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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余香总是喜欢在黄昏里暗暗浮动，轻轻地逗引着思绪，即便身处异国他乡也不例外。一天黄昏，我来到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进入一楼的利玛窦展厅。目光落在那幅1602年的世界地图上，想象便在余晖中缓缓掠起，掠过时空四百年的枝桠，飘向一个名为大明国的地方。彼时，那个王朝的余晖依旧缓缓转动，生命的光从空隙里透射进来，照亮了这张地图。
眼前这张地图，身后拖曳的正是一段长长的沉默，而在沉默的另一端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响。1583年，对于耶稣会来华传教士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在历经坎坷磨难后出现了峰回路转，他们终于获得在肇庆居留的权利。利玛窦与他的世界地图也正是在此期间以极其偶然的方式切入历史叙述的脉络。当时前来肇庆教堂会所拜访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不会错过那悬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对于这样一副与中国传统认知迥异的世界呈现，他们的好奇心被极大地激起，想对其做进一步的了解，然而地图上的欧洲文字却使这种好奇望而止步。肇庆知府王泮是其中的一员，他所扮演的教会保护人的角色使这种好奇得以延伸和满足。他请利玛窦将地图译成中文，并准备将其刊印，从而为刚刚立足的耶稣会广揽众誉，对此利玛窦自是欣然相允。在此之前，尚在澳门的利玛窦就已经对中国地图有所了解：“前此中国人亦自刊刻舆地图志多种，然仅以中国之十五行省居图之中部，稍以海绕之，海中置岛若干，上列知闻所及诸国之名，合诸岛之地，广袤不及中国一小省也。彼等既以为世界惟中国独大，余皆小且蛮野，则欲使彼等师事外人，殆虚妄而已。”最后一句颇为关键，想让自视为天朝上国的臣民俯首师事外人，必须要改变他们眼中的世界布局。世界地图的绘制可以一展当时欧洲学者精深的测绘之术以及丰富的地理知识，为其赢得特定专业领域内的美誉，并成为中国人学习与效法的对象。万历十二年(1584)，兼具西式绘画和汉文的《山海舆地图》刊刻问世，一边是王泮对此图的珍视，“藏其版于所居，不愿以印本传售，而乃以馈赠中国要人”，一边是利玛窦自豪而欣慰的笑容。1584年版的肇庆版地图开始了它在世间的流传，并在多年后与利玛窦发生了戏剧性的相逢。1598年，王忠铭尚书在友人应天巡抚赵可怀馈赠的礼物中意外发现了肇庆版地图的拓本，他立即想起不久前利玛窦让他大开眼界的世界地图。二者十分相似。曾受压抑的大国自豪感立即强烈反弹，他迫不及待地将利玛窦招来观看，并当众扬言，“君昔于地图中表示世界各部及其他各物，然中国固有人早知之矣”。措辞彬彬有礼，其言下之意不过是告诉利玛窦，你先前显摆的那点玩意儿，我们中国早有了。然而利玛窦却一眼看出，其原图便是自己多年前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原来赵可怀从利玛窦友人王玉沙手中得来该图，一见倾心，并将其镌刻在当时姑苏驿的石碑上。万历十二年肇庆版《山海舆地图》的原来模样已经被历史的幕布遮住，虽然王泮曾将其不断刊印并赠送友人，利玛窦曾将其远寄欧洲，我们现在所能感触的只是先前文字里遗留下来的热闹，而昔日热闹中的主角却被挡在了幕后。姑苏驿的石碑在民国时已经荡然无存，洪业先生托人到苏州查访，最终也是一无所获。或许有一天，那曾将其禁锢于黑暗深处的历史之海，会在时间潮汐的作用下，再次将它冲上人们驻足的沙滩，得大光明。
肇庆只是利玛窦与世界地图故事的开端，此后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延伸，南昌、苏州、南京、贵州乃至当时的首都北京都成为上演的场所，刻板也逐渐增多。展厅内呈现于眼前的这幅地图正是1602年在北京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1601年利玛窦历尽周折来到北京人觐，并结识了后来被誉为中国圣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李之藻为浙江杭州人，明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时在工部任职，最终受洗，而促成其皈依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因缘便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李之藻有这样的描述：“他青年时雄心勃勃要对整个中国作一番很好的描述，并绘制十五省的精确地图，这对他就意味着全世界。