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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在这次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国企被出售给个人，首先就要解决员工冗余的问题。数以千万计的国企工人下岗，为此付出了半生的代价。根据政府统计，1998年到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2818万人。在第一批下岗工人中，就业最困难的当属“4050”人员。下岗时，他们大多在40岁到5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又很难学习新的社会技能。目前，第一批下岗工人中有的已经退休，有的面临退休，退休时能否交得起社保，成了检验他们下岗后再就业成功与否的及格线。
要办退休手续，得先补交15万元养老保险
出生于1958年的李英俊（化名），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的一名下岗工人，属于最后一届“4050”人员。上班时，他一直都不知道有社保这回事，直到1998年下岗才从别人口中了解到这个名词。此时，他所在的销售公司已经倒闭，他甚至不知道该找谁去维权。
李英俊盼退休盼了20年，2018年12月他终于盼到了60岁的生日。他退休后将有退休金，相当于“重新有了单位”，生活能有个保障。不过，退休就差“临门一脚”，他却犹豫了：他算了一笔账才发现日思夜盼的退休其实是个“赌局”，他得拼一拼自己的寿命。
下岗许久，李英俊才知道单位没给他交过社保。工人下岗后找不到新单位，就得自己负担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缴纳部分。要办退休手续，他得先补交26年的养老保险，一共欠了15万元，“其中有9000多元的滞纳金”。我要领5年退休金才能收回这笔钱，“活过65岁，后面都是利润，活不过65岁，就得赔本”。
实际上，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了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
此后，政界、学界持续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呼吁。最新的方向是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提出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试点企业包括央企3至5家、中央金融机构2家。
李英俊60岁生日是个坎，他不得不向亲朋好友们开口，“能不能借我点钱？我想退休”。
“4050”人员的失落
在下岗工人中，就业最困难的当属“4050”人员。下岗时，他们大多在40岁到5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又很难学习新的社会技能。
刘新红（化名）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的一名下岗工人，也是一名“4050”人员。她20岁参加工作时，正值富拉尔基区最辉煌的时候，整个区有30多万人。刘新红记得那时候，“上班时间厂前人流如渔汛，骑车想拐个弯都难”。如今望向窗外，半天不经过一个人，偶尔过一个人，不是老年人就是中年人。
刘新红是一家厂办大集体的下岗职工，而下岗职工中，厂办大集体处在了最底层，当初兴建企业就是为了安置回城知青和职工子女。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厂里职位不够，就兴办一些为企业提供配套产品或劳务服务的厂办大集体。刘新红回忆说，她小时候，很爱喝厂里汽水站生产的汽水，“有橘子味和草莓味的，非常正宗不掺假”。单位细心照顾了工人们的一切。孩子们在厂办的幼儿园，一直升到小学、初中，然后读高中，也有一部分人去了职工大学或者电大。平时都在食堂吃饭，生病了有职工医院看病。刘新红所在的工厂，还为职工们建了洗澡堂、电影院、少年宫，住房也是工厂统一盖的楼房，分配给大家。
“工资虽然只有几十块钱，但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刘新红说，一代接着一代，工厂的孩子年纪到了16岁，人事科干部就会上门登记，为孩子们分配工作。一家人都在一个工厂，像世袭一样儿子接替父亲的工种，女儿接班母亲的岗位，工厂是几代人共同的依靠。表面看起来，员工们都拿着低工资，他们的报酬更多地体现在从出生到死亡的一条龙的福利保障上。
刘新红记得工厂通知她下岗那天，“脑海是一片空白”，工厂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她根本想象不到离开工厂到底要怎么样生活。
他们站在工厂办公大楼门前等通知，没有开会，也没有文件，只是口头说，“你们都已经下岗了”，像一个午夜惊醒的噩梦般那么不真实。有下岗通知的，是正式工的权利，而他们是厂办大集体的临时工，是正式工福利体系的附属品。
