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皇清职贡图》册页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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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皇清职贡图》册页本四册,是乾隆二十二年傅恒等进呈乾隆皇帝的御览本,也是清乾隆四卷绘本的祖本.此绘本告成于乾隆二十二年,并于二十八年续绘,后来又几经补绘.在中国绘画史和版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他文献
清代康熙末年官修《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刊刻于雍正五年,经乾隆的大力推行,坊间出现了不少经过改编的衍生刻本,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福建四堡邹氏《诗经备旨》、云间徐宝善《诗经揭要》和广西陆锡璞《诗经精义汇钞》.前二种为高头讲章式科举注本,《诗经备旨》影响尤大,出现了不少于五种的翻刻本;后一种为广西地方学官编辑的简明读本,在汇集《诗经汇纂》和乾隆官修《御纂诗义折中》的主要意见之外,还吸收了陈启源、王引之等考据学者的成果.这三种衍生刻本都以朱熹《诗集传》和《诗经汇纂》的“御案”为主要内容,对《汇纂》原文进行了大量删节,对
清儒陈树华精研《春秋左氏传》,所撰《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一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堪称清代《左传》学著作中的杰出代表.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陈氏《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通过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对勘,可略述该书撰作之过程.陈氏最初批校《春秋左传注疏》,既重视蒐集稀世珍本进行文本校勘,又参引各类文献及前人著作,对杜注及孔疏加以批判,继承并发扬了惠栋开创的以汉学治经的主流路径.而后在批校本的基础上,陈氏又不断修订增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增多种版本异文,尤其是首次采用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使得全书更加翔
期刊
魏了翁《周易要义》乃摘编《周易》经传、注疏及《释文》而成,悉据原文移录,但所录孔颖达《正义序》“正义”作“注疏解经”,“十有四卷”作“十卷”.对于这条异文的认知不同,相应地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坐实《要义》的记载,认为宋代存在着八行本、十行本之外的注疏合刻本《周易注疏解经》;二是认为所谓“注疏解经”是泛指《周易》之注与疏,《要义》经传、注疏文本系由经注本和单疏本拼合而成.我们从《要义》经传、注、疏构成体式、所附《释文》、异文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发现《要义》所从出之底本既非八行本,亦非十行本,上述两种可能
本文依据出土文献将《诗·商颂·长发》中“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中的“达”破读为“彻田”之“彻”,把“率履”解释为金文中表示踏勘地界的术语,“发”解释为耕种起土,从而揭示出《长发》中与农业、土地相关的独特商族始祖形象.而后将这一形象纳入豳公(盨)、《厚父》等出土文献所见的族源传说叙述模式考察,讨论西周春秋时期救世神话与族源传说的结合.最后讨论这一玄王形象与“契为司徒”“契为乐正”等相关传说的关联,提出契传说的演变序列.
何焯开清代校勘学之风,其点勘之勤勉、涉猎之广泛、校本之精审,卓然于世.且于诗文辞赋评点、制艺佳作编选、碑版法帖品鉴,皆有可观.然何焯身陷清初政坛风波,著述几近散失,既无旧谱,当下研究亦不充分,亟待爬梳何焯所作题跋、诗文、书札,旁及史籍笔记、时人著述,为之编制年谱,以廓清其人生所历与治学途径.
王家台秦简《易占》自部分内容公布以来,学界进行了较为充分、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这就是失传已久的《归藏》,但也有学者认为后世流传的《归藏》不是西汉以前的原本,而是西晋汲冢出土的《易繇阴阳卦》.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证了传世《归藏》不是《易繇阴阳卦》,且至少在战国秦汉之际就已流传于世,秦简《易占》就是当时流传之《归藏》的一种抄本.通过对《归藏》简的分类比较,并与辑本《归藏》相对照,本文推测,《归藏》简在内容上可能包含《郑母经》《启筮》《齐母经》三篇的部分内容.
南朝梁陶弘景所撰《古今刀剑录》,是第一部记载古代刀剑的专著,为研究刀剑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书的撰著背景和撰著的时间,尚未得到充分的了解.本文通过梳理陶弘景参与炼丹和刀剑铸造冶炼的史料记载,探讨《古今刀剑录》的成书过程.陶弘景作为南朝齐梁间声名卓著的金属冶炼家,精于炉鼎冶炼,掌握先进的铸造技术.他曾经主持梁武帝时期由朝廷赞助的宝剑铸造活动,曾亲自参与十三口被命名为梁武帝剑的铸造.陶弘景搜索故实,回溯历代帝王刀剑的故事,撰成此书,并在书中记载了梁武帝剑的铸造,是为了以自己所制与古制并列,一同传于后世,由此也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元刻《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节》(残六卷)一种.此书作者陆唐老,浙江诸暨人,经考系南宋绍熙(1190)元年两优释褐状元.这部残本《陆状元通鉴》原系清宫“天禄继鉴”藏书,从宫中流出后,经昌平闪氏家族收藏,后由文禄堂书店贩售.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影宋钞本《九僧诗》,长期被著录为虞山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一部影宋钞本《九僧诗》.经过对比,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九僧诗》,流传清楚,印鉴可靠,确是虞山毛氏汲古阁钞本.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这部《九僧诗》,前人藏印多出伪作,身世可疑,是仿照国图藏本制作的赝鼎.这两部《九僧诗》都是李盛铎的旧藏,从李盛铎的著录来看,他对于两部《九僧诗》的真伪情况应该是清楚的.李盛铎去世后,其子李滂将伪本《九僧诗》与其他藏书一同售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而真本《九僧诗》则被转卖至琉璃厂,最终归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