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史， 家有谱。家谱记载人丁迁徙、家族荣衰，也折射国运变迁、世事沧桑。乡村与国家，山野与庙堂，在中国历史与观念中向来互建互构。遥想公元932年，原籍河南信阳之朱氏为避庙堂祸险而择缙西山野隐居，并为纪念故土而将此地取名“河阳”，开启了义阳朱氏在江南的繁衍历史。历代后人，无论是走出故土从政经商，还是留在乡间躬耕田亩，都能审时度势，奋发不辍，在实现自身发展和家族福祉的同时，为国家强盛、社稷安荣贡献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义阳朱氏后裔始终铭记祖德，努力回馈乡土。及至清代中期，河阳之粉墙黛瓦、雕梁画栋，于江南已是罕有；而其宗法仪礼之严谨，文化积淀之深厚，堪称中国农耕社会难得的华彩乐章。
　　时至21世纪初，这座幸存于19世纪太平军战火、并历经20世纪中国革命和改革洗礼的村落，已成为中国极速全球化、现代化、商业化和城镇化浪潮中一块“稀罕”之地和日渐衰落的农耕文明“活化石”。“全国乡土建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首批“中国传统村落”等国字招牌，使朱氏先人的祠堂和民居，一跃成为古朴精致、熠熠生辉的国之瑰宝。这既是朱氏后人的无尚荣光，也带给河阳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河阳各界以满腔热情，投身古民居保护与旅游开发。他们搬出家中古董，建起民俗博物馆；他们敞开自家道坛，迎接四方游客；他们迎难而上，自主经营数年后，为使河阳有坚强保护者和更高发展平台，最终签约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和经营。迁居外地的朱氏后裔也蹈仁蹈义、倾力倾情：那座村口石牌坊，凝聚着他们眷念祖居的拳拳之心；那首《千年河阳》，唱出了他们热爱故乡的绵绵之意。
　　然而，面对主导河阳发展的多层政府机构，面对贫富分化与空心化的严峻现实，面对农耕村落向乡村文化旅游社区转型的多重挑战，以及面对祖国文化遗产守护者和农耕文明传承者的新鲜角色，河阳朱氏后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征地拆迁和旅游发展中利益分配格局之复杂纠结，感受到因权利不平衡、信息不对称、参与不平等以及自主性不充分等因素所带来的对未来不可把握之焦虑，感受到守护与传承的历史责任之不可承受之重。
　　远观天下，风云变幻，危机四伏，机遇与挑战共存，梦想与惶惑齐飞。一方面，东西列强争斗不休，贫富分化日渐加剧，城乡差别不断扩大，消费主义肆意扩张，自然环境逐步恶化；另一方面，祖国中华巍然崛起，底层民众勇争权益，大同理念正在回归，“美丽乡村”呼之欲出，“生态文明”方兴未艾。世界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河阳何去何从？
　　答案或许就在河阳，就在朱氏祖辈所留下的中华物质和精神遗产精华之中：那“耕读家风”的古训，是追求物质与精神生活平衡之至真表达；那清廉节俭佳话与新旧家规祖训，是为官为民和处世处事之至善指南；那十八间道坛的设计和古村落格局，是“天人合一”生活理念之至美体现；那手法独特的河阳剪纸和多彩多姿的民俗表演，是艺术创造力和日常生活情趣有机结合之生动展示；那融儒道释于一家的福昌寺，是兼容并蓄和有容乃大胸怀之完美结晶；那遗失已久的“鱼乐国”石碑和流传至今的《放生序》，是“生态文明”之幽幽先声；那“义田公所”遗迹和“五保户”记忆，是为维护社区共同体福祉而扶贫携弱之制度设置；那至今惠泽后人的大会堂和大小水库，是对河阳干部群众不惧艰难、团结协作，共建家园的光荣礼赞。
　　新谱修成之时，也是义阳朱氏后人追古抚今、继往开来，感悟自己在家族、村庄乃至国家历史中的地位、责任与使命之际。相信以朱氏为主体的河阳各界必能在家族和村庄面临重大转折之机，精诚团结，激浊扬清，既能同享河阳古民居保护与开发之荣光与福祉，也能共担文化再造与社区重生的阵痛与代价，进而以主人翁的高度自信和非凡智慧，成就一番无愧于先人和乡邻的古村落“活态保护”大业。若如此，位于“五龙戏珠”风水宝地的河阳，必能在新千年如浴火重生之凤凰，以其绰约之风姿，昂然之气势，飞舞于世界，翱翔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