有些工人下岗时，原本属于他们收入的福利并没有折算成货币，而是依然以低工资的价格计算了工龄，之后就被抛向了社会。国企员工下岗的那些年，国企改革全面推开，东北大量小型国企被重组，剩余的一些大型国企也面临重重困难。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于潇曾对记者说，东北彼时还没有建立起新的产业，为了安排再就业，如果一个家庭全部失业，地方政府至少要安排一个，哪怕是政府雇用，“所以那个时候，政府负担也很重”。
“这是下海，不是下岗”
下岗的国企员工，也有人主动选择自我“放生”，从国有企业的“圈养圈”里跑出来。2001年，江苏油田有3000员工下岗，其中就有齐放（化名）。齐放与其他人不同，下岗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结果，“这是下海，不是下岗”。
下海后，齐放选择了辽宁省营口作为自己闯荡的第一站，接收了当地一座烂尾楼的开发。当时的营口正值下岗潮，整座城市都弥漫着绝望和失落，而齐放却从中找到了商机。楼盘开发没有资金，他就采用卖楼花的形式，承诺建好后将一半的产权分给建筑商。
在齐放看来，同样都是下岗，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彼时的深圳、海南正热火朝天地改革开放，报纸上经常有各种成功人士出来讲致富经，鼓舞了许多像齐放这样的“体制人”。
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鼓励了一大批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活跃分子下海经商，掀起过一股下海潮。而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影响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就是“92派”。齊放觉得自己是受了“92派”影响的一代，所以在他的脑海中，出路有很多，不过他相信自己绝对是极少数，“可能就是千分之一”。事实上，和他一起下岗的3000人中，有一半专业工人最终都没有再去工作，因为他们的专业技能适用面太过狭窄，很难再就业。 齐放自认为是思想开放的人，在下岗之前，他已经尝试做过生意，倒卖了七八趟买卖，“那时一个月工资才七八十块，而我已经赚了3万块”。
齐放的弟弟齐康（化名），也跟着哥哥一起下了岗。与哥哥不同，他感觉自己是被圈养在国企这个小社会里的宠物，突然遭遇了“放生”，“下海后才发现野外生存环境原来这么残酷”。为了拿到订单，齐康说他得陪客户们洗澡、喝酒，一天要洗个三四场，中间还夹杂着三四场酒局，“我这小身板，根本扛不住”。
从前在国企，齐康身上自带着一股傲气，如今却不得不迎合生意场上的一些潜规则，“我适应起来很不习惯，总感觉头低不下去”。
齐康和齐放两兄弟，如今也到了退休的年龄。齐放的房地产生意，正好赶上上海房地产暴涨的十年，赚了不少钱，如今已经成了整个油田子弟羡慕的对象。而齐康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辗转换了很多行业，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致富经。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承接者，开启经济跃升的黄金十年。那段时间，能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装备需求量大，这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利好。留在油田的人工资都在翻倍增长，让齐康有些后悔当初买断工龄的决定。
第一批下岗工人的期末考
能否交得起社保，成了检验下岗工人再就业成功与否的及格线。
1998年的下岗潮，夺走的不仅仅是李英俊的工作，还有他的安全感。下岗前，生老病死都找单位；下岗后，任何风浪都可能会把他们的生活打翻在地。
李英俊的妻子得了白血病先走了，他发现自己也患上了丙肝。肝炎病人身体不耐累，干不了重活，只能打点零工。他有木工手艺，每天只能等着做点零工，“有时候雇主给二三十元，有时候给一二百元”。
李英俊生病前，还曾赚钱供儿子读书，资助儿子买房结婚。他生病后，生活还得靠儿子和老母亲的补贴，儿子每月给1000元，老母亲每月给500元。他每天早起，焖上一锅米饭，炖两根茄子，早中晚三顿都是它了。
厂办大集体的员工大多没有一技之长，再就业最为困难。和刘新红一起下岗的姐妹们，干的大多是体力活。刘新红的一个姐妹就在超市打工，像男人一样搬货，她攥紧了拳头给刘新红展示自己的肌肉，“我可有力气了，不像你整天没吃饱饭一样”。
富拉尔基区是重工业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外出打工是绝大多数下岗工人的宿命，最惨的是走不了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只能留在当地”。
离开富拉尔基区的人，很多去了上海、北京等地做了保姆、保安。一开始大家还遮遮掩掩，大多会说“去大城市去做买卖去了”。手里有些技术的工人，则有机会过上比下岗前还好的日子。刘新红厂里的不少钳工、铆工，都在南方找到了高收入的工作。
不过，下岗最怕的就是得病，“有劳动能力不管挣多少钱你会生存下去，但是生病会改变这一切”。
