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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亟需人道援助的叙利亚前线，针对医疗设施的打击，甚至“双打击”，也许会是压垮叙利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洲的心脏”布鲁塞尔3月22日遭连环爆炸袭击，远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宣布对此负责。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铺天盖地的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恐怖组织的谴责情绪。不过，布鲁塞尔以及巴黎之前发生的惨案中的受伤者，尚处在一个医疗服务完备的社会里，而在打了5年内战的叙利亚，无论是医护人员、医疗设施还是医疗耗材，都处于极度匮乏状态，可是驰援的国际医疗组织，甚至要遭受其成员死于非命的打击。他们同样需要关注。
苦难的最大承受者还是叙利亚民众。2015年“百万难民闯欧洲”之时，据报有以叙利亚难民为主的3700多人命丧地中海，而这只是该国5年来数十万因战争死亡者的极小部分。根据去年底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今年2月以来各方在日内瓦断断续续举行了几场和谈，在叙利亚部分地区实现了停火，一些被围城后爆发饥荒的叙利亚小镇才得到外界救援。
战火纷飞中，叙利亚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15岁。孩子们不玩弹珠，他们玩弹壳，假装互相射击，或是朝毛驴扔石头，这是他们表达所积压愤怒的较“温柔”的方式……
叙利亚的危机恶化至此，是5年前很少人能够逆料的。
缘起于2011年1月的反政府示威，在3月18日叙南部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之后，从流血事件演变成了武装冲突。许多人遇害，成千上万人被拘留，受伤的人因害怕被捕而无法到医院—危机导致的苦难就此开启。
当冲突很快升级，医护人员逃亡，医疗服务不再随处可得，人们要面对路障、炮火和空袭，以及无尽的担惊受怕，延误诊治直接令病情恶化。医疗系统崩溃，加上害怕排队会引来空袭或火箭炮袭击，该国大部分地区的常规疫苗接种项目被打乱，儿童无法获得疫苗的保护，2013年小儿麻痹症在绝迹14年后重现叙利亚。
此时，借着叙籍医生的支持，“无国界医生”等国际医疗组织来到建筑工地、储存水果的山洞、养鸡场，以及废弃的学校等地方。很快，伤员和病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有被子弹、迫击炮、炮弹伤到的，也有一些人被烧伤—由于电力供应中断，人们靠蜡烛照明，一间诊所曾在火灾后收到同一家庭的两名小女孩，其中一个小女孩最后去世，另一个则永久毁容。
8月，大馬士革发生疑似使用化武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事件，为叙利亚带来媒体关注。在化武疑云的喧嚣之外，是人们日复一日面对的恐惧—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麻醉科医生李一辰在2013年初随“无国界医生”的项目来到叙利亚，他发现天气好的话，空袭会特别多，因此他不愿意见到蓝天白云。
出于安全考虑，病人往往等候一晚，第二天早上才到医院，他们大部分是平民，有时也会有反对派和政府军士兵。李一辰记得一个头颅骨折的母亲，在他处理伤口的时候一直神志不清地问她的孩子怎么样了，她牵挂着被人转送到土耳其的两个孩子，伤口刚一处理好，便马上离开医院去找孩子，之后不知所踪。
心理学家Audrey Magis曾在叙北部救援两个月，她见到战争持续两年后，人们完全失去了耐心，也失去了身份认同。长者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找不到位置。他们已经失业，或者不再是战士，他们或许身负家庭责任，但被迫在很短时间内多次搬家，且越来越窘迫。很多妇女难以与孩子们建立感情，在怀孕的最后阶段还一无准备，乃至失去计划未来生活的能力。