当他看见利玛窦神父制作的世界地图时，就十分惊叹自己工作的局限。他知识丰富，从地图中得到良好的启发，尽管对真理的理解还不充分。于是他马上跟利玛窦神父以及其他神父交上朋友，为的是学习地理，他把公余都与来钻研它。”世界地图呈现的新知识与景象极大吸引了才华横溢的李之藻，他不久便与利玛窦一起投入了重绘世界地图的工作，于是产生了1602年版的《坤舆万国全图》，这一版的地图是诸多版本中影响最大的，也是流传最广的。不久，万历皇帝在看到这一地图后非常喜欢，降旨要求准备十二幅绢本世界地图，以供欣赏，并分赐他人。在那个年代一张地图能够上达天听，其影响不可谓不大，该版地图多次印刷，人们争相购置，有数千本之多。此外，在1602年刊刻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插曲，即刻工瞒着利玛窦等人私梓一板，而且大小完全一样。这一官方盗版的动机估计并非是某个刻工独具只眼，对该地图在近代地理学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价值洞若观火，从而不惜身背侵犯知识产权的骂名，要为确保地图在后世的流传创造有利条件，市场需求和可观的利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利玛窦后来知道并在札记中描述了这一情况，没有义愤填膺和委屈，只有暗自的欣喜，毕竟此种行为是对利玛窦辛劳与才华的肯定，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地图(包含了基督教义讯息)的传播，尽管在方式上有些出人意料之外。那份欣喜含蓄地隐藏在一丝遗憾的背后，他写道，即便同时有了两个版本，仍然“不足以应求者之多”。
这个六个长方形的条幅组成一个大的方形地图，其上是一个圆形地球的呈现，利玛窦用自己的规矩创造了这个新的方圆，这一规矩便是为人称道的“利玛窦规矩”，即在传教路线上推行文化适应策略。然而所谓的文化适应性只是“利玛窦规矩”的一个方面，地图上这个世界所镌刻的不仅是随处通融的圆，还有棱角分明的方。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位置，赫然位于地图的中央，利玛窦显然非常清楚中国人对于自身在世界位置的传统定位。其实，自视为世界中心的并不仅限于传统的中国人，其他国家民族亦有类似的想象。然而考虑到当时中国人的期待视野，利玛窦便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金尼阁对此曾做过如下评述：“有一事颇可注意者，利神甫之善于迎合中国人之心理也。彼等信天圆而地方，而中国居地之正中，故见西洋地理学家置中国于地图之极东一角，则怒。虽以数理论之：地与海既合成球形，无所谓东西始终，然终不能晓也。利氏于是少变更吾人绘地图之常法，移福岛及其零度经线，出图之中央，而置之于图之左右两边。如是，则中国竟移居至图之中，而中国人遂大满意。”金尼阁没有注意到的是圆中的方，利玛窦在地图上的“总论”里开篇便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随即以个人旅途实际经历论证地圆说，并解释道，因为圆球入图不便，不得不易圆为平，而观者“欲知其形，必须相合连东西二海 为一片可也”。最后在跋的部分他又再次强调“地形本圆球，今图为平面，其理难于一览而悟”，巧妙地把金尼阁所强调的球形“无所谓东西始终”转为言下之意，既在视觉上利于中国人接受，又将中国不在世界中心的观点含蓄表达出来。而在“地方说”的解释上，利玛窦又再次使用了他的规和矩，承认地方说的正确性，但是同时在地图上的“总论”指出“方”的特殊含义：“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
利玛窦的规矩所划出的不仅是地理上的新方圆，还体现了利玛窦本人在进入中国文化过程中的妥协与抵抗，这些痕迹仍然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捕捉到，其中之一便是天主教在华奉行的“补儒易佛”策略。利玛窦充分意识到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明白若要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就必须寻找其与儒家文化的相似之处。在他晚年撰写的中国札记中，他再次肯定了儒家文化之于天主教在华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指出“儒家这～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地图上在介绍欧罗巴时，强调当地“俗敦实，重五伦”，完全是儒家的理想图景。当然，寻找与儒家的契合，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以儒家文化来阐释宣扬基督教义，进一步使天主教在中国合理化。如果说利玛窦对儒家更多采取了一种圆融的姿态，他对佛教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批判的锋芒与棱角清晰可见。在地图上的跋中，利玛窦明确反驳了佛教对中国地理位置的说法：“凡地在中线以上主北极，则实为北方；凡在中线以下则实为南方焉。释氏谓中国在南赡部洲，并记须弥山出入地数，其缪可知也。”辩论与驳斥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地图上的顺手一击隐约呈现着许多隐藏于其后的当时故事：脱下僧袍，与辩才无碍的雪浪禅师辩论，与善用机锋笼罩豪杰的紫柏达观较量，还有对佛家徒言行不一致的嘲弄与鄙视。
