江浙一带，这里也是新式学堂最发达、出国留学人员最多的地区。仿行立宪三年之后，各省进行了第一次咨议局选举，当选者大多是40－45岁的绅士，其中包括很多曾经留学日本的人士。但是那时的民主也仅限于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激越的民主声浪并没有影响到我国更为广阔的乡村世界。历代王朝频繁兴替让更多的国人尤其是乡村人相信，一个王朝的终结与产生缘于暴力而非民主。即便是在大城市，民主启蒙也刚刚开始。清末极力反对革命力主通过革新达到民主的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在1903年访美后旋即改变了自己先前的改革主张。梁认为美国民主政治是分肥式的，选举过于频繁，太注重大众的短期利益，使有作为的领袖很难为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绘制出未雨绸缪的远景。更重要的是，民主在美国跟深蒂固，有它很独特的环境因素，其它国家难以企及。不够资格实行民主的民族，需要有强力的政府进行统治和管理。因此中国人应该忘掉卢梭和华盛顿，倒是应当记住自己古老的、严厉而有效的法家传统。这说明，一帮鼓噪西式民主的志士仁人虽然理念上接受了民主，但是对在当时的中国是否能真正实现民主，骨子里始终抱有怀疑态度。
无独有偶，中国乡村人所具有的皇权思想与俄罗斯民族冷眼观望西方民主的态度极为相似。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理性精神，是政治盲从和群众性狂热文化的土壤：“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哥萨克自治观念，更直接产生了俄国式的皇权信条以及从村社角度对西方民主的鄙视。俄国的谚语中有许多崇尚皇权的内容：“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沙皇的权能是上帝设定的”，等等。俄国人历来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形式上的、具有欺骗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西方民主承认有用金饭碗吃饭的权力，但对于俄国农民来说，我们愿意用一个银卢布来出卖这种权力。”
民主是法治之下的历史产物。没有言论自由固然是不民主的，但是虽有言论自由却没有表达诉求的渠道照样也不能算是民主。真正的民主，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是民众意愿是否能够得到充分地表达；二是这种表达是否具有畅通无阻的渠道；三是否有对通过民意形成共识所提供周全的法律保障。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可以通过民主的形式达成，民主议决的结果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正义，这就是我们把某种行为许可与否的权利交给社区、村庄来表决的合法性基础。但表决是如何进行的等问题也必需解决，需要生成相配套的民主制度，否则，这种结果依然是不可信的。民主结果虽然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总有少数人利用暴力和智谋，置身于民主规则之外。法律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行民主议决得到最大进展的助推器和制度保障。
法律牢固地把合意行为变成一种行为规则：一方面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民主依靠法律维系，法律作为共同生活的规则，不能听任于每个人的不同意见，它必须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规则；法律是一种社会的民主合约。法律发展史可以证明，保证民主合约制度的建立必定是几代人，反反复复博弈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并不缺乏民主性因素，所缺乏的只不过是制度支持下的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鼻祖的孟子几千年前就曾言“民贵君轻”，然而这种思想始终未成为构建社会制度的主导信念。洪武三年，朱元璋发狠地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这个老家伙若活到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他）。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民主一直被暴力所钳制。长期的区域封闭与专制政体，国民的民主意识相对羸弱，个人化的利益与权利概念淡漠。工业经济和知识文化等社会转型时期，大众的民主意识被唤醒，初始的民主意愿具有不成熟性，这就需要适时地加以引导，以防止泛滥的民主自由主义四处漂溢。对此，我们也不妨沿着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去认知民主所具有的两面性。希腊是世界上第一个市民能参与国的国家，因而被称为民主思想的滥觞地。以言论自由和主体平等为条件的民主政治，使批评和涌现新思想成为可能。希腊人认为，辩论有助于寻求真知，市民会议上的对话是让市民保持对城邦关心的一种主要形式。那时的希腊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民主辩论具有双重性：民主辩论意味着自由思想的贯彻，但也会导致个人主义和群体道德的瓦解。因此，缺少法律的支持，民主被滥用几近不可避免。为此，民主启蒙是必要的，尤其应当“送法下乡”，对民主的魅力用大众能够理解的通俗语言作出阐释，详细对即将推行的公共政策等合理性进行正当性言说，所有的言说都应围绕人民需要这个原点来展开，这种言说姿态对激活国民的民主热情和将对城乡民众具体行为上追求民主正当性无疑有良好影响。
民主的功能是满足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制度安排，它不是主观选择的，民主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民主不能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或者口号，它的落实与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制度设计、组织管理活动等有关，必须以国情区情作为载体。国情是常挂在我们嘴上的东西，那么国情是什么？中国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最显著特色，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行了多年，仍然还有十亿乡村人口被排除在工业、城市和现代文明之外，许多人仍然为生计奔波而无暇顾及其它。对乡民来说，生存和秩序远比民主重要，静静的一方水土，舒适的乡村环境，每时每刻都知足地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安居乐业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所有这些须臾不能与井然的秩序分开。
民主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民主意识的强弱与利益追求的動因攸关，近年我国沿海地区民营业主由于经济地位提升进而参与政治民主的热情高涨；而内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低文化充斥的边远区域和视生存为第一要务的贫穷阶层对于参与民主的意识冷漠，即便被动参与也很难达成理性的共识。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的组织体制问题多多，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家族势力或者非法势力通过自治的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奇怪现象。形式上的“民主”变成家族势力甚至非法势力披上“合法”外衣的保护伞。由于法律规定乡镇一级政府与基层村委会之间是指导而非领导的村民自治体制，这意味着基层政权不能插手村民选举，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这些以民主为幌子被选举上的村官们私立村章民规阻止国家政令在农村的通行。目前已经出现的问题警醒我们，对未来的乡村民主前景绝不能盲目乐观，要充分体认实行民主的复杂性与民主历程的艰辛。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和面对这个现实，理性人和利益组织在摈弃专制和享受选择民主自由的同时也为民主自由选择而作出牺牲，这正如“二战”德国国民通过民主选择了希特勒的同时也遭受了专制与战争之痛相仿，这种类比或许被认为是有悖常情和缺乏逻辑分析的。但是，这也恰恰进一步反证了民主本身具有缺陷，民主程序与民主成果还需要制度来巩固和保证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