2013年8月，我曾去往“无国界医生”在黎巴嫩的救援项目探访。在黎北部城市的黎波里，街道两旁不时出现布满弹孔、破旧不堪的楼房。作为黎北部的唯一公立医院，的黎波里市立医院里每20分钟就有一名病人被送到急诊室。来自叙利亚的剧增的难民让当地原本有限的医疗资源紧张，药物涨价，一些叙利亚人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战火下的叙利亚买药；在原来的旅游城市赛达，海边度假小屋再也寻不到海外游客的踪影，叙利亚难民们跻身城中破旧的公寓楼、建筑工地，以及小区空地的板房里，忍受着寄人篱下，找不到工作和希望的沮丧。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5年12月的报告，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中有7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90%的叙利亚难民靠举债为生，2/3的难民儿童每日三餐不继。黎巴嫩是叙利亚周边最小的国家，也是全球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平均每5人中就有至少1人是难民。黎巴嫩政府多次表示无力继续承担这一重负。约旦因接纳难民，年支出增加了25亿美金，也叫苦不迭。
叙利亚内战伊始，土耳其一部长预计该国可接收10万难民；如今，在土耳其的难民已超过270万人。欧盟在接二连三的难民危机后，也以重金诱惑土耳其不要把难民“输出”到欧洲。2016年3月18日，欧盟与土耳其达成遣返协议，规定次日午夜以后抵达希腊的移民将被遣返回土耳其。然而，协议生效两天后，已有超过1600人抵达邻近土耳其的希腊岛屿。
在“无国界医生”位于土耳其基利斯的医院，很多病人越过边境进入土耳其时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因为他们的护照已经过期或在冲突的混乱中丢失。所有来到土耳其的难民都亲眼目睹了以前生活的崩溃，并要面对不确定的将来。一个失业的叙利亚人常回想起曾经拥有的家具陈列室，以及到伊斯坦布尔和雅典，寻找迷你酒吧和卧室的设计灵感的经历。
在希腊，来自大马士革的兰德今年31岁。他在叙利亚时，亲眼看到一个大炸弹击中了正路过的一间学校，3个小孩在眼前死去，终于决定自己受够了，离开大马士革，在黎巴嫩买票前往土耳其。在路上，同行的孩子们时常害怕，任何持枪或穿军服的人，甚至任何巨响，都会吓得他们乱蹦乱跳。跨越边境去往希腊的时候大约晚上11时半，人们要沿着一条农地之间的路一直走。环境漆黑，地面湿滑，孩子们大哭、打滑并跌倒。他们认为要经历这样的旅途，不如回到叙利亚，“叙利亚不错呀，我想回家，回到我们的枕头床铺上”。
叙利亚冲突进入第六年，短暂的停火并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安宁—据报告约45%的叙利亚人口流离失所，超过400万人逃到国外，致使叙人口缩减了21%；当周边国家因不堪重负而增加对新抵达的人们的入境限制时，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困围城之中，或因邻国封闭边境而前无去路。
对身陷围困的人们而言，暴力的程度没有减少的迹象，死亡和受伤是每天的现实。自去年7月以来，叙政府军在大马士革省郊区、靠近黎巴嫩边境的迈达亚城镇周边，实施围城，不少居民饿死。绝境中的人们，有时会因抢夺食物分发站里仅余的食物而发生骚乱。找不到其他的糖分和能量来源，医疗人员甚至要给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喂食“药用糖浆”（药水）来替代。
该地区在长达半年多时间里，总共约145万人遭到围困，医疗供给和医疗撤离在此区域几乎从未获准。在2015年，联合国机构提出进入叙利亚难以抵达和被围困地区的请求只有10%获准，而在难以抵达地区生活的民众有450万人，还有近40万人生活在15个被交战双方围困的地区。
即便只满足了叙利亚很小一部分需求，在叙利亚的人道工作者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截至2015年3月，40名叙利亚红新月会志愿者以及7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志愿者以身殉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3年遭到绑架的3名工作人员仍被关押。在2015年，无国界医生支援的63间医院及诊所遭到94次不同的空袭或炮击，12间设施被完全毁掉，23名工作人员丧生。