地图上：利玛窦的规矩还体现在其对中国传统阅读心理介入上的离合。中国自古就有搜奇、猎异、志怪的传统。《列子》中言：“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而作为此类较早的代表性著作《山海经》中就记载了大量海外的地理与风俗，此后《史记》以及后来的史书中大都表现出对中国之外的关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有大量的释文，对各大州以及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给予了简要描述。“女人国”的释文是：“旧有此国，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杀之，今亦为男所并，徒存其名耳。”“女人国”的记载此前早已有之，《山海经》云：“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三国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成书于明英宗天顺五年的《大明一统志》中也提到了“女人国”的名字，利玛窦在地图上表明自己曾参考过《大明一统志》，也就是说他在斟酌地图上的国家呈现时，考虑到了中国传统的描述，并尽可能地采取了中国既有的命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双重肯定，既能为当时中国人固有的认识所肯定，又有助于肯定利玛窦在地图上描述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利玛窦在“同”中努力凸显一种“异”，以有别于中国传统叙述的内容而又营造出一种新鲜感与真实性。除了介绍一些此前中国尚未闻见的地方及其风俗以外，“异”的呈现还在于与中国既有叙述的不同。上述有关“女儿国”的释文中，利玛窦就摒弃了一些中国旧有描述中荒诞离奇的成分，如《后汉书》言“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宋代《诸蕃志》则言“其国女人遇南风盛发，裸而感风，即生女也”。利玛窦曾在《两仪玄览图》有识云：“矧夫是图，窦于述宿之外，凡躬亲目击有逆于耳受者，颇加订正，非敢无据妄作，谩世求新。若向谓外国舆图所载三首、一臂、交胫、无腹、后眼、串身、不死诸异说，皆窦未耳未目，即欧罗巴人勤事远游，遍历海宇，绝无记传，又曷敢附会魇赘，以诬造物也。”利玛窦提到的三首、一臂、交胫、不死等有关海外的荒诞想象都可在《山海经》中看到，而对这些描述的否定以及“非亲眼目睹不写”的宣言都增强了其以异求真的观念。有关海外叙述上“异”的呈现，还表现在选择性采取中国既有之描述，而这一做法流露出利玛窦在介入过程中的谨慎小心。“矮人国”对于明代人并不陌生，《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就已经提到“矮人国”“周饶国在其东，其为人短小，冠带。一日焦侥国，在三首东”，其《大荒南经》载“有小人，名日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其《大荒东经》又载：“有小人国，名靖人”，显然这一描述过于简短，不具备足够的趣味性和故事性来吸引读者。唐代《括地志》对此有了进一步发展：“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焦侥国，其人穴居也。”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亦有“小人国”的描述：“小人在大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种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报。”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矮人国”的注释为：“国人男女长止尺余，五岁生子，八岁而老，常为鹳鹞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夏三月出坏其卯云。以羊为骑。”