退休，是下岗工人最后一次人生考试，考过了，晚年生活就有底了。2017年12月21日，刘新红通过了考试。她给自己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庆祝“终于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了”。
刘新红正在计划旅行，过去不打工就沒饭吃，得逼着自己干下去。终于熬到退休，她说自己最想去云南，“看看那些地方的花”。
（据《南方周末》）
要办退休手续，得先补交15万元养老保险
出生于1958年的李英俊（化名），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的一名下岗工人，属于最后一届“4050”人员。上班时，他一直都不知道有社保这回事，直到1998年下岗才从别人口中了解到这个名词。此时，他所在的销售公司已经倒闭，他甚至不知道该找谁去维权。
李英俊盼退休盼了20年，2018年12月他终于盼到了60岁的生日。他退休后将有退休金，相当于“重新有了单位”，生活能有个保障。不过，退休就差“临门一脚”，他却犹豫了：他算了一笔账才发现日思夜盼的退休其实是个“赌局”，他得拼一拼自己的寿命。
下岗许久，李英俊才知道单位没给他交过社保。工人下岗后找不到新单位，就得自己负担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缴纳部分。要办退休手续，他得先补交26年的养老保险，一共欠了15万元，“其中有9000多元的滞纳金”。我要领5年退休金才能收回这笔钱，“活过65岁，后面都是利润，活不过65岁，就得赔本”。
实际上，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了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
此后，政界、学界持续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呼吁。最新的方向是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提出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试点企业包括央企3至5家、中央金融机构2家。
李英俊60岁生日是个坎，他不得不向亲朋好友们开口，“能不能借我点钱？我想退休”。
“4050”人员的失落
在下岗工人中，就业最困难的当属“4050”人员。下岗时，他们大多在40岁到5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又很难学习新的社会技能。
刘新红（化名）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的一名下岗工人，也是一名“4050”人员。她20岁参加工作时，正值富拉尔基区最辉煌的时候，整个区有30多万人。刘新红记得那时候，“上班时间厂前人流如渔汛，骑车想拐个弯都难”。如今望向窗外，半天不经过一个人，偶尔过一个人，不是老年人就是中年人。
刘新红是一家厂办大集体的下岗职工，而下岗职工中，厂办大集体处在了最底层，当初兴建企业就是为了安置回城知青和职工子女。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厂里职位不够，就兴办一些为企业提供配套产品或劳务服务的厂办大集体。刘新红回忆说，她小时候，很爱喝厂里汽水站生产的汽水，“有橘子味和草莓味的，非常正宗不掺假”。单位细心照顾了工人们的一切。孩子们在厂办的幼儿园，一直升到小学、初中，然后读高中，也有一部分人去了职工大学或者电大。平时都在食堂吃饭，生病了有职工医院看病。刘新红所在的工厂，还为职工们建了洗澡堂、电影院、少年宫，住房也是工厂统一盖的楼房，分配给大家。
“工资虽然只有几十块钱，但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刘新红说，一代接着一代，工厂的孩子年纪到了16岁，人事科干部就会上门登记，为孩子们分配工作。一家人都在一个工厂，像世袭一样儿子接替父亲的工种，女儿接班母亲的岗位，工厂是几代人共同的依靠。表面看起来，员工们都拿着低工资，他们的报酬更多地体现在从出生到死亡的一条龙的福利保障上。
刘新红记得工厂通知她下岗那天，“脑海是一片空白”，工厂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她根本想象不到离开工厂到底要怎么样生活。
他们站在工厂办公大楼门前等通知，没有开会，也没有文件，只是口头说，“你们都已经下岗了”，像一个午夜惊醒的噩梦般那么不真实。有下岗通知的，是正式工的权利，而他们是厂办大集体的临时工，是正式工福利体系的附属品。
有些工人下岗时，原本属于他们收入的福利并没有折算成货币，而是依然以低工资的价格计算了工龄，之后就被抛向了社会。国企员工下岗的那些年，国企改革全面推开，东北大量小型国企被重组，剩余的一些大型国企也面临重重困难。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于潇曾对记者说，东北彼时还没有建立起新的产业，为了安排再就业，如果一个家庭全部失业，地方政府至少要安排一个，哪怕是政府雇用，“所以那个时候，政府负担也很重”。
“这是下海，不是下岗”