在这样亟需人道援助的地方，针对医疗设施的打击，甚至“双打击”（在首次打击后很快进行第二次打击，针对正尝试救出伤者的救援和医疗人员），也许会是压垮叙利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洲的心脏”布鲁塞尔3月22日遭连环爆炸袭击，远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宣布对此负责。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铺天盖地的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恐怖组织的谴责情绪。不过，布鲁塞尔以及巴黎之前发生的惨案中的受伤者，尚处在一个医疗服务完备的社会里，而在打了5年内战的叙利亚，无论是医护人员、医疗设施还是医疗耗材，都处于极度匮乏状态，可是驰援的国际医疗组织，甚至要遭受其成员死于非命的打击。他们同样需要关注。
苦难的最大承受者还是叙利亚民众。2015年“百万难民闯欧洲”之时，据报有以叙利亚难民为主的3700多人命丧地中海，而这只是该国5年来数十万因战争死亡者的极小部分。根据去年底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今年2月以来各方在日内瓦断断续续举行了几场和谈，在叙利亚部分地区实现了停火，一些被围城后爆发饥荒的叙利亚小镇才得到外界救援。
战火纷飞中，叙利亚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15岁。孩子们不玩弹珠，他们玩弹壳，假装互相射击，或是朝毛驴扔石头，这是他们表达所积压愤怒的较“温柔”的方式……
不愿见的晴天
叙利亚的危机恶化至此，是5年前很少人能够逆料的。
缘起于2011年1月的反政府示威，在3月18日叙南部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之后，从流血事件演变成了武装冲突。许多人遇害，成千上万人被拘留，受伤的人因害怕被捕而无法到医院—危机导致的苦难就此开启。
当冲突很快升级，医护人员逃亡，医疗服务不再随处可得，人们要面对路障、炮火和空袭，以及无尽的担惊受怕，延误诊治直接令病情恶化。医疗系统崩溃，加上害怕排队会引来空袭或火箭炮袭击，该国大部分地区的常规疫苗接种项目被打乱，儿童无法获得疫苗的保护，2013年小儿麻痹症在绝迹14年后重现叙利亚。
此时，借着叙籍医生的支持，“无国界医生”等国际医疗组织来到建筑工地、储存水果的山洞、养鸡场，以及废弃的学校等地方。很快，伤员和病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有被子弹、迫击炮、炮弹伤到的，也有一些人被烧伤—由于电力供应中断，人们靠蜡烛照明，一间诊所曾在火灾后收到同一家庭的两名小女孩，其中一个小女孩最后去世，另一个则永久毁容。
8月，大馬士革发生疑似使用化武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事件，为叙利亚带来媒体关注。在化武疑云的喧嚣之外，是人们日复一日面对的恐惧—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麻醉科医生李一辰在2013年初随“无国界医生”的项目来到叙利亚，他发现天气好的话，空袭会特别多，因此他不愿意见到蓝天白云。
出于安全考虑，病人往往等候一晚，第二天早上才到医院，他们大部分是平民，有时也会有反对派和政府军士兵。李一辰记得一个头颅骨折的母亲，在他处理伤口的时候一直神志不清地问她的孩子怎么样了，她牵挂着被人转送到土耳其的两个孩子，伤口刚一处理好，便马上离开医院去找孩子，之后不知所踪。
心理学家Audrey Magis曾在叙北部救援两个月，她见到战争持续两年后，人们完全失去了耐心，也失去了身份认同。长者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找不到位置。他们已经失业，或者不再是战士，他们或许身负家庭责任，但被迫在很短时间内多次搬家，且越来越窘迫。很多妇女难以与孩子们建立感情，在怀孕的最后阶段还一无准备，乃至失去计划未来生活的能力。
无处可逃