保留了《括地志》和《文献通考》中的基本元素，将“矮人国”人的穴居与他们害怕为鸟所食的恐惧联系起来，使情节较之《山海经》更加生动紧凑。然而在如何应对威胁生命的鸟类时，三者的描述出现了饶有趣味的不同。《括地志》中是“大秦卫助之”，即大秦帮助“矮人国”对付鸟类；《文献通考》进一步强调了“小人国”对大秦援助的感谢“竭其珍以酬报”；而《坤舆万国全图》则改为“矮人国”人“每候夏三月出坏其卵”，丝毫没有提到大秦的外援介入。这一变化意义何在?《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鞋，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大秦在古代指称罗马，康有为曾对罗马的大秦译名做过考辨：“罗马无‘大秦’之名，译音亦无近似者。观传中所言罗马国事多夸诞，此必通商及来使之人，以中国之秦灭六国，地大威尊；而罗马之灭并各国类之，因亦自比于秦以晓中国，而加一大字以夸炫其盛强。辗转传译，史官遂误录之。”由此可见，利玛窦所作的这一改变很可能是为了消除大秦对他国事务的直接介入形象，从而有助于减少时人对他来华的猜忌与敌意。这一点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地图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距离呈现。地图上欧罗巴州的注释称其“去中国八万里”，今天看来未免夸大失真，然而地理上的遥远确实有利于消除当时不少人持有的敌意。传教士被怀疑为间谍奸细以及阴谋制造叛乱者，背负“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的罪名，并受到诬告与迫害，这样的例子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并不匮乏。
从地图背后那段长长的沉默中抬起头来，回味着四百多年前那个游移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个体生命，它的鲜活丰富并没有被历史的风雨褫夺，反而于其间蓄积了一份沧桑与安详，静静地沉淀在面前的这张地图上。在他创造的那个世界里，利玛窦完成了他生命的单向移动，从意大里亚到大明国，从地图左边的第二幅走到第三幅，仅仅一步之遥。而在绘制这张地图时，按照由右至左的次序，当笔锋从大明国滑向欧罗巴时，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会怦然一动?或许有过淡淡的乡思惆怅，但更多的应该是人生的任性豁达。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有诗为证：“云海荡朝日，乘流信彩霞。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眼前这张地图，身后拖曳的正是一段长长的沉默，而在沉默的另一端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响。1583年，对于耶稣会来华传教士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在历经坎坷磨难后出现了峰回路转，他们终于获得在肇庆居留的权利。利玛窦与他的世界地图也正是在此期间以极其偶然的方式切入历史叙述的脉络。当时前来肇庆教堂会所拜访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不会错过那悬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对于这样一副与中国传统认知迥异的世界呈现，他们的好奇心被极大地激起，想对其做进一步的了解，然而地图上的欧洲文字却使这种好奇望而止步。肇庆知府王泮是其中的一员，他所扮演的教会保护人的角色使这种好奇得以延伸和满足。他请利玛窦将地图译成中文，并准备将其刊印，从而为刚刚立足的耶稣会广揽众誉，对此利玛窦自是欣然相允。在此之前，尚在澳门的利玛窦就已经对中国地图有所了解：“前此中国人亦自刊刻舆地图志多种，然仅以中国之十五行省居图之中部，稍以海绕之，海中置岛若干，上列知闻所及诸国之名，合诸岛之地，广袤不及中国一小省也。彼等既以为世界惟中国独大，余皆小且蛮野，则欲使彼等师事外人，殆虚妄而已。”最后一句颇为关键，想让自视为天朝上国的臣民俯首师事外人，必须要改变他们眼中的世界布局。世界地图的绘制可以一展当时欧洲学者精深的测绘之术以及丰富的地理知识，为其赢得特定专业领域内的美誉，并成为中国人学习与效法的对象。万历十二年(1584)，兼具西式绘画和汉文的《山海舆地图》刊刻问世，一边是王泮对此图的珍视，“藏其版于所居，不愿以印本传售，而乃以馈赠中国要人”，一边是利玛窦自豪而欣慰的笑容。1584年版的肇庆版地图开始了它在世间的流传，并在多年后与利玛窦发生了戏剧性的相逢。1598年，王忠铭尚书在友人应天巡抚赵可怀馈赠的礼物中意外发现了肇庆版地图的拓本，他立即想起不久前利玛窦让他大开眼界的世界地图。二者十分相似。