下岗的国企员工，也有人主动选择自我“放生”，从国有企业的“圈养圈”里跑出来。2001年，江苏油田有3000员工下岗，其中就有齐放（化名）。齐放与其他人不同，下岗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结果，“这是下海，不是下岗”。
下海后，齐放选择了辽宁省营口作为自己闯荡的第一站，接收了当地一座烂尾楼的开发。当时的营口正值下岗潮，整座城市都弥漫着绝望和失落，而齐放却从中找到了商机。楼盘开发没有资金，他就采用卖楼花的形式，承诺建好后将一半的产权分给建筑商。
在齐放看来，同样都是下岗，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彼时的深圳、海南正热火朝天地改革开放，报纸上经常有各种成功人士出来讲致富经，鼓舞了许多像齐放这样的“体制人”。
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鼓励了一大批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活跃分子下海经商，掀起过一股下海潮。而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影响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就是“92派”。齊放觉得自己是受了“92派”影响的一代，所以在他的脑海中，出路有很多，不过他相信自己绝对是极少数，“可能就是千分之一”。事实上，和他一起下岗的3000人中，有一半专业工人最终都没有再去工作，因为他们的专业技能适用面太过狭窄，很难再就业。 齐放自认为是思想开放的人，在下岗之前，他已经尝试做过生意，倒卖了七八趟买卖，“那时一个月工资才七八十块，而我已经赚了3万块”。
齐放的弟弟齐康（化名），也跟着哥哥一起下了岗。与哥哥不同，他感觉自己是被圈养在国企这个小社会里的宠物，突然遭遇了“放生”，“下海后才发现野外生存环境原来这么残酷”。为了拿到订单，齐康说他得陪客户们洗澡、喝酒，一天要洗个三四场，中间还夹杂着三四场酒局，“我这小身板，根本扛不住”。
从前在国企，齐康身上自带着一股傲气，如今却不得不迎合生意场上的一些潜规则，“我适应起来很不习惯，总感觉头低不下去”。
齐康和齐放两兄弟，如今也到了退休的年龄。齐放的房地产生意，正好赶上上海房地产暴涨的十年，赚了不少钱，如今已经成了整个油田子弟羡慕的对象。而齐康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辗转换了很多行业，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致富经。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承接者，开启经济跃升的黄金十年。那段时间，能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装备需求量大，这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利好。留在油田的人工资都在翻倍增长，让齐康有些后悔当初买断工龄的决定。
第一批下岗工人的期末考
能否交得起社保，成了检验下岗工人再就业成功与否的及格线。
1998年的下岗潮，夺走的不仅仅是李英俊的工作，还有他的安全感。下岗前，生老病死都找单位；下岗后，任何风浪都可能会把他们的生活打翻在地。
李英俊的妻子得了白血病先走了，他发现自己也患上了丙肝。肝炎病人身体不耐累，干不了重活，只能打点零工。他有木工手艺，每天只能等着做点零工，“有时候雇主给二三十元，有时候给一二百元”。
李英俊生病前，还曾赚钱供儿子读书，资助儿子买房结婚。他生病后，生活还得靠儿子和老母亲的补贴，儿子每月给1000元，老母亲每月给500元。他每天早起，焖上一锅米饭，炖两根茄子，早中晚三顿都是它了。
厂办大集体的员工大多没有一技之长，再就业最为困难。和刘新红一起下岗的姐妹们，干的大多是体力活。刘新红的一个姐妹就在超市打工，像男人一样搬货，她攥紧了拳头给刘新红展示自己的肌肉，“我可有力气了，不像你整天没吃饱饭一样”。
富拉尔基区是重工业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外出打工是绝大多数下岗工人的宿命，最惨的是走不了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只能留在当地”。
离开富拉尔基区的人，很多去了上海、北京等地做了保姆、保安。一开始大家还遮遮掩掩，大多会说“去大城市去做买卖去了”。手里有些技术的工人，则有机会过上比下岗前还好的日子。刘新红厂里的不少钳工、铆工，都在南方找到了高收入的工作。
不过，下岗最怕的就是得病，“有劳动能力不管挣多少钱你会生存下去，但是生病会改变这一切”。
退休，是下岗工人最后一次人生考试，考过了，晚年生活就有底了。2017年12月21日，刘新红通过了考试。她给自己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庆祝“终于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了”。
刘新红正在计划旅行，过去不打工就沒饭吃，得逼着自己干下去。终于熬到退休，她说自己最想去云南，“看看那些地方的花”。
（据《南方周末》）