2013年8月，我曾去往“无国界医生”在黎巴嫩的救援项目探访。在黎北部城市的黎波里，街道两旁不时出现布满弹孔、破旧不堪的楼房。作为黎北部的唯一公立医院，的黎波里市立医院里每20分钟就有一名病人被送到急诊室。来自叙利亚的剧增的难民让当地原本有限的医疗资源紧张，药物涨价，一些叙利亚人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战火下的叙利亚买药；在原来的旅游城市赛达，海边度假小屋再也寻不到海外游客的踪影，叙利亚难民们跻身城中破旧的公寓楼、建筑工地，以及小区空地的板房里，忍受着寄人篱下，找不到工作和希望的沮丧。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5年12月的报告，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中有7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90%的叙利亚难民靠举债为生，2/3的难民儿童每日三餐不继。黎巴嫩是叙利亚周边最小的国家，也是全球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平均每5人中就有至少1人是难民。黎巴嫩政府多次表示无力继续承担这一重负。约旦因接纳难民，年支出增加了25亿美金，也叫苦不迭。
叙利亚内战伊始，土耳其一部长预计该国可接收10万难民；如今，在土耳其的难民已超过270万人。欧盟在接二连三的难民危机后，也以重金诱惑土耳其不要把难民“输出”到欧洲。2016年3月18日，欧盟与土耳其达成遣返协议，规定次日午夜以后抵达希腊的移民将被遣返回土耳其。然而，协议生效两天后，已有超过1600人抵达邻近土耳其的希腊岛屿。
在“无国界医生”位于土耳其基利斯的医院，很多病人越过边境进入土耳其时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因为他们的护照已经过期或在冲突的混乱中丢失。所有来到土耳其的难民都亲眼目睹了以前生活的崩溃，并要面对不确定的将来。一个失业的叙利亚人常回想起曾经拥有的家具陈列室，以及到伊斯坦布尔和雅典，寻找迷你酒吧和卧室的设计灵感的经历。
在希腊，来自大马士革的兰德今年31岁。他在叙利亚时，亲眼看到一个大炸弹击中了正路过的一间学校，3个小孩在眼前死去，终于决定自己受够了，离开大马士革，在黎巴嫩买票前往土耳其。在路上，同行的孩子们时常害怕，任何持枪或穿军服的人，甚至任何巨响，都会吓得他们乱蹦乱跳。跨越边境去往希腊的时候大约晚上11时半，人们要沿着一条农地之间的路一直走。环境漆黑，地面湿滑，孩子们大哭、打滑并跌倒。他们认为要经历这样的旅途，不如回到叙利亚，“叙利亚不错呀，我想回家，回到我们的枕头床铺上”。
回家？等待的或许是围城
叙利亚冲突进入第六年，短暂的停火并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安宁—据报告约45%的叙利亚人口流离失所，超过400万人逃到国外，致使叙人口缩减了21%；当周边国家因不堪重负而增加对新抵达的人们的入境限制时，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困围城之中，或因邻国封闭边境而前无去路。
对身陷围困的人们而言，暴力的程度没有减少的迹象，死亡和受伤是每天的现实。自去年7月以来，叙政府军在大马士革省郊区、靠近黎巴嫩边境的迈达亚城镇周边，实施围城，不少居民饿死。绝境中的人们，有时会因抢夺食物分发站里仅余的食物而发生骚乱。找不到其他的糖分和能量来源，医疗人员甚至要给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喂食“药用糖浆”（药水）来替代。
该地区在长达半年多时间里，总共约145万人遭到围困，医疗供给和医疗撤离在此区域几乎从未获准。在2015年，联合国机构提出进入叙利亚难以抵达和被围困地区的请求只有10%获准，而在难以抵达地区生活的民众有450万人，还有近40万人生活在15个被交战双方围困的地区。
即便只满足了叙利亚很小一部分需求，在叙利亚的人道工作者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截至2015年3月，40名叙利亚红新月会志愿者以及7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志愿者以身殉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3年遭到绑架的3名工作人员仍被关押。在2015年，无国界医生支援的63间医院及诊所遭到94次不同的空袭或炮击，12间设施被完全毁掉，23名工作人员丧生。
在这样亟需人道援助的地方，针对医疗设施的打击，甚至“双打击”（在首次打击后很快进行第二次打击，针对正尝试救出伤者的救援和医疗人员），也许会是压垮叙利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