曾受压抑的大国自豪感立即强烈反弹，他迫不及待地将利玛窦招来观看，并当众扬言，“君昔于地图中表示世界各部及其他各物，然中国固有人早知之矣”。措辞彬彬有礼，其言下之意不过是告诉利玛窦，你先前显摆的那点玩意儿，我们中国早有了。然而利玛窦却一眼看出，其原图便是自己多年前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原来赵可怀从利玛窦友人王玉沙手中得来该图，一见倾心，并将其镌刻在当时姑苏驿的石碑上。万历十二年肇庆版《山海舆地图》的原来模样已经被历史的幕布遮住，虽然王泮曾将其不断刊印并赠送友人，利玛窦曾将其远寄欧洲，我们现在所能感触的只是先前文字里遗留下来的热闹，而昔日热闹中的主角却被挡在了幕后。姑苏驿的石碑在民国时已经荡然无存，洪业先生托人到苏州查访，最终也是一无所获。或许有一天，那曾将其禁锢于黑暗深处的历史之海，会在时间潮汐的作用下，再次将它冲上人们驻足的沙滩，得大光明。
肇庆只是利玛窦与世界地图故事的开端，此后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延伸，南昌、苏州、南京、贵州乃至当时的首都北京都成为上演的场所，刻板也逐渐增多。展厅内呈现于眼前的这幅地图正是1602年在北京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1601年利玛窦历尽周折来到北京人觐，并结识了后来被誉为中国圣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李之藻为浙江杭州人，明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时在工部任职，最终受洗，而促成其皈依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因缘便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李之藻有这样的描述：“他青年时雄心勃勃要对整个中国作一番很好的描述，并绘制十五省的精确地图，这对他就意味着全世界。当他看见利玛窦神父制作的世界地图时，就十分惊叹自己工作的局限。他知识丰富，从地图中得到良好的启发，尽管对真理的理解还不充分。于是他马上跟利玛窦神父以及其他神父交上朋友，为的是学习地理，他把公余都与来钻研它。”世界地图呈现的新知识与景象极大吸引了才华横溢的李之藻，他不久便与利玛窦一起投入了重绘世界地图的工作，于是产生了1602年版的《坤舆万国全图》，这一版的地图是诸多版本中影响最大的，也是流传最广的。不久，万历皇帝在看到这一地图后非常喜欢，降旨要求准备十二幅绢本世界地图，以供欣赏，并分赐他人。在那个年代一张地图能够上达天听，其影响不可谓不大，该版地图多次印刷，人们争相购置，有数千本之多。此外，在1602年刊刻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插曲，即刻工瞒着利玛窦等人私梓一板，而且大小完全一样。这一官方盗版的动机估计并非是某个刻工独具只眼，对该地图在近代地理学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价值洞若观火，从而不惜身背侵犯知识产权的骂名，要为确保地图在后世的流传创造有利条件，市场需求和可观的利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利玛窦后来知道并在札记中描述了这一情况，没有义愤填膺和委屈，只有暗自的欣喜，毕竟此种行为是对利玛窦辛劳与才华的肯定，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地图(包含了基督教义讯息)的传播，尽管在方式上有些出人意料之外。那份欣喜含蓄地隐藏在一丝遗憾的背后，他写道，即便同时有了两个版本，仍然“不足以应求者之多”。
这个六个长方形的条幅组成一个大的方形地图，其上是一个圆形地球的呈现，利玛窦用自己的规矩创造了这个新的方圆，这一规矩便是为人称道的“利玛窦规矩”，即在传教路线上推行文化适应策略。然而所谓的文化适应性只是“利玛窦规矩”的一个方面，地图上这个世界所镌刻的不仅是随处通融的圆，还有棱角分明的方。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位置，赫然位于地图的中央，利玛窦显然非常清楚中国人对于自身在世界位置的传统定位。其实，自视为世界中心的并不仅限于传统的中国人，其他国家民族亦有类似的想象。然而考虑到当时中国人的期待视野，利玛窦便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金尼阁对此曾做过如下评述：“有一事颇可注意者，利神甫之善于迎合中国人之心理也。彼等信天圆而地方，而中国居地之正中，故见西洋地理学家置中国于地图之极东一角，则怒。虽以数理论之：地与海既合成球形，无所谓东西始终，然终不能晓也。利氏于是少变更吾人绘地图之常法，移福岛及其零度经线，出图之中央，而置之于图之左右两边。如是，则中国竟移居至图之中，而中国人遂大满意。”金尼阁没有注意到的是圆中的方，利玛窦在地图上的“总论”里开篇便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随即以个人旅途实际经历论证地圆说，并解释道，因为圆球入图不便，不得不易圆为平，而观者“欲知其形，必须相合连东西二海 为一片可也”。最后在跋的部分他又再次强调“地形本圆球，今图为平面，其理难于一览而悟”，巧妙地把金尼阁所强调的球形“无所谓东西始终”转为言下之意，既在视觉上利于中国人接受，又将中国不在世界中心的观点含蓄表达出来。而在“地方说”的解释上，利玛窦又再次使用了他的规和矩，承认地方说的正确性，但是同时在地图上的“总论”指出“方”的特殊含义：“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
利玛窦的规矩所划出的不仅是地理上的新方圆，还体现了利玛窦本人在进入中国文化过程中的妥协与抵抗，这些痕迹仍然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捕捉到，其中之一便是天主教在华奉行的“补儒易佛”策略。利玛窦充分意识到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明白若要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就必须寻找其与儒家文化的相似之处。在他晚年撰写的中国札记中，他再次肯定了儒家文化之于天主教在华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指出“儒家这～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地图上在介绍欧罗巴时，强调当地“俗敦实，重五伦”，完全是儒家的理想图景。当然，寻找与儒家的契合，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以儒家文化来阐释宣扬基督教义，进一步使天主教在中国合理化。如果说利玛窦对儒家更多采取了一种圆融的姿态，他对佛教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批判的锋芒与棱角清晰可见。在地图上的跋中，利玛窦明确反驳了佛教对中国地理位置的说法：“凡地在中线以上主北极，则实为北方；凡在中线以下则实为南方焉。释氏谓中国在南赡部洲，并记须弥山出入地数，其缪可知也。”辩论与驳斥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地图上的顺手一击隐约呈现着许多隐藏于其后的当时故事：脱下僧袍，与辩才无碍的雪浪禅师辩论，与善用机锋笼罩豪杰的紫柏达观较量，还有对佛家徒言行不一致的嘲弄与鄙视。
地图上：利玛窦的规矩还体现在其对中国传统阅读心理介入上的离合。中国自古就有搜奇、猎异、志怪的传统。《列子》中言：“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而作为此类较早的代表性著作《山海经》中就记载了大量海外的地理与风俗，此后《史记》以及后来的史书中大都表现出对中国之外的关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有大量的释文，对各大州以及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给予了简要描述。“女人国”的释文是：“旧有此国，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杀之，今亦为男所并，徒存其名耳。”“女人国”的记载此前早已有之，《山海经》云：“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三国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成书于明英宗天顺五年的《大明一统志》中也提到了“女人国”的名字，利玛窦在地图上表明自己曾参考过《大明一统志》，也就是说他在斟酌地图上的国家呈现时，考虑到了中国传统的描述，并尽可能地采取了中国既有的命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双重肯定，既能为当时中国人固有的认识所肯定，又有助于肯定利玛窦在地图上描述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利玛窦在“同”中努力凸显一种“异”，以有别于中国传统叙述的内容而又营造出一种新鲜感与真实性。除了介绍一些此前中国尚未闻见的地方及其风俗以外，“异”的呈现还在于与中国既有叙述的不同。上述有关“女儿国”的释文中，利玛窦就摒弃了一些中国旧有描述中荒诞离奇的成分，如《后汉书》言“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宋代《诸蕃志》则言“其国女人遇南风盛发，裸而感风，即生女也”。利玛窦曾在《两仪玄览图》有识云：“矧夫是图，窦于述宿之外，凡躬亲目击有逆于耳受者，颇加订正，非敢无据妄作，谩世求新。若向谓外国舆图所载三首、一臂、交胫、无腹、后眼、串身、不死诸异说，皆窦未耳未目，即欧罗巴人勤事远游，遍历海宇，绝无记传，又曷敢附会魇赘，以诬造物也。”利玛窦提到的三首、一臂、交胫、不死等有关海外的荒诞想象都可在《山海经》中看到，而对这些描述的否定以及“非亲眼目睹不写”的宣言都增强了其以异求真的观念。有关海外叙述上“异”的呈现，还表现在选择性采取中国既有之描述，而这一做法流露出利玛窦在介入过程中的谨慎小心。“矮人国”对于明代人并不陌生，《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就已经提到“矮人国”“周饶国在其东，其为人短小，冠带。一日焦侥国，在三首东”，其《大荒南经》载“有小人，名日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其《大荒东经》又载：“有小人国，名靖人”，显然这一描述过于简短，不具备足够的趣味性和故事性来吸引读者。唐代《括地志》对此有了进一步发展：“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焦侥国，其人穴居也。”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亦有“小人国”的描述：“小人在大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种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报。”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矮人国”的注释为：“国人男女长止尺余，五岁生子，八岁而老，常为鹳鹞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夏三月出坏其卯云。以羊为骑。”保留了《括地志》和《文献通考》中的基本元素，将“矮人国”人的穴居与他们害怕为鸟所食的恐惧联系起来，使情节较之《山海经》更加生动紧凑。然而在如何应对威胁生命的鸟类时，三者的描述出现了饶有趣味的不同。《括地志》中是“大秦卫助之”，即大秦帮助“矮人国”对付鸟类；《文献通考》进一步强调了“小人国”对大秦援助的感谢“竭其珍以酬报”；而《坤舆万国全图》则改为“矮人国”人“每候夏三月出坏其卵”，丝毫没有提到大秦的外援介入。这一变化意义何在?《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鞋，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大秦在古代指称罗马，康有为曾对罗马的大秦译名做过考辨：“罗马无‘大秦’之名，译音亦无近似者。观传中所言罗马国事多夸诞，此必通商及来使之人，以中国之秦灭六国，地大威尊；而罗马之灭并各国类之，因亦自比于秦以晓中国，而加一大字以夸炫其盛强。辗转传译，史官遂误录之。”由此可见，利玛窦所作的这一改变很可能是为了消除大秦对他国事务的直接介入形象，从而有助于减少时人对他来华的猜忌与敌意。这一点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地图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距离呈现。地图上欧罗巴州的注释称其“去中国八万里”，今天看来未免夸大失真，然而地理上的遥远确实有利于消除当时不少人持有的敌意。传教士被怀疑为间谍奸细以及阴谋制造叛乱者，背负“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的罪名，并受到诬告与迫害，这样的例子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并不匮乏。
从地图背后那段长长的沉默中抬起头来，回味着四百多年前那个游移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个体生命，它的鲜活丰富并没有被历史的风雨褫夺，反而于其间蓄积了一份沧桑与安详，静静地沉淀在面前的这张地图上。在他创造的那个世界里，利玛窦完成了他生命的单向移动，从意大里亚到大明国，从地图左边的第二幅走到第三幅，仅仅一步之遥。而在绘制这张地图时，按照由右至左的次序，当笔锋从大明国滑向欧罗巴时，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会怦然一动?或许有过淡淡的乡思惆怅，但更多的应该是人生的任性豁达。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有诗为证：“云海荡朝日，乘流信彩霞。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